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对发展阶段做出准确判断，把握问题实质，树立信心，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论，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挑战

中国2014年人均GDP达到7400美元，已经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渡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更高的收入水平也带来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挑战。这种在更高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要求，更直接体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些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概括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是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从三个特点看，新常态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十分紧迫性，提出更高要求。或者说，不是人们的预期值高了，而是问题的性质变了。具体而言，新常态为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在于这一时期不可避免要产生的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首先，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紧迫要求。几个新特点：

（1）做大蛋糕时代vs.蛋糕做大的速度下降时代（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均下降）；预计“十三五”增长率6.5%，比“十二五”的7.8%和“十一五”的11.3%分别低1.3个百分点和4.8个百分点。蛋糕做大的速度减慢，人们的期望值不会下降，也是正常的人民期盼，所以更需要分好蛋糕。

（2）初次分配主导时期和再分配主导时期（主要依靠初次分配作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双双下降。例如，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率，从2009年最高点的2.67下降到2015年的2.38，降低了约11%；全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点的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降低了约6%。在今后短短4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小康目标，仍需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从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经验看，再分配政策可以把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降低36.2%）；

（3）改善收入分配的要求与防止民粹主义倾向的警惕。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触发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使经济全球化倒退。通过对1981-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分析，美国政治学者吉林斯等人指出，经济领域精英和商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

即使美国的经济学家，通过回顾美国政府政策影响因素的变化，发现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态度从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他们观察到，在过去20-30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有利于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问题是存在的且不能回避，但是，民粹主义和逆转全球化并非正确方向。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未能摆脱陷阱的国家，这方面有很多教训。

其次，未富先老形成的人口流动性提高，以及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养老难题等。先看农民工加大人口流动性及其引发的问题。城镇就业中超过1/3是农民工。以往农民工是有来有去，农业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现在，农业机械化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使得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换句话说，进城农民工不到40岁以上难以回到农村。目前，1.7亿农民工中55%是40岁以下的。

老龄化问题带来的问题挑战社会治理。2020年，大约17.5%的人口为60岁及以上。有些问题我们看到了，或者预见到了，例如渐进式延迟退休，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需要克服，有的是制度设计问题，有些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来应对。还有一些问题只有在未来才逐渐显现。例如，传统的人口年轻型金字塔变得越来越像橄榄型人口年龄结构，相应地，收入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尚未形成橄榄型，甚至仍然比人口结构更接近于金字塔，就产生矛盾。需要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乃至社会治理结合起来。

第三，更高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城乡居民对环境的期望值。经济总量扩大，意味着环境污染这样的负外部性不再能够内部化，需要公共政策解决。体制机制未能与时俱进的话，则产生矛盾。按照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程度常常经历一个先上升，到达峰值后逐渐下降的变化，形成一个倒U字型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机理，则是人民群众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对包括环境在内的生活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就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并指出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这是一个根本的指导和工作思路，需要社会治理模式与之匹配。

      二、创新社会治理应对挑战

第一，实施社会政策化解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时，引用了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一段话：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创新社会治理也应该着眼于利民为本。从此出发并着眼于化解新的社会矛盾，体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

（1）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承认此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则社会发展、民生问题应该是一个短板，要补课。

（2）针对新常态下的特点，一方面，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那样：“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改革以利民为本，坚持社会政策托底。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全面”两个字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这样做并非粉饰太平。首先，“成绩是主要的”这个判断是事实，所以我们才称其为“成长中的烦恼”。其次，如果渲染问题而忘记成绩，误导了方向并不利于深化改革，反而贻误时机，妨碍问题的最终解决。

第三，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有效结合，由标入本，标本兼治。属于“成长中的烦恼”的现象，通过符合五大发展理念实现发展予以解决，是“本”，不能忘本。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当前问题，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有时要先从“标”入手，然后靠“本”得到更好解决。

第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需要把握和探索从而创新的重点是，社会组织作用如何突出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