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经济大家的争论进行的如火如荼，这让笔者想起林毅夫先生去年5月7日在人民日报要论栏目发表的《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一文，文中林先生像是一个职业手术师，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将国内产业分门别类，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在后发优势依然明显的前提下，这种针对性解决方案的优点是立竿见影，深受决策者欢迎和倚重，弊端是会损害市场自身运行机制，导致政府承担了许多自身无法承担的责任，且不断制造出新的问题和麻烦，这是公认的。甚至有人笑称，林毅夫先生解决一个旧问题的同时，一定会制造一个新问题。因为新结构经济学本身是增量发展模式，有超越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称谓，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一个经济体量如此巨大，社会分工日益精细、阶层利益诉求如此多元、融入世界经济大局如此之深的今天 ，依靠政府有形之手的强力维稳、依靠政商合一的投资驱动来谋求社会转型已远远不能回应社会关切。说到底，还应该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寻找原始驱动力。

当然，也不能因此说市场就是万能解药。对市场至上奉为圭臬的张维迎先生自己也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面临的是既得利益根深蒂固、关键环节难以推动的顽疾。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内部缺乏改革动力，无法形成有效的突破，当经济形势下行时，往往等不及市场自动愈合，政府有形之手就会迫于舆论压力强力出击，从早期的价格闯关到后来国企改革，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到如今“宏观调控左右为难”，均源于此。市场要素的先天不足让市场论者蒙羞，完全脱离国情的改革也注定腹背受敌。

回到问题本身，迫在眉睫的是经济的转型升级，只是没有政府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就是一句空话，推动政府转型升级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抓手是什么？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就是挪动一张椅子也要流血。”纵观我国建国以来历次有效的重大经济模式转型，基本上都是从倒逼开始。聪明的政治家非常善于利用 这种机遇，甚至一定程度创造这种机遇推动革新。

去年曾有学者建议重新设立“体改委”，转型升级单纯靠市场暂时不具备条件，靠政府，传统的粗放式治理模式已经日渐捉襟见肘，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和设想在繁文缛节和层层落实过程中被消解、异化。形成无奈的“空转”。在此笔者大胆提议：与其重启体改委不如设立同级别、功能相近的“互联网”部门， “互联网”也许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倒逼推动政府服务模式创新的转型抓手。

首先通过“互联网”倒逼推动政府服务模式创新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重建改革期望，增强改革信心。互联网可操控性强、最大限度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最有效率，对社会震动最小，接受程度最高。在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高规格的互联网政府架构部门，研究制定 通过互联网的倒逼效应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和服务创新。现代化政府治理的基本流程是数据采集、政策制定、集中决策、过程监管，根本原则是可控，而互联 网恰好能满足这个需要。不但解决了效率问题，而且兼具了公平公开公正，后者对现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互联网的本质上是信息流的大平台，对信息流起到流通、整合、创新作用，社会各个行业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统一整合，源源不断地提供给 给政府政策使用，避免失误。包括网络监督问题，事实上互联网的倒逼效应早已轰轰烈烈地开始，财经记者罗昌平仅凭借一条微博就将一个副部级官员拉下马，中纪委的“四风”整治活动通过互联网曝光产生巨大的监 督效用，一直困扰政府多年的吃喝浪费、贪污腐败、奢靡之风得到了根本性扭转，这在以前也是不敢想象的，可以说居功至伟。阿里巴巴等公司借助互联网，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等方式在线为用户提供，支付结算等标准金融服务倒逼传统金融加速改革。腾讯微信等新型通讯工具倒逼运营商服务。嘀嘀出行软件的问世推进了传统 出租车行业的巨大革新。网络彩票打破传统地域和垄断模式，逼的体育总局不得不紧急叫停。可以说从2012年开始，互联网以颠覆者的面目肢解了几乎所有行业并重新定义。几乎所有行业都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倒逼威力。

以互联网为抓手促进政府治理模式和服务创新好处首先在于，它过程可控，风险可控，高度机械性，成效如何完全依赖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其次是 它可以更好地量化管理要素。以往我们要个管理数据，需要层层下达通知，然后有层层上报，这中间人为因素还会扭曲数据的真实性。互联网时代，高层管理者可以 坐在办公室鼠标轻点就能完成数据的调取，不但如此，还能凭借大数据挖掘更好地掌控和预测。可以断言的是互联网对政府治理模式和服务水平的影响只是个开始。

    笔者认为，互联网倒逼现象对政府服务模式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可以以此抓手探讨转型路径，通过高规格的“互联网”部门推动， 制定一个基本的，清晰转型目标，这个转型目标既要保证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又要契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证。

"互联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革新是划时代和颠覆性的，早晚会触及政府治理模式层面，所以说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