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学术恩怨未了 林张再次激辩产业政策

　　记者 祝嫣然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是非对错应交由实践和历史评说，但是，应向两位独立思考的学者致敬，这场辩论体现了对学术的尊重和独立思想的可贵。]

　　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长达21年的学术争论再起波澜，引发广泛关注。

　　辩论场上，二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一度争得面红耳赤，台下掌声不断。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下称“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多次感叹：“当这个主持人太不容易了。”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辩论中，林张二人就产业政策的定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企业家精神、创新是否可预见、政府是否能确定比较优势等多个问题进行了辩论。

　　围绕产业政策针锋相对

　　辩论会场设在北大国发院的万众楼。辩论开始之前，二人的座位只隔了一条过道。林毅夫和张维迎几乎同时起身，互相握手，相视而笑，或许预示着这是一场友好的学术辩论。

　　林毅夫在开场致辞中说：“我们两个人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对国家发展的这种责任感，把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两个可以说做到不同而和。”

　　林毅夫和张维迎争论的焦点依然是对产业政策的肯定与否定。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张维迎则表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在开场40分钟的陈述里，详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但是不可以把中国改革转型的成功简单归结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政府应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其进行补贴。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做到企业做不到的事。

　　林毅夫特别强调，很多人认为他“讲政府”就是认为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不对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只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他是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

　　随后，张维迎一开讲就炮轰了林毅夫的观点，认为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的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的失灵轻描淡写，在林毅夫的理论当中政府官员就是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私人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做出好的决策。

　　林毅夫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不能由此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张维迎对此回应称，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个世纪在讨论计划经济时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没有搞好。希望关于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无知和无耻”能够说服林毅夫，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场辩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林认为政府能确定比较优势，然后能以此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张则认为，比较优势不是唯一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创造的，比较优势是会变化的。而且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见未来，所以这就需要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绝不是根据产业政策进行的。

　　在关于创新是否可预见的问题上，张维迎认为，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我们没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此外，他还不忘调侃林毅夫，当年毅夫回国后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当时他根本想不到以后能用上空调，这一席话引得全场爆笑。

　　对于林毅夫的“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失灵”的观点，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存在误解，所谓的市场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企业家的重要功能就是发现市场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

　　卓勇良对本报记者表示，林毅夫的意思很明白，即政府是理性的、科学的，因此不但能知道比较优势，而且能科学制定产业政策。所有失败的产业政策是因为没有照此去做。张则认为，是无知和无耻导致了对产业政策的信奉、制定和实施，按张的说法，政府存在着很大的非理性。

　　林毅夫在总结陈词中说，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框架，政府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进步、带来繁荣。张维迎则表示，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现有的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包括垄断导致的失灵、外部性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这跟市场失灵没有关系。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伏玉林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人反对政府干预，特别是在市场失灵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从要素投入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之前确立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逐步退出选择性产业政策，更多地发挥功能性政策作用，特别是向市场强化型政策转型。

　　辩论结束后，两人再次微笑握手，握手的时间长达数十秒。林毅夫还搂住了张维迎的肩膀，耳语几句，仿佛刚刚的面红耳赤都不曾发生。

　　长达21年的争论

　　林毅夫与张维迎均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始教授。林毅夫为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张维迎1997年离开CCER，后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4年底重回北大国发院。

　　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维迎早年在英国师从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后来对米塞斯与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学说十分推崇。

　　张维迎表示，他们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他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今年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做了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演讲。随后，林毅夫撰文《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对张维迎的观点。张维迎继而抛出《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进行回应，林毅夫则以《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问题》一文，将产业政策到底有无必要、“市场”与“政府”到底孰优孰劣的辩论推向高潮。

　　林张之争甚至惊动了国家发改委。9月14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世界各国确实都在运用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发挥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辰昕同时表示：“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他一方面肯定了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此次产业政策存废之争，实际上仍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争论的延续。此前21年，他们已有3次交锋。

　　1995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国企改革的方向展开了一场论战，张维迎认为国企沉疴是国有制的产权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变国有为非国有；林毅夫则批评了“国企改革的关键是改变其产权”的观点，主张剥离国企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林毅夫、张维迎二人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

　　2014年，张维迎与林毅夫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再次争论。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则强调，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探讨我国产业政策取向并不该指向“废存之争”，而是要从干预市场和限制竞争的“政府直接干预型”，转向“强化市场型”，例如放宽微观管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康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也是这次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之争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辩论结束时，夜幕已降临在未名湖畔。一位北大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争辩可以引发思考。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是非对错应交由实践和历史评说，但是，应向两位独立思考的学者致敬，这场辩论体现了对学术的尊重和独立思想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