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所为什么还没做大

作者：汤敏      出自：录音整理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和茅于轼先生早在1985年就认识了，1988年，他们一起主编了经济学畅销书《现代经济前沿》。此后，他们开展过很多合作项目。谈到天则所十年来的发展，汤敏表达了自己的赞赏和思考。汤敏说话非常有条理，语速低且平缓，即使是呼吁，也似娓娓道来。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待天则所出现的意义？

　　汤敏：在天则所出现之前，只有大学、经济研究所、部委的研究机构等是可以进行研究和制定政策的机构。当时，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有一种倾向，即而各个政府部门政策都是由这个部门自己制定，比如铁道部制定铁路政策，电信制定电信的政策。如果这些部委内部没有企业，那么部委制定的政策能够代表社会利益，但是，部委也有自己的企业，有部委的利益。长期下去，部门间的利益格局就更难以打破，也就需要更多的协调机关，凡是跨行业做什么的时候，也就更困难。所以，国外制定政策强调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天则走出了第一步。它是第一个民间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民间的”和“独立的”这两点格外重要。他们开始提出对于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把社会上代表不同利益的观点和看法反映出来。他们是国内第一个这样的组织，到目前为止，也是极其难得的。

　　商务周刊：1993年以来的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转型最剧烈的一个时期，其间需要很多政策咨询。但是，天则所的发展却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取得很好的效果，到现在，他们的发言权仍然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环境原因，那么天则所为什么存活了下来 ？

　　汤敏：天则所创办之初，就很艰难，十年过去了，依然艰难。现在的情况仍然差强人意。本来，天则所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天则存活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有社会需求；另一个方面，和天则的创办人的努力和能力分不开，他们在办天则所之前，做事情都很成功，现在又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天则上。天则所能走到这今天一步，已经很不容易。

　　商务周刊：那么，天则所又为什么没能够做大呢？

　　汤敏：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民营企业还没有支持的意识。他们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研究支持与注意都还不够。像天则这样的研究机构发展强了，发出更多的声音，才会对民营企业的整体环境有帮助。比如，我们曾经和天则合作过一个“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建设部也参与了。并且在成都做了一个水厂项目。这些事情，不是对哪个单个的民营企业有好处，但是对整体是起到推动作用的。如果大家都有搭便车的心理，这辆车就不会存在。支持包括金钱和双赢的合作等多种形式。我也希望在这里呼吁有眼光的企业家，更多关注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政府的支持。现在比以前已经有很大进步，但还是不够。目前，政府采纳社会上的意见主要有3种形式：1、各种形式的听证会；2、形式不一的向专家征求意见；3、独立的机构得到少量的为政府做研究的机会。这些方式显得很零星，缺乏系统性。比如听证会，需要有对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人或者机构来提出意见。而不能只靠一、两个人来做。

　　商务周刊：这样的局面能够如何得到改善呢？

　　汤敏：我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对经济研究机构的扶持。现在政府采购都实行公开招标，对于政府咨询采购，为什么不能实行呢？可惜的是，政府咨询采购招标的规模现在却远远不够，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告，说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相当于1.5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费（中国每年要修建3000公里高速公路）。政府目前还没有进行咨询采购的习惯，在社会科学上投入还不足够。

　　政府应该创立一套政府咨询机制，拿出更多的政策咨询项目，采用公平和有规则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使得政策研究机构有竞争的平台。如果在公平情况下给予资金上的补助，也是可以的。这样，会有更多的天则所出来。

　　商务周刊：与此相反，我们知道，像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一些国际机构近年来投入非常多的经费在中国政策的研究上。

　　汤敏：是的，我所在的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就要投入约1100万美元在中国政策研究上。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投入的研究经费更为庞大。这些国外机构在中国做各种各样的政策研究，有的研究项目是和政府部门一起合作开展，一些是独立开展。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一部分研究可以直接提供给政府部门，一部分可以通过在媒体发表或者研讨会上发布的方法产生影响。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中国政策制定。这些研究不是不好，相反，对中国政策制定也非常有帮助。但是，另一个方面，需要看到的是，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就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在国外10几年，看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政策验机研究研究几乎完全被国际机构所垄断。事实上，政府应该更舍得投入，支持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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