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讨论京津冀创新发展，我想在座的主要都是来自于实际工作部门和企业家，所以，如果进入到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层面，我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我也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区域战略，有一个方面或多或少被所忽略了，也是改革先行先试战略，看到的相关文献，讨论的相对少一些，那么在国家出台这个京津冀发展战略的时候，明确提出加快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的平台。

　　对两市一省来说，这一点可能比大家想到的产业机会可能更重要，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任何一个政策，实验项目，人们首先大家都抓住是产业发展机会，优惠政策，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大家抓住了，带来了GDP的增长，这是容易抓住的机遇，但是第二个机遇，有的地区抓住了，有的地区没有抓住，就是借机允许改革突破一些原有的体制制度障碍，建设新的体制，甚至花钱买新的体制。

　　后一点可能没有让你直接看到GDP的百分点，但是给你奠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有下行趋势，那么整体增长速度也降下来，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有些预计应该减速，但是没有减速，保持原有的速度，还些呈现新的亮点，但是另一方面，过去经历过很多优惠优先发展战略的支持，他的速度减的还比较快。

　　从这个现象回溯在历史上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经历过试用过哪些国家的发展政策，发展战略和改革规划，就可以看到，利用了当前的产业机会是一回事，但是能够利用改革的先行先试平台可能是更持久的。

　　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部署了非常具体的命令，我们预计2020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也就是说改革要见到成效，但是在有些改革方面，到今天看到它有所推进，但是有一些方面预计到2020年后推进，那么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三个认识没有解决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可能不利于它的推进。

　　第一个认识是改革带来增长，改革促增长，但是是不是人人都相信改革能够真正促进增长，经常听到人们说，应该下定决心，宁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推进改革，固然下这个决心是对的，但是他仍然认为改革可能会牺牲一些速度，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可能不是，改革都是可以带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有相当多的改革领域可以带来预期的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直接带来速度，这一点我想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地区都认识清楚了。

　　第二个认识上是说即使我们知道改革是带来红利的，有近期效应，中期效应，也有长期效应，但是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说，改革是要付成本，有各种各样的成本，直接付成本，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新进来的这些新移民我要给他社会保障，也有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改革，可能对GDP还真有一些短期牺牲，这是成本。那么成本都要付，但是付出成本的地区和得到改革红利的地区是不对称的。因此，就引起有些部门一些地区观望等待。

　　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好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红利的分享这个问题，因此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还是存在的，因此改革就观望的趋势。最近权威人士说，有可能是走样变形的可能性偏离了原来的顶层设计，甚至把一些日常该做的事也非说是改革，把一些推动发展的事也说成是改革，甚至改革中避重就轻，改那些容易的，但是难点的涉及既得利益的就迟迟不能突破，我想我们必须打破这些误区才可能实质性的推动改革。

　　因此我们不仅要在认识上知道它，还要真正的拿到改革的红利，你拿不到它就没有激励进行改革。

　　现在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经济减速，经济进入新常态是需求侧的原因，好像不需要改革，或者说改革可以不那么着急，不是可以带来直接的红利的，但是，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已经说，供给侧需求侧原因都是存在的，但是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因此，供给侧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但是真是到具体的操作中，需求侧通常都刺激性的政策，比如说宏观经济，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甚至大规模安排投资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这些看上去对刺激GDP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改革红利收益，可能是看不着的，或者不那么容易看到，甚至都出现了，但是不能把进行的改革措施和得到的改革效果直接对应上。就是说这个人长期得病，病急乱投医，什么药都吃，最后把病好了，不知道是哪个医生给他治好的，供给侧改革，如果在认识上没有突破的话，容易产生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哪找抓手，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为了增强人们的认识，也为了推进政府的改革，我们也进行了改革红利的推算，把一些主要可能有利于中国潜在增长率提高，有利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的提高的各种因素都模拟进去，最后得出了一些改革红利的估算，如果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够让农民工进一步流动，流到城市里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继续提高劳动的参与率，提高劳动参与率是在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唯一的来源，那么，2011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劳动参与率能够提高1个百分点，GDP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效果几乎是一对一的，我们也知道连续两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几次讲话也特别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假设在2011年到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每年能够提高速度，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那么它对应的GDP的潜在增长率是0.99个百分点，就是一对一，你得到一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就得到GDP的一个增长，而这些都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刺激政策就可以带来的。

　　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改革是不是带来红利，是不是增长和改革，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涨，这个观点我们国内存在国际上也存在，我们知道最近穆迪和标普两个评级机构，把中国当前没有给我们降级，它对中国展望的评级给我们调低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看了它一个分析师写的文章，这个分析师提出了一个叫做三元悖论，我们都说二元悖论，三元悖论的意思就是说改革增长速度和金融和经济稳定就是改革速度稳定三者之间不可能全部同时达到，你最好的情况下，你选择其中两个达到，原因是因为他是用老观点看中国的新常态，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需求侧的问题，你刺激经济增长，你就会放弃部分的改革，甚至刺激过度了你会出现金融风险，政府债务风险，因此稳定也很难得到保障。但是反过来，我们今天看待中国新常态的问题是供给侧的，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我们没有强刺激，也就没有那样的金融风险。

　　因此我想对中国来说，只要认识到供给侧的问题，实质性的推动结构性的改革，我们改革增长稳定这个三角，在力学上说，这个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那只要认对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稳定结构实现三个目标的同时达到。因此，关键是要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我们结构性改革来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增长源泉是它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我们知道，经济增长靠资源重新配置，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很重要的效率来源就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这个过程不可持续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转移了，去年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只有0.4%，那么未来有没有资源配置的空间呢，有，除了在三四产业之间重新配置还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还会在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还会在京津冀三类地区之间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进行重新配置，因此，这个配置空间是巨大的，推进改革是重要的，那么包括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都是把那些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和部门中提高配置效率，因此我们无论是当前中央布置的结构性改革也好，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发展，其实应该是中央的要求的结构性改革中的一个其中应有之意，而不应该仅仅把它作为行业层面的产业发展层面的和企业合作之间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知道资源重新配置，经济学家叫做外部性，外部性的意思就是付出成本和得到收益不对称，因此，推进工作的时候，激励不相容，你有这个方面的激励我有那个方面的激励，弄不到一块去，但是说京津冀作为一个相对一体化的地区，那么它有它明确的边界，又有足够大的区域，因此能够把改革的外部性给内部化，因此，可以通过各种机制的建立得到解决。

　　最后，我想展望一下推进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会怎么样，很多人希望说中国经济现在快见底了还是什么时候见底？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经济要见底要回来，因此，假设当前遇到的问题是需求侧冲击造成的周期现象，经济周期通常就是这样的U字型变化，因此它指望有一个V字型的提升，大家都盼望这一天，但是我们也知道去年经济工作会议还有最近权威人士都讲到了你不要指望U字型也更不要指望V字型，因为典型的经济理论就是在波动现象，历史上也遇到过这种波动，但是如果是这么看波动的话，一定是希望有一个V字型的反弹，但是问题在于说今天的问题是出现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是阶段性的变化，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足了，资本回报下降了，资源配置的空间仍然存在，但是没有喷涌式的来源了，因此潜在增长率就下降了，历史上潜在增长率是10%左右，有过几次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负的，那么每一次低到最谷的时候，最终我们都通过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让它回来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历史经验我们还继续坚持吧，但是不对，因为如果你认为你的潜在增长率，你的能力还是10%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只有6.9%，至少有三个百分点的缺口，但是，事实上，我们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了，按照测算，从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只有7.6%，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如果不改革的话，只有6.2%，那么你6到7之间，潜在增长能力和现在的潜在增长率一比的话，没有增长缺口，就符合我们的能力，有这么大的能力就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是能不能提高能力呢，通过结构性的改革可是是可以提高能力的，所以我们放弃追求V字型反弹的设想，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我们知道他们都讲了可以看到一个大型L型的变化，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红利的模拟得出，假设没有推动新的改革，只是按过去的趋势自然的往下发展，那么潜在增长率是会逐渐下来的，但是即使这样，也和国际上对我们的悲观预测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会一下降到3%、4%，3%、4%的时候是缓慢降到2050年前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早就是发达经济了，我们人均收入很高，那个时候3%、4%已经是不错的速度了。但是这是不改革。如果改革有不同的组合，不同力度的改革逐渐的提高，要实现设想的比较美满的改革，全面得到实现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在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接近一个大写的L型，所以我们放弃V字型的，要追求一个长期的L型的变化轨迹，但是也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找到。

　　所以，最后我就简单的讲几句，就是说，我们改革必须推进，但是改革必须让成本和红利之间形成对称，要让付出成本的得到应有的补偿，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是付出成本的主体，那么因此必须有城市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才可能推进这个改革，那么同时，因为京津冀特有的性质，因为经济体制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分担和分享，需要界定好责任和收益者，因此，有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围，一定程度的边界，京津冀地区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实验对象，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改革一定不能忘了，不然的话，当我们把当前产业分工的这个优势红利挖掘干净以后，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不能得到解决了。

（本文系作者2016年5月18日在出席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高端会议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