去年11月10日习近平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一直受社会各界热议,至今三月有余。三个月来执行情况如何?接下来结构性改革的路径该走向何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今日在北京召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深入探讨。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论坛委员就此发表主题讲话。他们的观点如何?作为最权威的业内人士及经济学家,他们的发言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进行主题发言,他认为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性问题,结构改革也是价格改革。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思维角度倾向于看到市场失效环节,在这些环节政府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实践来看,不见得政府定价能做得更好,例如成品油的定价,不过就是国际市场价格加一个过滤器,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波动成分,最终还是跟随市场价。当前市场中依然存在很多价格扭曲。
周小川还指出,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应对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很多国家的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近两年,国际上很多场合在讨论货币政策过度依赖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搞了一段时间有所过头,供给侧与需求侧应相互配合。
周小川还表示,利率、汇率和价格相关,产能转移应和创造及保持就业相联系。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随着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
财政部部长、亚投行理事会主席楼继伟就“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这个话题阐述观点,他直言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严重不足,而工资过快增长降低投资意愿。
楼继伟表示,近年来工资刚性增长,尤其是近八年来,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这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的竞争力。
另外,他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应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大量类似规定使得企业遵从成本很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楼继伟认为后续改革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平衡好对劳动者保护和企业保护的关系。另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一些职工落户的问题,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的演讲话题是”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的总需求管理”。他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后者处于辅助地位。
易纲提到要适度管好总需求,"度"有三个把握维度:一是不能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二不能超过社会承受能力;三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要守住这三条线。
在总需求管理中,易纲认为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比如扶贫、结构性调整等,是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而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谈及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他认为对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先摸清楚情况,比如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占了多大产能,处置这些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等等,摸清楚问题,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他还提出目的要明确,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当成一个筐,把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也往里装。同时,任务要具体,确定红线好操作。比如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说明降低哪些税费等,应该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处置僵尸企业,从钢铁、煤炭先动手。
杨伟民还表示财政,金融和住房部门都需要从大局出发。财税部门不能因为财税而不降低税率和费率,国资监管部门不能再国有资产的减量方面下不了决心,电力部门不能因为怕减少企业利润就不降低电费,地方政府也不能继续保护僵尸企业。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名誉会员、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在“十一五”时已经提出要加快经济转型,因为存在体制上的阻碍,至今仍未完全实现。去年11月份提出共给侧改革三个月来的执行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理论上说市场机制能促进资源从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部门,实现结构优化,市场激发活力、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有关机构放弃既有利益,往往步履维艰。
另一个问题是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脱节。顶层设计、指导意见和具体执行的配套方案衔接存在问题,"改革空转"问题突出。
因此,吴敬琏认为,今年应力争把新结构性改革主体框架搭建起来,使得各项改革落地生根。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的运行效率,发挥市场的有效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