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蔡 昉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热烈讨论和积极响应。然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这一组重要概念及其相互之间逻辑联系，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认识不到位之处，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理解上的差异。要贯彻落实好这一经济工作任务，要求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特定背景和语境下，准确完整理解“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这一组重要概念。这就是说，不仅需要从实践意义上认识该任务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时代背景，还要在理论上将其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和西方国家倡导的结构性改革做出区分。

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滥觞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进而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地，由该学说衍生出的政策主张，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倡导在渊源上相通，实现了相互合流乃至难分彼此。因此，准确界定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国家供给侧经济学和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区别，需要回溯后者的理论渊源，评价其政策主张及实施效果，揭示其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危害性。

       一、供给学派经济学是怎么一回事？

在描述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大势和讨论经济政策时，我们往往会使用一些歧义较小、共识较大的经济学术语和用语，这本身并不必然表明中西方经济学是否存在差别。但是，这些术语和用语及其组合形成的概念和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下则可以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表现出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来梳理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的极力倡导，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一系列需求刺激政策并取得较好效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及其政策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困境，从理论上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断言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西方经济学开始寻求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理论。后来才被命名的供给侧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应运而生。

从当时来看，这一经济学流派并没有严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界定严格的学派群体，只表现为一些以减税为核心主张的经济学家、记者和政治家热衷的探讨和游说活动。其理论和政策主张十分片面、武断，把经济活动的供给侧因素与需求侧因素断然割裂，否定后者的作用。以在餐巾纸上画出著名的“拉弗曲线”（亦即“减税曲线”）著称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也始终没有在教科书或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与其名气相符的学术地位。

“拉弗曲线”是一条显示税率与税收水平之间关系的抛物线，表明税收总量并非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而是在税率高过一定点的情况下，税收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减少。由于认为减税可以大幅度增加供给、刺激经济活动，进而最终也使消费者获益，所以围绕这个主张形成的经济学派，被人们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供给侧经济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Lucas, 1990）认为，“供给侧经济学”是发生在美国，以夸大税收结构对资本积累效果为中心的一系列讨论的产物。西方经济学界有大量的文献，全面批评了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

下面，我们仅从减税这个政策主张出发，利用西方经济学界自身的研究结果，看一下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缺陷，进而揭示其与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既然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后者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对各国的改革产生过更大的影响，弄清供给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助于防止有人借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卢卡斯之所以认为该学派对税收结构的作用被夸大或过度兜售，是因为他的实证研究（Lucas, 1990）显示，虽然消除对资本收入的征税可以显著提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但是，一旦观察其对福利的总体影响，效果却大打折扣。由于资本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长期看，更高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仅能转化为较低的消费增长率，而且，资本扩张在一定时期内会抑制消费增长。结果是，取消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总体福利效果，仅相当于美国消费总量的1%。换句话说，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只是直接惠及资本收入者，而并不导致显著的总体福利改进。政策后果之一就是资本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增长，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显然，减税政策不符合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回顾美国政府政策影响因素的变化，得出了过去20-30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有利于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的结论。例如，吉林斯等人用计量方法，对1981-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对资本减税的政策正是这一表现的代表，必然付出的民生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通过回顾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交替执政历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出，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态度从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收入分配结果。他本人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都指出，正是由于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日益偏向富人的倾向，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例如，斯蒂格利茨等指出，目前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分别占有全国接近四分之一的收入和40%的财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表明，由于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以民生为代价的对资本收入减税，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

       二、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结构性改革”

与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理念不无相关，并且与其流行在时间上相契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世界性的经济政策实践，主要体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的结构性调整，以及西方工业化国家政府实施的结构性改革。

上述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贷款政策及其实施，长期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影响和支配。很长时间内，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贷款，往往附加特殊条件，要求借贷国家实施由银行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一揽子政策，即称为结构性调整项目。这类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保证贷款的偿还，理想目标是引导借贷国家经济走上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道路。因此，它们期望借贷国家实现的对内对外经济体制转变，包括构建自由市场制度、解除政府规制、推动对国有工业和资源的私有化、实施财政紧缩以平衡预算、减少贸易壁垒等等。

这种不顾一个国家的国情，不顾特定时期的具体经济情况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轨中国家有着紧迫的脱贫或应对危机资金需要时，而被强加于贷款条件中的，一旦在项目实施中这些条件未被满足，则要遭受财务惩罚。正如国际批评者所形容的，这不啻于一种讹诈。在几十年的实践中，这类项目的理念和效果广受诟病。例如，普遍认为这类项目威胁了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严重的债务问题；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和资源流入个人手中，公共目标被私利所取代；财政紧缩往往以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保护项目为代价。极而言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断滋生的原因。

与此同时，为这类结构性调整项目进行理论支持和背书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也以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反叛（辞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为标志，遭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内外的广泛批评，可谓宣告破产。

与发展中国家外力强加的结构性调整有所不同，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是在同一思潮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下自发推动的。虽然这种结构性改革有其共性，即一般都是着眼于减少政府规制，即通过鼓励竞争和价格灵活性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但是，各国的实施并不像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圭臬本身那样整齐划一。总结下来，各国的改革重点、推进方式和力度，从而改革效果大相径庭。此类改革一般涉及金融部门、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税收制度和贸易体制，而各国根据各自对优先序的判断以及受到难易程度的制约，分别在某些领域实施较深入的改革，而规避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分别被认为取得较好效果或不尽成功。

事实说明，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华盛顿共识”，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改革中，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共识”，改革决策更多是依据政党或政府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做出的。正如时任卢森堡首相容克所说，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获得连任。由此，按照相同的逻辑，结构性改革可以分别或者同时走向如下所述两个极端。

第一，政策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富人、牺牲穷人和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方向演进，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奥斯特里等（Ostry et al., 2016）对支配工业化国家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时，通过对其倡导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紧缩两项政策的评价，指出相关改革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代价是巨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反过来又伤害经济增长水平和长期可持续性。

第二，囿于其政治制度，对选票从而执政机会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立足于最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民生目标，将许多国家的政策引向民粹主义。一种表现是为了抑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抵制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把自己鼓吹的自由贸易等等原则一概放弃，转而大肆实施保护主义。虽然人们以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现象的象征，其实，美国经济学家早已在理论上进行了铺垫。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一贯推崇比较优势学说，另一位获奖者克鲁格曼甚至宣称，经济学家的信条和誓言是“我相信自由贸易”。然而，当看到美国不再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时，他们的政策主张就变了，甚至尝试改写经济理论。

       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经济工作中得到高度认同、广泛使用并加以贯彻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新常态、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等，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定语境下，对发展阶段变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经济问题主要原因及其解决方式的准确概括，与西方经济学中字面上相似的有关术语，在内涵上是迥然相异的。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新常态重要判断和概括，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演进方向；同时阐明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就是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发展动能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来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本上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因素，因此，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靠结构性改革。

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主要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一系列供给侧因素的作用结果。例如，在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条件下，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上涨，其速度甚至快于劳动生产率速度，提高了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新成长劳动力总量减少也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机器加快替代人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减速缩小了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也放慢了。这些供给侧因素的变化，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也意味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入手，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动能潜力，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发展获得新的增长源泉。

既然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主要原因不在需求侧，就不应该过度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追求V型反转。在过去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不仅在供给侧过度依靠生产要素积累和投入驱动增长，也在需求侧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特别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采取了高强度的刺激办法，很多政策后果累积下来尚未得到消化，加上新情况形成了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过高和成本上升的结构性问题，妨碍了中国经济转向新发展方式，延缓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新增长动能的获得。

以新常态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引领经济工作，要求辩证认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主要从供给侧因素着眼，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从结构性问题入手，消除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以改革为根本手段，清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养新的更可持续增长动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工作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近期任务则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降成本、补短板。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都是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所提出，在逻辑上完全一致。

       四、结语

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遵循的表述，不仅准确揭示了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也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引导下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等，具有本质的区别。

不过，这种区别主要并不体现在使用的专业术语或表达方式上面，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一些具体的改革领域和举措，而在于问题的针对性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预期实现的最终目标。从此着眼，我们讲“结构性减税”并将其作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并不是一回事；我们讲“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与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彻底市场化主张大相径庭；我们讲“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也截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解除规制和限制政府作用的主张；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与推进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更有天壤之别。

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必须牢牢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此出发，才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防止因某些用语上的相似性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干扰我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参考文献

Lucas, Robert Jr. (1990) Supply-Side Economics: An Analytical Review,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2: 293-316.

Ostry, Jonathan D., Prakash Lounani, and Davide Furceri (2016)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