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如果不能落实到共享发展，社会还是要出大问题。总书记要求我们“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理念似乎大家都赞成，实际上有很大的争论。一是一次分配是否应该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二是二次分配是否应该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

 一、      一次分配应当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劳动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是要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刚才，世锦同志谈到当前有几项重要的改革，我都非常赞成，但是有一项重要改革他没有提，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实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些学者在谈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候，对于旧常态特征的归纳一般只提过高的资本投入、过多的资源消耗、过大的环境污染这三个问题，而对于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谈的不多。我认为旧常态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过低的劳动力成本。1992年到2001年，20年间，中国劳动收入占GDP得比重从54%左右下降到45%左右。转到经济新常态，特征应该是资本投入高效、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后面这两条特征不应被忽视，经济学家不要把这两个忘了，只谈投入问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我坚持认为劳动力成本提高是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占比有所提高，但还未恢复到位，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比，还有较大差距。近年来我们的基尼系数也相应有所降低，这说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和整个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尽管如此，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仍然是非常高的，按地理区域划分，我们仅次于拉美地区，这对一个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的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目前经济处在下行期，对劳动力成本的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角度，似乎有很尖锐的矛盾。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和新增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成本受宏观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存在需求大于供给的中长期趋势，从而客观上存在上升的压力。新增劳动力，最近这些年不是增加，而是每年减少200万到300万，农民工总量还在增加，但今年增幅只有1-2%。此外发展方式转型要求的制度性反弹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前一阶段劳动力成本压得过低了，而生活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房价不断升高，迫使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只好用脚投票，走人。各地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连续几年一些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高于当地GDP增幅。

有些新闻媒体惊呼，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高过美国了，所以中国企业转到美国生产去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认真看看，就知道一些媒体是把企业经营总成本当成劳动力成本了。记者不清楚专业的经济学知识可以谅解，而有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也跟着媒体跑则让人难以理解。请看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颁布的中国和美国劳动力成本比较，按PPP元，相差3.5倍，如果按照汇率算，5倍以上。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中国还远低于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更不用说日本、韩国了。此外，看劳动力成本占比变动不能只看2013年之后的两三年，要做中长期比较。1978年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为20倍，而城市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3倍，农村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4倍。城市居民收入有30年收入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26年低于GDP的增长。宏观分析说明，无论是国际比较还是中长期比较，尽管近两年职工工资增长较快，但至今普通劳动者总体工资福利水平仍然偏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在微观层面，许多企业家反映近年来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企业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经营非常困难。具体情况如何？这里举两个例子。

据江南化纤在美国投资办厂的个案分析，同行业美国的劳工成本是中国的2.57倍，经济参考报最新数据是5倍。那为什么江南化纤要到美国去办厂？因为有很多成本国内是高于美国的：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当然也有美国高于中国的项目，如折旧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7倍， 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中国的4倍。算总账，企业在美国投资划算。

今年全国政协在东北调研，齐齐哈尔重型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反映，该厂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从2010年15.3%急速上升为2015年36.4%。看到这个数据，有的人第一反映可能是这5年职工工资增长太快了。请不要过早下这样的结论。其实，齐重数控的劳动力成本占比5年增长了2.4倍，并不是职工工资过快增长造成的。齐重数控人工成本从2010年的22686万元减少到2015年的12326万元，减少了10360万元，减幅为45.66%。其中职工工资一项，从17320万元减少到8475万元，减幅更是高达51%。那劳动力成本占比为何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总成本大幅度降低所致。齐重数控的生产成本从2010年的148387万元减少到2015年的33858万元，减幅为77.18%。如果在总成本中除去劳动力成本，则其他成本从2012年的125701万元减少到2015年的21532元，减幅高达82.87%。生产成本锐减的原因是产能利用率从2010年的107.9%大幅度减少到2015年的60.4%。

以上分析说明，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减产，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必然大幅下降，而人工费用有较大的惯性或刚性，不可能与能源原材料成本同步、同幅度下降，因此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有其必然性。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率飙升的重要原因。一些研究单位、一些学者把近年来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简单归咎于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这一结论对所有产能过剩行业来说，显然过于空泛了。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6年《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说明，近年来盈利额下降的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盈利额上升的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是下降的。

实际上，钢铁、煤炭以及装备制造业行业的企业，这两年不仅高管减薪，一般职工也在减薪。需要指出的是，齐重数控作为一家民资控股企业，已经有了较大的用人自主权，职工人数从2007年改制时的12000多人精简到目前的1900多人。那么面对同样产能过剩的同行业国有企业呢？困扰他们的老问题依然存在，不仅企业冗员难以裁减，许多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对这些国有企业而言，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劳动力成本占比的剧增，将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其它如物流、土地、审批、融资等成本过高的弊端，而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二是当前企业经营困难，主要是产能大量过剩，这不是劳动力成本过高惹的祸，反而是前阶段各地为招商引资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恶果。 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倒逼”企业改变“血汗工资”制度，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提升就业质量，这已经被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所证明。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在短时间内过快、过高提高工资。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最低工资增长幅度，适当缓解工资成本过快增长的趋势，今年各地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从来料加工为主开始转向创新与资本输出为主。人力资源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源强国，必然要求劳动力成本合理提高。工资成本高了，资本会向低成本的国家转移，这是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四小龙”和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的，很独特吗？有的所谓大牌经济学家痛斥中国资本向东南亚转移，说近年来丧失了50万亿的收入。不知道这个数据从何而来，那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还有台湾地区在中国的投资又丧失了多少收入？再进一步思考，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劳动成本比我们低，如果现在还要坚持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压到这些国家的水平之下来吸引国内外资本投入，普通劳动者如何共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的收入差距将有多大？

二、      二次分配应当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进程打破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的保障作用，从而客观上要求建立适应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一是实行普遍关联原则，为包括鳏寡孤独及残疾者等弱势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救助项目上；二是实行就业关联原则，为就业人员暂时或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提供生活保障，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险项目上；三是作为政府立法实施的基本社会保障，发挥二次分配的作用，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更加公平和谐；四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和使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平抑经济波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四项功能本来是派生的，但在中国前阶段把GDP高速增长作为主要目标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激励经济增长的功能被过分强调，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二次分配应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功能则被忽视或弱化。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联合国大学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世界概况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这与中国的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相差并不太多，但是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远低于中国的0.47左右。从下降幅度看，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国仅下降了12.3%。

实际上，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在一些项目上还存在“逆向转移”问题。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发展报告》中指出，“面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没有及时得到相应调整，在总的原则上，还停留在改革启动时期，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向低收入者倾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如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双轨制等，都不仅没有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其中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缩小，有赖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双轨制的长期实施则完全是政策失误。2000年至今，15年过去了，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功能仍很微弱，可是至今仍有一些官员或学者，无意或有意地忽视社会保障应发挥的这项基本功能，一味过分强调激励作用。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上世纪90年代初探讨并建立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期，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不过0.3。因此，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分配制度的改革重在打破平均主义。在这一大背景下，曾提出把一次分配的效率原则引入二次分配中，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因为个人账户是以职工在职时的一定工资比例缴纳的，体现了多缴多得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主张在基本养老保险中体现激励原则的同志设计了16%的个人账户。经过激烈的争论并总结不同省份探索个人账户的实践，国务院在1997年统一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企业职工统一按11%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纳8%，企业按职工本人工资缴纳3%。其后，这项制度又逐步加以修正，个人账户降低到8%，完全由职工个人缴纳，同时提高了养老金计发的社会统筹所占份额。

      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历程应与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创造了高速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逐步积累了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在10多年前就超过了国际0.4的警戒线，逼近0.5，近年来略有下降，仍处在世界高位。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面临一次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应当提高公平性、共济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作为基本社会保障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公平性、共济性的方向也应当明确。

去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与欧盟合作的社保项目专家，在与国际劳工组织和欧盟社会保障专家交流的过程中，曾问到社会保障制度与效率的关系，得到的答复出乎预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府再分配的工具，在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方面能起多大作用是衡量这一制度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如果没有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这项制度就是无效率的。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亟待提高，至少“十三五”时期，不应再降低其效率，这应作为进一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底线来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