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改革）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最紧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攻坚克难，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完成改革任务。本文从改革面临的一些阻碍因素，做经济学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一、尚未形成改革红利的认识和信心

这种表现是存在的，从以下几种说法可以看出。一种说法是，“宁愿牺牲一点速度，也要及时推进改革”。尽管是正面的说法，但也是把改革与增长速度看作是此消彼长或者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懂得改革促增长的效果，不相信存在改革红利。另一种说法是，“改革、增长、金融（经济）稳定构成不可能三角或三难选择（trilemma）”。认为充其量只能取得其中两个结果。据此穆迪调低对中国经济预期评级。

此外，传统思维框架下，看不到改革与增长速度之间的（一一对应）正向关系，至少不如刺激政策那么显而易见。所以，更倾向于选择具有表面因果关系的刺激性政策。

既然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因此，暂时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即“三驾马车”）分析框架，转而使用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就可以看到，旨在改善生产要素供给、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GDP的百分点。“三去一降一补”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二、尚未排除既得利益和局部利益干扰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中国改革中遇到的既得利益和局部利益比较特殊，即不是纯粹的私人利益，而是罩着公共利益光环的既得利益和局部利益，对改革的目标、进度、方式造成违背中央顶层设计的解释，代表者往往还理直气壮，似乎“心底无私天地宽”。但是这对改革的干扰，与明火执仗的反对改革者效果是一样的。

突破口还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从经济学角度，顶层设计的意义正在于，根据改革性质的变化（“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改革推进方式需要实现从“帕累托改进”到“卡尔多改进”的转变。

    三、尚未界定和分担好改革成本与收益

改革是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公共政策调整，也是一种公共品，因而从经济学来看具有外部性。即改革成本的支付者与改革收益的获取者可能不是同一个主体，两者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形成等待观望，免费搭车的现象，还可能把改革走样变形。例如，目前城镇化率提高有53%是“就地转移”的贡献，这也可以成为用指标导向代替目标导向的手段。

户籍制度改革是最明显的例子：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具有一对一的促进关系，但支付改革成本的地方政府并不能得到全部红利。因此，要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合理负担成本，形成合理分享红利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