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信息》：您怎样看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现状？

    吴晓灵：去年改革中有深远意义的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

    金融本身就是配置资源的工具，资金的配置效率决定了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配置资金重要的指示器就是资金价格，对内就是利率，对外就是汇率。资金价格的改革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改革。

    去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取消了利率管制，把存贷款的定价权交给了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上只剩下两件事：央行还在公布基准利率，今后会逐渐取消。在金融机构定价能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央行还在公布基准利率，目前还在培育贷款基准利率。

    目前没有确定政策目标利率。市场上可以看出来，人民银行在培育利率走廊，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常备借贷便利成为利率走廊的上限，如果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超过这一水平过多，说明市场资金紧缺。利率走廊的下限就是超额准备金利率。如美联储公布的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我们选择利率走廊还是明确的政策利率，目前市场上还有争论。

    国债收益率曲线还不是很完备。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大一步，但还有未完的任务。汇率改革从1994年改革以来，就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在实行政策的过程中，目前我们能够上下2%，浮动区间足够大了，但还是中间价市场化程度不够高。“811”汇改实现了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公布了汇率指数，一直在引导市场关注一篮子货币，这是汇率走向市场化的关键改革。

    这次改革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决策程序的制约，在一个敏感的时点出台了措施。同时，国际形势也不太好，改革推出后，市场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迫使央行进行了一定调整。

    但客观来说，人民币汇率确实有贬值的压力。这一贬值压力相对美元而言，人民币汇率对于其他货币升值还是较多。

    从中国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没有长期大幅贬值的基础。从物价水平、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来说，中国基本面并不差，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压力，如果汇率形成机制能够更加市场化，增强大家对中国的信心，大家更关心我国改革的取向和市场规则的建设。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规则，平等保护各类产权，那么投资者信心就会增强，人民币汇率就不会长期贬值。

    目前人民币也加入了SDR，也是对我国改革成果的认可。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去年修改商业银行法，取消了存贷比限制。这也是一大举措，这就把资产运作的自主权交给了商业银行。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取消存贷比，经营自主性提升，风险充分保理，因而也适时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经济信息》：现在互联网金融的热度仍然不减，当然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意义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您怎样看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相应的监管现状？

    吴晓灵：去年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对于中国金融来说是强大的推动力。互联网是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来从事金融业务，这使得传统金融不能覆盖的领域能够覆盖了。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介入，并且像支付宝、余额宝市场份额迅速扩张，给客户带来的便利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极大冲击，迫使传统金融反思，如何改变服务。互联网金融有野蛮生长的一面，但可观也推进了改革。其野蛮生长的风险目前已经暴露了出来，这也是让其回归本质的好时机。

    但我不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业态，它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现在大家看到了如果不遵循金融规律，那必然会引发风险，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风险集中暴露的一年，也是规范意见出台的一年，今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正效益会增加，而野蛮生长的副作用会减少。

    《中国经济信息》：您怎么看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空间？

    吴晓灵：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为金融服务的平台，不能有资金池。做客户筛选等金融外包服务。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对海量客户信息进行整理，再向银行推荐。在产品比较方面，可以对保险理财基金等产品进行分析；在账户管理上，如分仓homes系统、第三方支付，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搞手工难做的事情；产品登记：发展区域股票市场，涉及产品登记的问题，在区域市场登记。互联网企业在整理产品管理方面有很多细分市场。中国人口多，设计出一个细分领域就能有千万客户。在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上，互联网企业都具有优势。

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也要防范，所有产品都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必须说清什么产品在理财，再有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投资人过度依赖政府。一定要明确，公民自己是财产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投资慎重就很难上当。树立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光说教容易造成侥幸心理。

    《中国经济信息》：过去一年，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主管机构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您对此怎么看？

    吴晓灵：资本市场上，尽管经历了股市波动，但注册制改革启动了，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是很重大的事情。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结果。这不能等同于商业企业注册。不是随便一家公司就能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制改革需要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作支撑。

    如美国公开上市的企业200多年来才几千家，有十几万家企业在场外交易，而中国是倒金字塔，大家都挤公开发行的门槛。国外的公司在场外市场充分交易后，信息就更明晰。公开发行面对小投资人，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就要去更强。

    注册制改革功夫在场外，要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只有大量企业在场外能够多轮融资，健康成长，才能培育优质上市企业。如果不放开场外市场，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不利于资本市场发展。

其实，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是信息充分完整的披露。当你公开发行的时候，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完整性更强了。中国人寿第一个到美国上市，上市之前差点引发集团诉讼。美国市场的核心监管就是信息的真实充分完备，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严厉的处罚。

    注册制改革不修法不行，要对信息披露提出更高要去、有最严格的打击。对信息造假要有严厉的打击。对大股东抛售股票套现要有严格规则限制。

    注册制改革理念上的问题，股票指数和股票价格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政府过度关注对市场健康发展不利。希望2016年能够加紧修法，目前还有很多人对于注册制改革和修法的逻辑不是很明确，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改革是做不下来的，要尽快修法来弥补政策的漏洞，才能顺利推出注册制改革。

    《中国经济信息》：怎样的监管才是一个好的监管？你怎么看当前业界提到的“三会合一”？

    吴晓灵：首先要理清监管的理念，不能为监管而监管。要防止金融行为的外部性。对于负面外部性较大的业务要严格监管，小的则适度自律监管。如为何要对银行和保险要严格监管？其投资者分散，外部性较大。因此公开发行要严格监管。同样法律关系的要按照同样的规则监管。监管不是搞发展，创新和发展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监管是要保证其发展不损害消费者利益。

    其次，金融监管应该按照功能划分。不同金融产品有不同功能。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就是同样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按照同样的规则监管。其中很重要的是要区分货币事务和金融事务。货币事务就是创造货币，商业银行要被严格监管一方面是因为其吸收存款，另外其还创造存款，为了使得信用货币创造适度也要对其监管，因此货币当局和银行监管机构应该保持密切关系，又有适当距离。现在关系应该再紧一些。涉及大多数小公众的利益，要进行监管。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管现在完全分开，也应该再紧一点。

    “三会合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监管一定是分业的，超大机构无法运行。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必须了解全市场的信息。关系到金融稳定的事情要突出央行作用。

    《中国经济信息》：实体经济现在的挑战比较大，各个领域对金融界的预期就更高。从金融健康发展的层面，您认为在顶层设计上需要注意什么？

      吴晓灵：所以我就说，金融业需要一个自己的理念上的反思，真的。从技术上我觉得互联网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家都在改进。但在监管和政策上，也应该做很好的反思，政府在金融业上要做出明确、恰当的定位。

    《中国经济信息》：刚才也谈到了“三业合并”的话题，您认为混业监管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趋势吗？

    吴晓灵：我认为可以有混业经营，不存在混业监管。我不愿意叫混业，它混不在一起，就叫综合经营，就是它银证保信他都可以做，机构可以综合经营，监管一定是分业的。今后即使就是三会合一，也还得按证监会的规则监管。过去的经验证明，即使是合在一起，三业还得按三业的规则去监管，这就叫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不管这三个是在一个大伞之下还是在各自的架构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