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

2009年政府采取了强刺激政策，4万亿的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虽然在当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将经济下滑的趋势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随后就掉头直下。

政府干预扭曲了市场信号，对不可预知的政策依赖令人生活在无知的恐惧中。

随后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

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

这说明靠政府投资拉动根本无法抵抗报酬递减规律，而一味地进行投资，债务系统风险已经太大了。可是改变这种趋势也很难。

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依靠地方的市场化实现经济繁荣，是从下而上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形成了市场，人们因为市场交易逐渐发展成城市，城市规模扩大，实现繁荣。

但中国的城市是层层等级森严，越是往上一级的政府越是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出让金越多。上面投资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被硬生生造起来，其他城市就掉下去。

而那些财政的钱却被拿来投资那些“趙家人”的“僵尸企业”，赔了算政府的。政府又只能搜刮民财。税负越来越高，民间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政府又多发钞票，结果人们都去投资股市，捣鼓泡沫，而没人投资实业。

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因为改革不彻底，有太多腐败的机会，依靠旧体制发财致富的势力，积累了30年的力量，不容小看了。

另外中国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利。曾经快速增长的时候，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时机，这样的经验没有吸取，这也许是环境不利的意思吧。

既然眼看着时机溜走，上面的阻力又像泰山一样顽固，而要想建成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本身在专业上、技术上要求就非常高。

可想而知，中央需要什么样的“极大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阻力和障碍”呢？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什么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

第一“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

开车时经常要换挡，换挡讲的就是增速下降。

第二“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

结构调整提出来至少有10多年了，但是调整并不容易，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付出代价。调整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三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三“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前期我们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就是用需求刺激，主要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增加需求，它们都会造成货币超发、债务增加这些相伴随的后果。

四降一升

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一方面是工业品价格下降，按出厂价格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处在通缩阶段。工业企业利润随之下降，如果成本没有大幅度下降，那么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又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了。因为前期刺激使得债务增加得很快，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率，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可能出现危机，出现经济链断裂。

两种分析框架

两种对策思路

面对问题就要找寻它的原因，找出对策思路。

总体来说，有两种分析框架去分析产生这些挑战的原因，和相应的应对办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需求侧这三个因素在中国称为“三驾马车”。

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

 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

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三个主要的负面结果是：

★ 投资回报递减

 经济学有一个规律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常用增投资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它的效果是越来越差。

 这条规律在我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从2009年一直到去年第三季度，几乎每年都有一轮刺激，强度差不多，但是效果呢？2009年那次拉上去好几个百分点，增长率到了10%以上，后来就每况愈下。

到2015年刺激政策就完全没用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 杠杆率提高得非常快

在分析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状况时，通常使用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债务率（债务对总资产的比例），另一个是杠杆率（债务对GDP的比例）。

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总的杠杆率大概在300%左右，即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的三倍。

★ 货币超发导致经济泡沫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之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这种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除了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效率比起过去提升了很多。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仅仅是采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引进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

正确的方针

用改革推动体制完善和提高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

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问题不是三五年就能解决的，一般规律是生活水平越高、文化水平越高、出生率越低。

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

“十三五”提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五中全会以后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控制和化解风险

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现在风险积累是很明显的，所以要用一些办法保证不出现大的风险，不出现系统性的危机。一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① 停止没有或过低回报的无效投资；

② 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

③ 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

④ 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

⑤ 停止“刚性兑付”；

⑥ 盘活由于粗放增长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政府不采取救助措施，会在短期内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得使用短期政策来渡过难关。短期政策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结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造成大灾难。

所以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用赤字来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则是确定无疑的。

拧紧责任螺丝，

抓紧搭建市场体系的主体框架

最后，推进改革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必须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中央深改小组第20次会（1月11日）和21次会（2月23日）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