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谢谢主持人，也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乔依德秘书长的邀请，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结果。刚才朱民总裁讲的是世界经济，那么我想讲中国经济。世界经济跟中国经济从很多方面不一样。

　　第一对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需求侧的原因造成的。当然朱民总裁他讲的美国经济引导的世界经济也有很多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问题，这跟我认识的中国经济比较接近，但是也有很多的不一样。

　　因为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它的潜在增长率是比较稳定，持续不变的。而中国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时期，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也构成了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说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的说法。

　　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字型的宏观经济复苏。

　　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大写“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所以，这正好和我们过去做的一些时政研究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能够发现有两个短期的和中长期的两个“L”型增长轨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首先，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是“V”字型的。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复苏，当然我们是供给侧的原因，而供给侧主要来自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口红利这种不可逆转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我们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到达了峰值，从那儿之后就是负增长，那么是绝对减少的。大家可以看上面蓝色的这张图。我们一般就用这个指标，说15岁到59岁就是劳动力，但是其实也不完全确定。因为，大概20岁之前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读书，也没有就业。所以真正决定我们劳动力的指标叫做经济活动人口。就是要拿劳动参与率做一个修正，因此我们用经济活动人口这个指标，下面这张图，我们看这个曲线，它2017年也达到峰值，而从明年之后，也是负增长。

　　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经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些东西，过去很多人会批评我，说你过分强调了人口因素，劳动力等因素，说经济增长有很多的因素。你写一个生长函数，等式右边又有很多东西。但是，我讲人口红利的时候，其实就是生产函数等式组右边几乎所有的东西。

　　大家看左上角这张图，它是反映的劳动力供给，这个指标我们是叫做单位劳动成本。那么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你工资上涨，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如果你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跟着提高，你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不会迅速丧失你的比较优势。

　　但是由于我们劳动力短缺来的非常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的提高了。因此，算出的结果就是单位劳动成本不断提高。

　　那么这个地方我给出的还不是单位劳动成本的绝对值，是它和主要其他发达制造业国家的比。我们对比来看，我们这个的相对成本越来越高，就意味着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是可以把自己的制造业往回搬的。事实上也有一些确实搬回去了，但更重要的是，还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那些国家很可能会替代我们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国，这是劳动力这一条。

　　还有一条，是人力资本。其实中国的人力资本的改善，是靠不断新成长劳动力改善总体结构。因为任何时候年轻一代都比上一代的受教育程度高。因此，当你新成长劳动力每年大幅度增长的时候，你的人力资本可以得到迅速的改善，这是我们过去生产函数给我们带来经济增长百分点的部分。但是当你的新成长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人力资本新增量也在减少，那么我们就测算了一下，把各级新毕业的人加在一起，根据每一届毕业生的人均生产年限加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国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增量。就是这条线，大家看从2013年开始也是往下走的，是负增长。因此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这个变量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再看左下边这张图，这是根据清华大学一个教授的计算结果，就资本回报率已经在下降了，投资回报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你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你不断地用资本替代劳动机器，机器人替代活人。

　　如果你人的素质没有相应的提高，你替代过快就带来资本回报率低，这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永恒的，叫铁率。那么现实中就表现在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是在不断下降的。资本这是又一条，也是现在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我们还知道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时期，改进的速度比较快，而它主要是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就是你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好的部门，它就提高的总体的生产率。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接近一半，那这个趋势能不能维持下去，我们可以看看右下角这张图。

　　这个图蓝色的线是中国农村16岁到19岁农村人口的数量，这是我们每年能够见到的，新增加的农民工数量。这个到“U”字型曲线显示，2014年到达了峰值，那么2015年以及今后它就是负增长。相应的，你农民工的转移速度一定就会放慢，所以另一个棕色的这个线，它反映的就是每年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从过去很多年，每年4%，降到了2014年的1.3%，到去年只有0.4%，那么今年或许更低，或许到0，今后完全有可能变成负的。负的含义是什么？很多人说农民工现在不爱进城了，不是那么回事，这是错的。不愿意放弃家里土地，不愿意要城市户口，哪有这种事，这些观察都是错的。

　　我们看到有逆流动趋势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新增量了，而我们也知道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户口，不能指望在城市养老。所以常态的这种，40岁以后他任何时候都可能回家了，不干了。因此，当回家的人数多于新增量的时候，你看上去就是一个负增长，不是人们的心态变了，是人口结构变了。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必然会变慢，因此你看看生产函数里你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所有的这些变量都是从人口来的，而且会影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所以人口红利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概念，不是一个人口学的概念。

　　因此，根据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们测算过去的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预测了后来的潜在增长率。总的看，大家从这条线看，2010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总体上大概10%，我们也知道实际增长率也大概10%。那么从“十二五”开始，过去的这五年规划时间，平均一下子降到了只有7.6%，我们“十二五”也结束了，我们实际实现了7.8%。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现在经历的“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平均水平是6.2%。这就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到生产函数的所有的变量，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的大幅度的变化。

　　很多人会说一个问题，说潜在增长率为什么到了中国就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即使下降也应该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这个跌幅就在于，你看这个生产函数，那些指标的变化，它是一点一点变化、积累，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它有转折。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负增长，符号都变了。

　　以2010年为界，人口抚养比从持续下降到慢慢下降，到见底以后，开始提高了，也是一个转折，也是符号变化。那么在一个公式中符号都变了，你还能指望它有什么渐变吗？它一定是表现为突变。就是说这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瞬间的。

　　那么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以后，我们就应该改变认识。如果说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很多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想让它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因此形成“V”字型的复苏。那时候是有道理的，因为到2010年之前，总体上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都是10%，那如果你跌到了8%以下，你当然希望还回到10%，因此你从需求侧，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你各种刺激，让它回到你的潜在增长率。这个轴“0”的时候是相当于你没有经济增长的缺口的时候，就是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相等。

　　但是，潜在增长率相对是稳定的，比如说10%，但是你每一年的实际增长率可能高于它，可能低于它，当你低于它的时候你就遇到了经济增长的缺口，你没有充分利用你的生产能力。因此我们看历史上都有过几次降到比较低的水平，而最后的结果都显示出是“V”字型的复苏，因为你的能力在那儿，你克服了需求侧的冲击，你自然可以回到你原来的能力上去。

　　但是，从2010年之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不再是10%了。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观念必须变，我们做一个设想，假如我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潜在增长率还是10%的话，那你就可以算出今年已经跌到6.7%了，可以算出我们具有负的增长率缺口。

　　就像这条粉色的线一样往下走，如果这是真实的话我们可以刺激经济，让它将来回升又是“V”字型。但是错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是过去的5年7.6%了，从现在开始的5年只有6.2%，如果按照真实的潜在增长率去算你有没有增长缺口的话，那你看到的还是蓝色的这条线，基本上在0的位置，就是没有缺口。

　　虽然我们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我是下来的能力上生产，没有潜在增长率的缺口不需要回到“V”字型的复苏，因为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经济发展状态。

　　我们指望什么呢？我们提出了“L”型，第一个是近中期的，短短几年的“L”型，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首先我们看“十三五”时期，今年已经完了一年了，还剩四年。“十三五”时期有两个可能的增长速度构成了增长速度的上限和下限，这都是我们测算出来理论的。

　　意思是说在“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是2%，但是每天不一样，每年比每年都要往下走一点，因此构成了我们6.2%最后的底线，这是经济增长的下限，我们不能突破。

　　但是有没有上限呢？也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底线应该有，上线应该越快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上限的含义是上面这条红色的线，这条线是“十三五”时期平均6.7%，也是每年略有下降的。平均下来的6.7%，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还要有一些改革。

　　改革是可以改变你的劳动力供给、资产报酬率、生产力的进步速度。这些因素会提高你的潜在增长率，不是让你实际增长速度超过你的潜在增长能力，而是提高你的潜在增长率。仅此而已，这种能力在短期内生产是不可能无限的，所以我们的测算结果大体上应该是上限的水平。

　　只要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这两条线之间就应该是合理的，底线不要突破，上限也不要突破。

　　我们近期在“十三五”时期可以追求可以期待的“L”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L”型。就是有下限不要突破，上限也无须突破，而中间蓝色的这条线到目前为止是中国实际增长速度。从这个速度往下走让它逐渐地靠拢上限，并不是一年窜上升，一年窜上升就是不是大写的“L”，是小写的“L”。

　　2015年的时候靠近了上限的水平，所以它提出了中近期的“L”增长速度。也就是从过去的潜在增长率往下掉的过程当中，从今天通过推进改革让它靠近更好一点的结果。就形成了“L”型的趋势。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我们假设今年是6.7%，从明年开始“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保持每年平均6.5%的速度就可以了。我们也知道第一保持了这个速度我们就可以形成了第一个“L”型。第二，保持了这个速度就可以实现按照十八大要求的在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L”型的趋势。再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设限？下限比较容易理解，设上限是为了不要你突破你的潜在增长能力，你的生产能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劳动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导致周期性失业。

　　我们看上面这张图，我大家展示三个失业率指标，第一个是不变的，稳定的，大概4.05%，这个是自然失业率。无论如何总是要有这部分人失业的，因为是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你的经济周期没有关系，它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失业水平值应该是正常的。

　　再一个是跟它非常融合的，叫城镇登记失业率，目前大概是4%到4.1%之间，因此它和自然失业率是比较温和的。最近陆陆续续我们公布了一些数字表明我们城市还有调查失业率，这个是比较可靠的，比较惯用的失业率。这个失业率目前也是比较稳定，5.1%左右。但是因为这个失业率没有把足够多的农民工样本调查到。

　　农民工的失业率非常低，我猜想，如果把足够的农民工也纳入到样本里面去，算出来的失业率也比较接近自然失业率。意味着我们的失业率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没有周期性事业。一旦你的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了6.2%这个底线的话，那你失业率就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会出现，这种我们都能接受的。也和我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不突破下限。

　　不突破上限是我们看到了我们M1和M2的增长是有巨大的“剪刀差”，含义是什么呢？如果我实际增长速度突破了上限，上限是考虑到你的潜在增长能力加你能够赢得的改革红利。如果你还超过它了，意味着一定是你刺激的办法，就是你通过过渡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过于干预性的产业政策，大量发出的货币，结果有可能会刺激你超过美元上限，那种经济增长不是健康的。因为它一定会带来资产泡沫的增长。最严重的情况下你可以看看80年代后期的日本，几乎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设下限，也要设上限。

　　什么是长期的“L”型轨迹？我们如果做一个游戏，我们自己做个家庭作业，拿IMF或者是世界银行各国的增长速度数字来看一看，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会增长很快，增长最快的时候也不会超过3%，但是如果增长5%以上，6%以上，甚至还高，一定会在收入比较低一些的国家会看到，因此你会看到人均GDP的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是和经济增长速度是负相关的东西。因为你越是在低的发展阶段上你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的话你可以赶超，你可以用比较低廉的成本使用更好的技术，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可以增长快一些。

　　含义是什么呢？中国从现在人均8000美元，到2020年也许我们就达到了12600美元，以后还会继续增长，这个增长的结果就是中国从中等偏上进入到高收入，不断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因此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增长速度一定是长期下降的，没有回来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趋势中我们为什么要纠结“L”呢？就是我们不要下滑的那么快，把我们体制中还有的增长潜力释放出来，因此我们在长期也可以期待“L”型的增长轨迹。

　　唯一的来源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改革的红利是真金白银，可以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一个就是户籍制度改革一石三鸟，立竿见影，可以带来改革红利。它可以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力，因为农民工现在是20岁之前就往外跑，就进城打工，到40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长期的预期，通常逐年就一点一点回去了，至少损失了20年的劳动参与力。尽管回家回村也是要干活的，但是那种部门是比较低的部门，因此他没有生产力改进的资源配置，而是逆的资源配置，所以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了劳动参与力。

　　因为我保持在农业劳动力目前占全国劳动力的19%，你降到美国、日本的水平降到1%的话还有18个百分点可以降，整个过程制度上衔接的更好的话就可以重新配置资源，因此可以带来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它对潜在生产率是直接做供应的。

　　我们做的看上去是减法的“三去一降一补”的短期性结构性改革，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你把僵尸企业去掉了，因为它占用资源、要素但是它没有产出，没有盈利，你把它去掉了那些资源就可以得到新的配置，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也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

　　我们提高教育水平，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把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同时又拓展到学前阶段的话，我就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均售价率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这些东西都是生产函数中的重点因素。

　　生育政策的调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整了。但是生育政策的调整是稍微中长期一些的，我们今天生了孩子也成不了劳动力，但是他们在20年后一定是劳动力，因此他们对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会有积极的作用。

　　这是供给侧的效应，都是可以在生产函数当中显示出来的，但是同时在需求侧也会有所帮助。比如说农民工会扩大消费者的总规模，1.7亿进步城的农民工，还有1亿没进城的农民工。2.7亿变成跟我们城市人一样的消费，你想想内需的效应会多大，还有社会政策托底，人力资本所起到的防止贫困的代谢遗传，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更加协和的因素，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需求侧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你改革到位都能变成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在这些改革红利当中我们做了不同的设想，不同的情景。

　　我们有几种可能性，横坐标是到2050年，预测太远了，但是方向还是有利的。从基准情形就是没有什么改革，按照这个趋势，按照潜在增长率滑下去了是一种情景。有设想了一部分的改革效果和一部分收益率的提高。再设想一个更好的改革效果，可能更高的未来的生育率水平，以及最理想的但是也不是天方夜谭的改革效果，我们做了几种不同的假设。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越是改革推进的更好一些，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就稍微慢一些，和缓一些，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定的时期，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多生出的孩子长成劳动力的时候会改善人口结构。因此会形成一个大写的“L”型的形状。这就是我所说的长期的“L”型轨迹。

　　总的结论是说无论是短期的“L”型轨迹，长期的“L”型轨迹都得靠改革，不能靠刺激。刺激只是“V”字型而“V”字型是有风险的。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中国经济未来真是按照这种情形走的话，那么我推算了一下将来我们人均收入2022年人均GDP达到12600美元，就是目前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儿。到2030年就达到了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阿扎尼亚的水平，到2040年就是32000多美元，相当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到了2050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是51900美元，相当于目前的典型发达国家加拿大的水平，所有的这些都是靠改革，而只有改革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2016年12月5日在“2016中国经济论坛——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