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来在多个场合发言表达“政府做得太多了”的犀利观点。此时，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年开年以来股市和人民币的双重寒冷。过去一年间，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势干预政策未能带来企稳之局。一度在股市中主导做多、不断加杠杆的政府机构，最终未能战胜市场之力，以股指过山车式下跌败给经济基本面。回顾这一过程，他说股市最大的教训是政府“参与太多”。

同样的问题在产能过剩上也有所体现。张维迎表达观点说，产能过剩的核心是很多企业在生产消费者不需要的东西。在市场竞争中，该死的企业就让它死。如果用政府调控方式来解决产能过剩，很可能最后该死的企业死不了，反倒一些盈利的私有企业会被关掉了。核心还是市场化改革问题。

作为市场经济理论最坚决的捍卫者，张维迎常常警惕于政府扮演市场参与者的危险。2015年，他出版了备受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在该书中，他特别突出了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企业家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套利行为和创新活动，市场才趋于均衡。他驳斥传统经济学“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可以纠正市场失灵的理论。他说，真正失灵的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理论。

张维迎在自由市场的理论上行进得如此之远，其主张与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背道而驰，而显得有些落寞。从2008年中国政府4万亿元大规模刺激经济到去年动用货币、信贷等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干预金融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状况正如他多年前所说：“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市场化，再怎么努力都会有人老在反市场。”

上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几个年轻经济学人找到了价格双轨制这一名词，为当时中国沉闷的计划经济体制开了一道自由的口子，却也因此埋下日后特权腐败的伏笔；而在90年代后，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张维迎的自由价格理论建设更无法深度发展，他渐渐将学术重点集中在企业家理论体系上。

毫无疑问，张维迎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决绝的坚持者。作为民企改革的教父级人物，他擅长以幽默而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张维迎以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比拟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不断强调只有市场才能真正给人自由，带给人幸福。他尊重理论的纯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确定性。在权力经济、权力体制的泥淖之中，他认为只有真正启动体制改革，才能止住经济和政治爬坡中的倒退。他强调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和投资，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转型要靠企业家，而不是产业政策

《中国民商》：你一直批评企业家不应该太盯着政府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宏观政策对企业家究竟重不重要？

张维迎：现在企业家对货币政策这么敏感似乎有道理，但是又好像有点不正常。因为我观察，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是不太关心货币政策的。比如苹果的乔布斯，他不关心货币政策的，他从来不讨论这些问题。但中国的企业家、全世界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出了问题吗？

做企业的脑袋老盯着宏观的波动，靠这个来生存，我命名叫“投机型企业家”。我希望是什么？创新型企业家。我不能够要求大家都变成比尔·盖茨，变成乔布斯，对宏观毫无关心，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希望企业生存不要完全依赖宏观宽松才能生存下去，宏观一紧就死定了，这种企业家不是一个优秀者，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当你看到企业的老总天天忙着问你这个货币政策会怎么变，这个企业基本是往下坡走的。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所以本来不需要关心宏观政策的人也必须关心宏观政策了。

《中国民商》：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家、对于市场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维迎：首先我们要理解市场的过程，一定要理解企业家的力量。其实市场就是企业家来调整的一个过程。企业家是做什么的？企业家很大一个功能是判断未来。在现实中，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经济中的企业家集体犯错。在一般条件下，企业家不会发生集体的预期错误，只有在受到经济政策干扰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所以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可能对稳定经济无效，其本身更可能成为引发经济不稳定的来源。

其实2009年的情况已经证明，我们经济的衰退正是由经济的过度刺激导致的，而过度的刺激经济经常是由政府的信贷、货币政策导致的。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会带来什么？我说货币不是中性的，就是政府发钱包括刺激收入增长，并不是对所有人影响都一样。历次的宏观调控，包括我们民营企业破产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大？国有企业最大。盈利的时候谁受的影响最大？民营企业最大。这是不对称的，钱从哪儿流进去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实际上2009年政府的货币政策其实导致了体制的大倒退，不是简单的一个总量上发了多少钱，而是由于这个货币政策出台，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国进民退。根据周期理论分析这些现象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政府政策一手导致的。

《中国民商》：那么现在经济困难局面下，你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建议是什么？如何评价政府对创新政策引导？

张维迎：创新不能依靠政府产业政策，因为创新不可预测，需要依靠自由和稳定的法制，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环境去勇于尝试创新。

我反对政府提供任何特殊政策和财政补贴，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自由、公平、法治的环境，有创新精神的人自己就会去折腾、去做，而是否成功则取决于其做判断的能力。政府对行业支持则会造成产能过剩，各级政府投入过多资源，比如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好多人觉得要靠政府产业政策，但事实上政府官员不可能像企业家一样做出正确的判断，且创新不可预测。要让企业家自己试，创造新产业，经济才能继续发展。供给侧改革核心是市场化改革问题，不是靠政府制定政策，而是企业家精神。企业该死的就应该让它死，而政府干预的方式则会导致国有企业中该死的死不了，而民营企业倒掉了。

企业家精神决定未来

《中国民商》：你在《经济学原理》中非常强调企业家的作用。为什么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这么重要？

张维迎：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如果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都忽略了决定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精神。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无论资本积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其实都是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高速发展，是因为邓小平发起的市场化改革释放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民商》：具体而言，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是如何体现的？

张维迎：企业家是市场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是创造不均衡。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没有利润；只有当市场处于不均衡的时候，才有利润可图。企业家就是利用不均衡赚钱，最后推动市场的均衡。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没有企业家的篇章，因为教科书总是假设经济处在均衡当中，这是不对的。

发现不均衡其实就是抓住机会套利。这类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共有三类套利行为：第一类是跨市场套利，到价格贵的那个地方卖东西；第二类是跨时间的套利，如果预期未来一个东西会贵，可以进行股票的买卖；第三类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套利，这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家会去做的事情。

打破均衡就是创新。经济达到均衡之后无利可赚了，所以一定要打破均衡。比如说苹果公司引入了，就是打破均衡，原来只有电脑。套利活动使得经济走向生产可行性边界，或者在生产可行性边界从不合理的点转向一个更为合理的均衡点。创新就是不断地把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移。

过去30多年，中国企业家做的主要就是套利，没有创新。一般所说的中国三代企业家，包括上世纪年代的厂长转变的企业家，90年代的官员转变的企业家，和互联网时代的海归企业家，当然互联网时代有一些创新。这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计划经济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源配置不合理，一旦市场放开以后，不均衡到处都是，只要办一个企业，生产任何东西都可以赚钱，所以产生的都是套利的企业家。

通过发现市场不均衡而获利相对容易，而在“新常态”下，更需要创新的企业家，真正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消费品，这个挑战非常大。企业家在套利时，对政策敏感度不大，通常只考虑短期。但创新企业家要有长远考虑，对制度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因此，除非有可预测的制度，否则不会有创新。现在我们要从配置效率的增长转向真正的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的企业家必须要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没有新一代的企业家，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增长就不太可能实现。

《中国民商》：你所说的可预测的制度该怎么理解？

张维迎：从制度环境来说，自由和法治对创新非常重要。如果产权保护很弱，法治很不健全，仍然会有套利的企业家，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创新的企业家几乎不可能。套利型企业家在一开始就赚钱，然后赚得越来越少；创新型企业家在一开始肯定亏损，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才能盈利。如果没有对未来有很好的预期，不可能有人真正去创新。此外，因为必须过了亏损期才可能赚钱，创新对金融市场非常敏感，别人的投资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中国不能成为法治国家、拥有更自由的金融市场，那么我们的企业家从套利型转向创新型企业家也将非常难。这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一些变革。

《中国民商》：从改革而言，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张维迎：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私有财产制度和平等的竞争环境。那么所有改革就要看是不是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往这样一个方向走。我觉得具体在经济领域方面，国有企业的规模一定要减少，真正民营化，转让股份并退出一些领域，国有企业不能再享有特权，只有这样，私营企业家才会更加充满信心；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审批，包括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使人们从事经营活动更为自由更为容易。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是要按宪法精神来治理国家。只要这些改革做起来之后，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民商》：现在看来经济问题成了很大的问题，反而成了改革的核心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做什么？

张维迎：政府应该做什么？不是媒体天天说的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我觉得是一个不太科学的概念，扩大内需是一个宏观概念，一想到扩大内需就是低利率信贷、积极财政政策。我总结就两个：政府要开放市场，企业要开发市场。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我们不要眼睛老盯着怎么靠货币政策来去扩大内需，应该靠企业家精神。

1992年改革开放，邓小平应该不懂宏观政策货币政策，他就是让你自由，能自己赚钱，大家一忙活起来很快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精神理念的东西比货币政策要重要得多。我想反复强调的东西已经没什么新意：一个国家国有部门太大，国内市场是不可能充分发展的，因为价值来自消费者，国有部门太大，消费部门或者居民个人市场就萎缩。

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开发，而企业家精神的开发呼唤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避免无知带来的灾难

《中国民商》：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张维迎：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中国企业家，成长也非常快。30年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的，20年前中国也没有多少企业家，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年企业家的人群增长很快，这就是改革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它会在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中国人的很多观念也跟原来不一样了，比如涨工资，大家会觉得这是我赚来的。过去老百姓得靠政府养活着，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观念变化。

《中国民商》：你上世纪80年代写为钱正名，说“只有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现在呢？政府确实带着大家“一切向钱看”了。

张维迎：当然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给人民带来安全感，使人民觉得他的生活有尊严、有自由，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过分以为只要保持经济增长就有合法性，这不对。就像人一样，不会一天24小时都去赚钱，你还有其他的爱好，要平衡。那么决定人类幸福的不只是物质，如果我把你关在牢里，每天给你吃山珍海味，你觉得你幸福吗？

所以我们要政府让人们更自由、更幸福，而不是让人们生活得更不幸福。仅仅拥有物质的生活至少是不充分的。意识形态很重要，但是意识形态最后都要归结到一点，要跟人性相符，如果这个意识形态是反人性的，一定要改变。而我们人类之所以进步，在于尽管我们不断在犯错误，但是我们知道自己错了以后，能不断去改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错了，还执迷不悟，或者以某种借口阻挠改革，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中国民商》：这也是你不断提出市场经济更人性、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权利，却常遭误解的原因？

张维迎：比如我们动不动说政府怎么不管呢，如果我们老百姓没有自觉性，不能够选择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权利，我们什么都要政府管，什么事都等着政府，政府能不大吗？长期看是这样，无论政府和人民，都不要理想化。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凭自己的经验，我们也会犯傻，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情绪激动，都会有。所以我们要更理性地思考问题，要怎么能够借助制度防止我们犯傻。

《中国民商》：市场经济为什么能避免这样的错误？

张维迎：在市场经济下，你要损害别人利益，会受到一个约束，因为别人不买你的账，所以你只有为别人服务，你才能得到好处，就把人的自利之心，变成利他之行。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话，自利的行为就会变多，他可能为了自己损害别人。这不就是强盗逻辑吗？比如我们为了自己能买低价产品，可以长期对农民强制收购，不给他足够的价格。农民数量再大，他也没办法。但我说，不是我们人类不犯错误，我们犯很多错误，所以我们至少认识到一点，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使这个错误变得少一些，或者使我们错误的灾难变得小一些，尤其是怎么防止那种由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犯的灾难性错误。

最大的灾难，几乎都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的，但是有些东西最初可能是无知的，最后就变成无耻了。而你在一个真正的市场当中，无知的错误一旦发现以后，就不至于去无耻地做。而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无知的错误本来是可原谅的，但最后就变成无耻的错误。

《中国民商》：正像您所说的，我们的历史灾难多有这种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构成。

张维迎：无耻，讲到根本也是无知，佛教讲的“无明”，你不知道你的利益所在，所以你看很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们人类其实有很多智慧让我们去避免这些东西。但我强调一点，无论我们讲市场经济还是法治，从这个意义上，真的可以让我们避免这样一些错误。

我们中国最大的政策错误，现在已经表现出来，那再过30年才能看见这种政策的错误有多么大，比如说一胎化政策。

思想只有能够自由竞争，最后才能走向正确。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去垄断，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对的，既然你是对的，别人批评你，你还可以完善你自己。这就是莫尔在一百几十年前讲的。如果我们限制了人们说话的权利，其实就是消灭了我们的智慧可以为人民带来的好处。因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个别人有极端的思想，但整个社会不会太极端。

观念启蒙尚待完成

《中国民商》：所以如你所说，我们不能近靠政府，更要靠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决定我们的未来？

张维迎：其实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寄生虫。不要以为我们用的新产品是我们的，近代里有哪项技术是我们的？即使我们生活在计划体制下，我们仍然得到了市场体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包括汽车、飞机甚至自行车，都不是我们发明的。

看起来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质上是我们享受了别的国家的企业家创造的东西，甚至一个刮胡刀都是西方的企业家创造的。看起来是一个国有企业生产的，是你发明的吗？不是，还是靠企业家创造，那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哪一个国家能让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就会进步，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发展就会停滞了。

我们曾经用计划经济消灭了企业家，不可能带来任何进步，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当时大家不这么想，都觉得信息是客观规律的，无非是收集数据计算就是了。直到我1984年提出双轨制改革的时候，也是那种想法。现在想想当时大家多自负、多自以为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价值算出来，我们定价格，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完全就是胡来。因为信息本身就是人创造的，没有客观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主观的。

所以企业家的伟大之处，就在比别人能够对人性的理解更透彻，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做企业更需要想象，最后决定胜负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其次是承担责任的能力。中国国有企业太大，政府限制经济的比例太大，导致了我们整个市场经济的扭曲。所以市场的力量是最能够打破垄断的。这就是我强调的两个问题，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当然是有逻辑关系的，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最后也不可能创造价值。

市场就是一个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市场的参与者，市场的这种演化都是企业家精神。我们要增长，也不是只靠企业家，但没有企业家，我们只能原地踏步。

《中国民商》：作为多年布道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的学者，您觉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启蒙、企业家的启蒙完成了吗？

张维迎：现代启蒙的核心是自然法基础上的概念，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它包括法律的至高无上以及政府在法律内行事、谁都不能超越法律等概念。我们现在真的很落后，中国知识界今天我们认为最开放、激进的观点，还比不上100多年前的梁启超、严复，没有启蒙，我们的思想是混乱的。人类进步依靠的就是理念，至少是主导性的理念。如果我们的思想是混乱的，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制度。

《中国民商》：那么未来具体的启蒙内容包括哪些？

张维迎：最简单就是人的权利有哪些是天然的，任何人不经正当程序不能够剥夺的。有一些权利是超越一切的，比如我们的生命权。少数服从多数，那只适用于公共事务如选举领导人的权利，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可以用于人的生命，不能想剥夺谁的财产就剥夺谁的。这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承认天赋的这些人权是不可剥夺的，但是大家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我在农村的时候，一个治保主任就可以随便把农民捆起来，放在黑屋子里边，可以让他几天不吃不喝，可以随便抓一个什么人游街示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人道德的危机、道德的堕落，有人认为几十年前我们不是这样。其实它只是表现不一样。现在是你可能看到人们见死不救，当年你看见的是好好一个活人把他打死，是这样一个区别。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见死不救不正常了，但是当时我们把人打死都觉得是正常的。所以讲这是个进步，尽管听起来有点凄凉。

《中国民商》：包括我们曾经被计划经济剥夺了的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

张维迎：从改善人的基本物质生活的角度讲，首先是要有改善这种生活的自由，就是你有这种权利去改善。不是说你有权利吃好穿好，而是你有权利努力靠自己的能力智慧去使自己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这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如果人们的这种权利被剥夺，怎么能生活得更好？财富都是人创造的，人创造财富需要有他的积极性、自主性。人们有了积极性、有了自由，他的聪明才智才能发挥出来。如果没有自由、没有积极性，他的改善只能靠再分配，无非是从这个人手里拿走放到那个人手里，那这个人满意了，那个人就不满意。所以靠政策聚焦在财富的分配上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可能所有的人都不会满意。我们只有给大家创造财富的更大空间，才能够使更多的人感到满意。

《中国民商》：历史包袱之重增加了启蒙难度，而任务的完成有赖于什么？

张维迎：这个启蒙重任不是少数几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曾经的启蒙中断了，现在进行启蒙不只靠学者，还有媒体，因为任何观念都需要传播。传媒是大众交流的重要手段，网络革命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几百年前印刷术在西方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适当的言论空间，就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社会。任何治理方式其实都不要试图跟新的技术去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其实反倒使自己变成一个鸵鸟，这样下去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