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去年11月以来最热门的口号“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这个提法比较新，但是内容已经困扰我们几十年。

　　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或传统，新的提法、口号、思想提出以后，开始不接受，经过讨论、宣传贯彻接受了。过几天以后到底他里头讲的是什么呢？忘了、混乱了。各人有自己的理解，这个口号提出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以“结构性改革”为标题的书就十几本，实际上观点差别好像很大。

　　在实际的贯彻中也很混乱，所以需要对中央提出的这个方针有讨论，有共识，这样贯彻起来才是沿着同一个方向进行的，这不是用强制办法，而是讨论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然后大家形成共同的看法，这样步调才能一致，才能贯彻下去。

　　这次来先是到广州，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提出来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

　　为什么把“下行”提出来，我们当前碰到的挑战看起来核心问题、症结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其他一些特征好象都是跟这一点相关的。对于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八届五中全会判断我认为是准确的，“我国发展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是什么状况呢？在最近三年从中共中央有两个提法，一个是从内容上讲的，当前挑战状况是“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果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搁起在一块出现了。现象上看这是“四降一升”，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可以看到中央这两个判断都是讲增速下降，所谓的换档期就是增速下降。

　　所以看起来我们面临的“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核心的问题是，经济是一种趋势性下行的状态。这就提出问题了，经济进入下行从理论分析，在21世纪初期已经有经济学者提出来了，就是所谓“潜在增长率下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他们在21世纪初期就提出来，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是爆发出来呢，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把它撑住，但是它早晚要爆发。什么时候要爆发，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所以，21世纪大概在03年、04年、05年开始，人们又开始关注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但是很多人进行了研究，或早或迟，到了近来就更多了。但是在寻求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好原因以后，找出应对的方针、方略，这时候大体上是两种脉络，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针。

　　第一，  解读经济下行原因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对策思路。

　　从根上说其实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一侧是总需求，总需求=GDP总量=总供给，但是这种方程并不表明因果关系。GDP从需求侧来说，等于三个东西相加，消费、投资、净出口。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加起来就是总需求，总需求是等于GDP的。另外GDP增长从供给方面来说，有哪些决定因素，第一是新增劳动力；第二是资本形成，投资不一定形成了资本，作为供给方来说这个因素是新的资本形成；第三是效率提高。

　　分析的时候变成了两派人，第一派人说，自变数是需求方，GDP是因变数，是由自变数形成的，这一派是需求方，就是现在的需求侧去分析增速下降的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一直到提出供给侧问题以前，这段时期主流的占优势地位的分析方法是需求方的分析。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说起为什么增速下降就是“三驾马车力量不够”，甚至报刊说“这是经济学的定理”，其实不是定理，但是被人们误认为定理。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怎么来迎接挑战，怎么来迎接增速下降的挑战，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2009年是“保8”，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结果很成功，不止8%，到了10%，这证明是一套好办法。

　　这套办法还有很多人反对，特别是有些经济学家，说理论不对，很明显这种分析方法是从凯恩斯主义来的，因为凯恩斯主义说，决定增长的、限制增长的就是需求，不是说为什么出现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有些人卖了以后把货币放下来了，所以总需求是小于总供给，所以就出现了经济危机。怎么办？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造需求，经济就恢复了，所以这是从凯恩斯主义来的。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整体不对，虽然凯恩斯主义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他还是占优势的一种说法，比较右一点的凯恩斯主义的和左一点的凯恩斯主义的现在都是很占优势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是完全否定的，在我们中国来说北有张维迎、南有许小年教授，他们完全否定的，他们认为这种分析理论上完全不对。

　　也有一些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我并不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但是我认为是要提起注意，凯恩斯主义用这种分析法他对应的是短期问题，反对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说“你凯恩斯主义根本不对，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达到新的均衡，不要用政府政策去拉投资等等。”凯恩斯怎么回答呢？他说“对，从长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在短期你必须要采取这种办法，否则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很有名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意思就是说，比如洪水，洪水来了早晚要退的，但是如果你不堵口、不筑堤，水退的时候人已经淹死了，短期要用这个办法。凯恩斯认为他这套问题是应对短期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问题，所以其实认为凯恩斯主义有对的地方，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Y=C+I+（Ex-Im）+（G-T），用短期框架分析长期的问题这对凯恩斯主义也是误用的，当然这是理论。

　　实际发生了什么问题？至少从09年开始就开始用这个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先是保8，后来保7，现在是不是保6.5还是怎样。长期用这个办法出现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经济学有一个定理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用投资去拉动增长，用久了以后投资效果就越来越差了，回报递减。就是在施化肥的时候，开始生产一斤化肥增产了三斤粮食，但是到后来把化肥洒下去没作用了。我们投资碰到同样的问题，2009、2010年两年4万亿的投资，09年10万亿贷款，下去以后马上就增长率跳上去4点几个百分点，而且维持了两年在8以上。然后就下来，下来以后再刺激，刺激的时候大概每一次刺激开始的时候上去1—2%，维持2到3个季度。到了后来上去不到1%了，维持了1个季度又下来了。后来愈演愈烈，到了2015年就很明显了，刺激的强度并不低，可是不动，照样下台阶。今年1季度的刺激强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强的，那比09年还强，增长率比去年4季度又下了0.1%，他不上去了。这说明正效应越来越差。

　　另外一方面负效应积累。负效应积累从现象上看首先是货币超发、信用膨胀，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收藏品泡沫吹胀，他在总的公民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就是杠杆率提高。在2013年开始有几个单位开始研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觉得更好的应该叫“国民资产负债表”，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上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或者是国民的资产负债表。开始社科院、中国银行，还有现在央行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复旦大学开始研究，大体的结论说有一点问题，但是问题不大，特别是社科院的李扬教授他们认为有净资产，净资产还很多，所以不会有问题。

　　可是到了2014年的研究、2015年的研究，就发现更多的问题，就是一个负债增速太快，到了2014年去年初期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他就放警报了，就是我们的杠杆率超警戒线。大体上有差别，有的低一点、有的高一点，大体上这个杠杆率在250到300这个范围内，所谓的杠杆率就是说总负债对一年的GDP产量的比例。一年的产量到2、3倍，他就是有出现偿债困难的问题。如果负债率太高，甚至有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250—300这个杠杆率在世界上是排名前列的，比我们高的比较大一点的国家就是日本。

　　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位债务积累最多的是企业，第二条就是地方政府。日本也有过这个阶段，在过去也是企业的负债率太高，后来他的办法是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杠杆去取代企业的杠杆，所以现在他这个负债是集中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他中央银行大量地买股票，那就把企业代还了，把负债转移到中银身上去了。作为一个大国，比较强的国家，在人们心中信用度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是比较高的国家，在中央银行负债和中央政府负债，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行是不大的。中国出现两个问题，地方政府负债很高，承受率比较差。为什么现在中央政府采取政策，就是财政部长说的，用中央财政的杠杆去减低地方政府的杠杆。

　　更加第一位的杠杆率最高的是企业，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125%，现在还在继续增高，125%这个就很高，欧盟对于企业总负债的要求是不能超过GDP的90%，我们2014年超了欧盟标准的35%。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你企业总体来看，他的杠杆率太高，他的某些环节他就会发生断裂，就是所谓资金链断了，还不起债了，破产了，跑路。这个东西是会传导的，因为一个企业破产了，另外一个企业有他的资产作为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或者是给他做了抵押，这个资产负债表就要减低。另外企业可能发生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所以杠杆越多，金融风险积累就越高，他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提高。别的比如说泡沫吹胀，泡沫太胀了早晚要破的，我是相信这一条，没有不破的泡沫，当然这一点我们在国内已经争论了十几二十年了。

　　所以即使用这个办法，他的正面作用越来越低，而负面作用积累起来了。这个负面作用累起来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系统性的风险千万不能来，日本你看他上个世纪80年代多么红火，90年一下子下来到现在都起不来。他还是在很高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出现了停顿，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这种岔子不能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套做法，是不是对中国是一个好的办法。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要分析长期问题不能从需求方面分析，要分析供给方面的因素。09年我跟清华的钱颖一教授去参加产业性高新论坛，他分配给我们这个小组一个题目，就是“三驾马车没有力量，我们怎么想办法增强？”我们两个在准备会议的时候一合计，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嘛，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来一再地说这个分析方法可能不是对的。比较近的一点是青木昌彦教授，他去年4月份去世了，3月份的时候他三次来中国，最后一次是在中国的“金融40人论坛”上提了一个论文，一上来就说，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应该用需求侧的分析，例如三驾马车，而应该分析供给侧的各种因素。供给侧的各种分析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就是从劳动、资本形成、效率三个因素去分析他的GDP的动态变化。

　　这个分析对于解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是很有解释力的，而且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能够保持。对于我们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也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长期保持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我们过去的情况是这样的，世界大体上中度的结构是投资的贡献大概占25%，劳动的贡献多少不等，西方国家效率提高就是“A”，这个公式最早是罗伯特索洛提出来的，所以这个A叫做索洛余量或者是索洛残值，就是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增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是TFP，就是效率提高。西方国家效率提高占的比重比较大，东方国家效率比较低，在改革开放以前有好几个计算都说，效率提高在我们的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0，过去他不是靠效率提高的主要是靠投资，靠资本形成。

　　所以你只要积累一高就出事了，比如“大跃进”，58年的时候积累率从20%几一下子提到了31%，就开始出事了，后来最高的时候可能到过40%左右，就是积累跟消费的比例。改革开放以后积累比例还是很高，但是新加了一个因素，就是效率提高的因素，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有了相当大的增长。改革和开放这两件事，对于我们效率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最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是把城乡打通了，过去我们苏联式的工业化都是把城乡隔绝起来的，资源不能自由流动的，要由政府来分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允许两个市场中间的资源流动了，他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在农村低效利用的一些资源，譬如说土地、劳动转到城里面来。当然我们总的效率不高，但是城市的利用这两种资源的利用效率都比农村高得多，所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提高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开放，开放对我们效率提高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自主创新还没有能够发展起来以前，很简单地用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一下就把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了。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什么简单的东西都做不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你看珠江三角洲这些织袜子、织布的都是世界最现金的织机，因为开放了，开放了以后我们可以买他们的设备，另外外国人还可以来投资。

　　这种情况到了21世纪初期，有人说是04年、有人说是05年、有人说是07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L”，新增劳动力开始减速，这就是社科院的蔡舫教授在06年，我们“50人论坛”在山东田横岛开会，开会蔡舫就说我们研究调查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那时候多数人都不相信，到后来大家都相信了，真是这样的。所以刘易斯拐点是说，刘易斯说在二元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供应是无限供应的，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就是无限劳动力无限供应的这种情况已经变化，这种曲线出现了一个拐点，拐下来了。

　　另外一个是城市化的过程，青木昌彦3月的论文里面有很细致的分析，他把这个过程叫做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自愿向城市转移，他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到了末期。但是这个事情也有一些争论，现在农村大概还有1亿人需要转移到城市。可是另外一种意见说，是有这1亿人，但是这1亿人其实基本上是老弱幼儿，因为我们城市没有能给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进不来。你创造了条件让他们进来，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在生产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提高这个经济效益。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广东、在深圳应该是能够体会到的，就是我们经过这二十多年发展，技术水平飞速提高，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个远远落后的跟随者了，在很多领域都是跟西方国家同跑者，差距不大。甚至在个别领域我们还是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你用简单的买外国技术这不行了，引进外国技术不行了。你哪怕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你要有自己的创新，不然地话你就上不去了。

　　所以到了21世纪的初期，这个研究就表明，白重恩的研究还有一个伍晓鹰教授的研究，伍晓鹰教授是日本一桥大学和美国的有关学术机构，他们两位的研究虽然年代有一两年的差别，但是结论是一样的，曲线形状是一样的，就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因为我们效率提高的速度大大下降，所以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他们说在第二个十年潜在的增长率好象是5还是6%。所以青木昌彦3月的文章就说，因为现在中国供给方的因素减弱，所以就出现了经济下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和出路在哪里，怎么来应对呢？不是说增加需求，而是想办法要加强供给方这些因素，这些因素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A”，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你说这几个因素如果是按人均产值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资本，资本形成，另外一个因素是效率提高。资本再加资本现在不行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就不可能解决我们下行的问题。这就是供给侧分析他得到的结论。

　　所以从关注需求侧，讲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转到要提高供给方面的效率，这应该说是我们领导上在宏观政策决策的一个重大思想的变化，最近我们的这个讨论还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就是说至少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同志认识到了，不要一来就扩需求、发钞票、搞投资，要想办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要提高效率。

　　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的问题，他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解释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他说分为三个因素，一个叫供给侧，一个叫结构，一个叫改革。供给侧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刚才已经说过了，后面这两个我认为是一个因素，所以我把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解为两个因素，一个叫做“供给侧”，一个叫做“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把“结构”单独列出来说，我下面会解释为什么不要把结构单独说出来，因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整个的事。

　　刚才说了要根本解决问题关键是在于提高效率，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要提高效率这个事不是新提出来的，这个已经提出来二三十年了，最先是张思平院长说的研究生院的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1980年赵紫阳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然后就组织国务院有关研究机构，包括马洪同志当时是社科院院长，又是我们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也参加了这个研究。叫做“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后来弄出来叫做“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1981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这个方针，就变成了国家的方针。

　　十大方针有各个部门应该怎么做，有投资应该怎么安排等等，十项。十项是围绕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所以用的词是一种半苏式的、半现代经济学，叫做“提高效益”。提高效益是中心。

　　后来学了现代经济学，也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正式提出来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1995年的时候。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来的，国家计委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有问题就是效率低，就用了苏联人在60年代提出一个口号，要从粗放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什么叫“粗放的经济增长”，他是从《资本论》第二卷里面找出这个词，内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生长函数，所谓的粗放的经济增长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经济增长。他们发现苏联虽然增长率比美国快，但是效率太差，所以西方国家虽然增长的速度慢，但是他效率的贡献大，所以苏联怎么也赶不上，他在60年代总结他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他59年提出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搞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一总结，发现增长率因为比较高，所以他的经济总量的差距缩小了。可是他提出一个问题，苏联的增速因为资源的紧缺增速正在下降，所以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更加严重的是，技术水平的差距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拉大了，所以他们总结这个问题最后出现在哪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入资源实现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益提高实现的。所以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常常出现这种引喻失义、数典忘祖的情况，前一两年我在浦东的干部学员作报告，我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请哪一位同学能不能告诉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从哪里转到哪里？结果没有一个人说出来。比较近似地说，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个不是他的原义。总而言之，我们“九五计划”规定了，因为那时候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以改革还是对他有影响的，就是有所进步。“十五”计划有所倒退，“十五”计划出现一个好事，就是城市化加速。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下这个好事的负作用极大。城市化加速因为我们的土地制度，所以各级政府拿到一笔大的资源就是土地。用很低的价钱把土地从农民那儿拿来，然后再批租，再把这个利益一部分政府得了，一部分给批租的对象得了。于是就掀起两个高潮，一个是造大城，造城运动，形象工程。另外一个是叫做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时代，深圳最先提出这个口号说“深圳的毛病叫做结构偏轻”。

　　“十五”计划整个往回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炼油厂、汽车厂、钢铁厂等等，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东西。“十五”计划到了05年执行完毕，要开始制订“十一五”一场大争论，两派意见非常激烈地争论，我自己一方面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我们有一个小组，讨论“十一五”怎么制订，另外我是信息化专家委的，在专家委会上我又作了一个讲话，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说这个不行，所以我也答辩，文章也写得长，最后就成了这本书，这是为了“十一五”的一本书。

　　“十一五”就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全部经济工作的主线。可是“十一五”这个讨论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九五”计划规定了后来不但没有实现，还开了一个倒车呢？很热烈地讨论。书记讲了这个讨论结果很复杂，简单地说一句话，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在哪里呢？一句话来说，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具体的有很具体的，就是说在重要资源主要是政府在配制，另外又把GDP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绩表现，于是各级政府都要用自己配制资源的权利来营造一个高速增长。搞重化工业、搞资本密集型的，最容易实现政绩目标。

　　所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那就需要推进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这个改革是全面的。“十一五”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是实际“十一五”期间，虽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做各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在“十一五”期间改革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落实。后来有一次一个高层论坛上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十六届三中全会说得那么具体，那么多的要求，为什么没有动作。这是公开讨论的，大体上结论是这样，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要改政府自己的命，革人家的命容易一些，革自己的命相对困难。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20世纪的改革得出了很大的成果，所以21世纪经济状况非常地好，这种情况下更加增加了人们的惰性，既然经济情况这么好，要改革还要痛，何必痛呢？继续这么下去不是很好吗？结果就耽误下来了。

　　到了“十一五”最后的一年，2010年中央提了一个新的口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在中央党校办了省部级“加快经济转型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开班讲话，讲了50次“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了二三十年，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原因是因为有体制性障碍，怎么才能实现呢？要加快改革，这是结论。其实以后我们提出的好多新的口号、新的方针，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说法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叫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作深入地讨论，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比较清楚的解释，就是从刚才我们讲的，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他某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逐渐地消退了，如果找不到新的驱动力量，他就停在中等收入那里上不去了。这个力量是什么，其实就是创新，就是提高效率。

　　再一个是前年提出来的，叫做“引领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说的是什么，中央一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各行各业都说“我们现在都进入了新常态了”，什么新常态啊？总结起来，中央领导同志说的“我们要适应新心态、引领新常态”，说新常态有两个特征，用他们的表达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另外一个特征从数量扩张或者叫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增长。后面这个特征有时候把他分解为好多个特征，其实就本质来讲，讲的是同一件事。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这两个转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两个转向不同步，第一个转向不是向那里转，他已经在那了，已经转到中高速了，甚至还有进一步往下走的趋势。第二件事，是要争取做到的，那要做到，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形成的一个常态就是最早资产管理公司讲的那个新常态了，那个新常态就是长期衰退，那个不是我们要的新常态。我们要的新常态是两个转向同步的，速度是下来了，但是效率上去了，那个常态是我们希望的。

　　你说西方国家他有个4%、5%的增长率好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的速度下来了，哪怕比现在还低一点，只要效率上去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们就要努力争取。你努力争取怎么办呢？最后推动的力量是改革，所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其实做出了很好的设计，我们现在就这样把他实现，把他落到实处。所以改革能不能实现转型，能不能提高效率，他取决于改革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来。

　　“结构性改革”是什么意思？结构性改革是讲的改革，为什么我不大赞成把“结构”两个字单独提出来呢？因为现在有一个倾向，把“结构性改革”说成是“结构性调整”了，是政府去调结构了，好象有这种倾向。“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很少用，但是在西方是个通用的词，甚至我们通常用的词叫“体制改革”，翻成英文的时候常常翻译成“structural  reform（结构性改革）”，他们为什么用“结构性改革”，我们为什么用“体制改革”呢？我们跟他们有一点差距，他们是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了，中间某些结构有毛病，他们要改那些个别的、具体的结构。而且是从一个计划经济或者是命令经济，整个变成市场经济，在我们2000年已经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体制改革叫做结构性改革。

　　西方至少有三次相当多的国家提出来结构性改革，04年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概在2010年到2014年有一次，最近有一次，最近就是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会议，他最后的宣言《公报》里面讲了，20国集团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下文献，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一些西方国家提出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IMF的研究中心主任拉詹，就是写《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拉詹是他的研究部主任，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主题是说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他里面解释什么叫结构性改革，他说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于某些制度构架和政府的监管构架进行改革。为什么这么难，这个结构性改革，改革这个事情长远来说对大家都有益，但是在短期有一部分人要承担一些成本，所以人们就很难接受。

　　后来在二十一几年，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读者就写信问他什么叫结构性改革，他有一篇短文是这么说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方式。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流行，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他说的是要改这些东西。

　　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改革，是制度的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

　　把以上的内容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完整地说，我们当前情况下应对挑战的方略是什么？就是在稳住大举，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集中主要力量，励志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现在风险已经积累了，小的风险曝露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要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要为改革争取时间，解决问题要搞改革，但是改革不能马上见效，你需要用这个办法稳住他，给改革留出时间来，然后我们通过推进改革，使得整个方向调过来，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分开来说，一是怎么在现在风险积累到相当高度的时候，怎么样来稳住大局。我想是两个方面：

　　一是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一个是控制风险，就是风险已经存在了，怎么想办法控制住它，而不要发生连锁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下子倒下去一大片。

　　另外是对现有的风险想办法化解它。

　　比如说现在不要病急乱投医，弄好多的投资进行那些没有回报或者是回报很低的一些建设项目。要妥善地处理地方政府的债务，要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资本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最大一笔的隐性负债就是社保的缺口，这个缺口很大。三中全会做出了决议，就是要调拨国有资产去补充社保基金，他觉得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把缺口补上，否则的话他爆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应付不了。另外一个，现在统筹缴费还是太高，你用这笔资金去补充以后可以降低缴费率，现在企业负担太重了。

　　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要停止“刚性兑付”，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者是重整，这就是说把小震震了，把风险释放了，不要积累大震就受不了。

　　还有一条很难做的，但是数量不小，我们有大量的死资产，一个是有些城市有大片的住宅，也是卖不掉的，有的过去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县里的人都可以来，来了以后上省会的户口。但是这个潜力也有限，而且把地级市、县级市的资源都吸干了，整个来说也很难。另外一些资产，有些地方大量有开发区，那些基础建设都搞了，但是没有什么企业进入。总而言之要想出办法和措施来化解风险。

　　另外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有时候还是应该用的，但是要讲究怎么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两类，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我们需要注意，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就是野村证券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写了一本书讲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他里面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值得注意，他说当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比如泡沫破灭了，金融偿债困难，这种情况下之下，他因为现金为王，所以人们即使有了钱他要保持他这个钱的流动性。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货币政策没什么用。货币政策你给了他钱他不会投到实业里去，他一定会找那种流动性强的、容易跑的，说跑就能跑的那种地方，比如说股市。

　　所以他认为在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之下，要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用财政政策，我同意这个观点。所以要提高财政赤字的力度，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赤字政策。但是下一步这个扩大赤字，就是提高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增加支出，一个办法是减少收入。中国的官员都喜欢增加支出，中国人说话就是“手中没有一把米，呼鸡也不来”，如果你手中有一把米，呼鸡就会相应了，能够得到选票。但是政府去付钱，不管是投资也好，去补贴也好，这个效果一般说来都不好。我认为主要的方法不是说不增加支出，比如社会保障的支出，比如基础教育的支出要增加。

　　但是主要是减少收入，我们一般提的口号是“结构性减税”，我认为这个办法不好，这个破坏竞争。我建议主要的是要普惠性的减负。现在我们的企业家缺乏信心、缺乏积极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光减一点税也不可能马上解决，但是总有些好处，其他方面当然也应该做。

　　从这两个方面去下手，我觉得能够保持一段时间里不爆发，带病延年，利用争取了时间以后进行改革，逐渐地转入良性循环，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早点动手，延迟得太久了也会有问题。

　　这良好套政策是我们去年在讨论新常态的时候提出的，有一些已经在实行了。

　　第四，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现在我们做的事就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来。

　　好的体制总地来说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说的两句话，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现在好象有一种理解，三中全会说了两个都要发挥作用，半斤八两。我觉得要弄清楚，两者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各自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基本功能在我们经济学上说是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有效配制资源，第二个是形成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企业家和一般的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你看我们要实现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当前重点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市场针对的问题，“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实现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制”，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要做这么一件事，这个市场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政府来做，去产能、去库存，要下指标，哪些产能取消了，补短板，要发展哪些产业我给补贴、给资助、给贷款，发展哪种产业，用什么技术路线，其实政府来做，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些年，包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做的结果怎么样。

　　去年我们在北京有一个“电动车百人会”，去年开会就总结了一下，有关方面说我们要实现我们的电动车发展计划，结果老实现不钱花得很多。去年以前据说花了1千个亿。也总结了，总结说有些钱花得不好所以没有起效果，譬如说有一个中央发动的“十城千辆计划”，选择十月个城市，每个城市给1千辆大车，大巴士的补贴，补贴的强度很高，希望十城千辆有1万辆的规模，可能接近最低的所谓优先规模，最低的经济规模达到以后他就能够自己转起来了。结果补的方法错了，本来是应该补需方，如果在市场中需要补的话，就是补消费者、补购买者，结果用的方法是补供方，补给生产厂商。于是各地纷纷要求“我也参加”，最后是25个城市，一个城市1千辆就是2.5万辆的大车，这个应该说到了最低的有效经济规模了，但是因为是补供方，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1千辆、1千辆地补给了自己，结果洒似一个胡椒面，这个钱完全无效，用了。去年改了，去年主要是补需方了，但是我们这个法制上好象有问题。来了一个假需房，左手卖右手（众笑），勾结起来。供方卖给需方，需方拿到补贴了把这个钱还给供方，再买一次，两方把这个补贴分了。现在1海月没有查完，现在正在查这个骗补。于是政府在里面要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另外一个是降成本，或者还有去杠杆，这个事现在的人也是老用这个办法，就是用行政命令。有一个我们的移动通讯供应商的副总跟我说，“我们的日子真难过啊，有的部门给我们下指标，要我们提网速降资费。另外一个部门又给我们下指标，要我们增加盈利上交。”政府也够累，我们也是很累。，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放开竞争，我们自己都会努力去做。”我们都知道这个竞争是很差的，你看三代移动通讯，工信部发了三个牌，一个牌是上午发的，两个牌是下午发的。为什么他批准了三个执照要分两次发呢？他说第一个叫做“自主的技术”，所以我们要表现出来我们支持自主技术。实际上这个技术好象在三代的时候不太成功，所以负责推广这个技术的运营商并不喜欢搞这个，运营的效果确实也很不好。

　　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市场去做，他可以做得很有效率。

　　我们政府要做什么呢？三中全会说的，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更好”是跟谁比更好？跟过去的做法比更好。过去的做法是什么呢？习总书记在《三中全会决议说明》里面说了，核心的问题，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去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干的，不能够直接地组织融资，直接地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我常常看到我们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或者是地方领导同志，到了企业去就指定他“这个技术好，你们搞这个技术。”他怎么能知道哪个技术好呢？不要说官员不知道，企业家其实也不知道，最后是市场决定的，由市场来判断。

　　这种例子太多了，过去美国技术好得不得了，最后破产完事了。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地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好象看起来很好，我对这个现金企业、我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他很大的、很强的政策倾斜，给他扶助。是，你扶助了他，打击了千千万万。我们深圳从来都是扶助力度很大，但是他有一条，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你对某些扶助力度大了，意味着对别人的扶助力度就都小了。

　　比如支撑电动汽车我们的扶助力度很大，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声望最高的院士告诉我，他的学生搞政绩材料可能是世界先进水平了，我自己也去看了，想在这儿要20多亩地，就是要不下来。最后找了好多的领导，应该说这些领导很帮忙，过了几年还是要不下来。我后来就去问了怎么搞的？市里面有的领导就过问了，他就说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他不在我们的重点扶持名单里，我们就得走程序，这一走程序几年下不来。这种事情是相当多的。

　　政府应该要做一些事情，正确还是应该“有所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政府有所为他是要提供公共品，比如说一个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他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他应该去做。有一些微观的事情可能要介入的，但是现在要讲究方法。

　　现在很热门的话题是PPP，PPP这个东西主要是针对那种准公共品的，第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原来半导体集成电路很落后，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追赶的时候，就用了一个PPP的办法。他找了8家半导体公司都出资，然后对应出资，组成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然后来开发，然后把所有的专利、所有的专有技术都向社会有偿提供，做得很成功。后来很多国家都用了这种办法，或者是用PPP，或者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来开发这种共用性的技术。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开发是竞争前，竞争前的开发可以补贴，到了产品竞争的时候就不能补贴了，你补贴一个企业就打击其他所有的企业，这是破坏竞争。

　　对于那种外部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进行补贴，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但是这种时候一定要讲究方法，关于电动汽车减排，我想美国加州用的办法最好，他不是用补贴，他用的是排放额度交易，特斯拉拿到很多钱，他不是从政府拿到的，他是卖排放，他是零排放。有些做汽油燃气汽车的他是要买这个排放指标，通过这样一个办法不用出钱就把限制排放的成本承担在那些燃油车的企业身上。当然这是要有比较好的社会诚信，要有比较好的法制，碳交易市场我们不是出了一个问题嘛，人家说我们造假，我们权威机关乱敲桌子说要减排多少，所以改革是一个全面改革。

　　还有一个规划，规划是提供一种预测性的信息，不是计划的规划。

　　既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防止，财政部的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最新提出，就财政部的情况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三中全会的改革规划存在这种趋向，文件发得太多，他叫“冰上开车，空转”，第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没有时间消化和落实。

　　所以看起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视的，所以最近的好几次深改小组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是讲“要拧紧螺丝，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这些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

（本文系作者4月25日做客“智库报告厅”时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