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的结构调整问题，魏礼群主任讲到了深化改革是关键，特别阐明了要调整好结构必须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一是要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目前，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保增长。同时要看到市场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外贸内贸的结构、投资消费的结构，等等，都是市场本身的结构问题。在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上如何更好的处理？我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保增长不应是保短期的一年两年的增长，而是要保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刚才主持人吕先生也讲到，中国这些年改革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积累的问题也很多。现在面临着各种矛盾，需要静下心好好的把扭曲的结构调一调。调整结构不是人为降速度，而是为了中长期更好的增长。因此，从中长期看，调结构和保增长是一致的。但短期来看，调结构可能和当年的保6.5、保7、还有前些年的保8有矛盾。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所以，应该是保增长服从调结构。我个人不赞成对保增长提出底线和下限，底线和下线都是GDP增长指标，按照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十三五”规划，GDP增长是预期性指标，不是约束性的指标。如果GDP增长指标有了底线，那就实际上成为指令性指标，到了各地就会成为政治动员目标。这方面的案例太多了，为完成底线指标，其他就顾不上了。这样就很难给调结构留出充分的空间。我认为，经过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市场内在结构的调整需要空间和时间，应当把调结构放在重要的位置。

　　二是处理好产业规划和创新发展的关系。有人说政府搞产业规划基本没有成功的。那也不一定，现在看高铁就比较成功。同时应当看到，苹果、微软都不是产业政策规划出来的，中国的阿里巴巴也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在经济赶超阶段，引进和模仿对增长很重要，这个时期政府对于中长期的产业发展，可以也应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制定指导性的规划。日本和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有这方面的阶段性成功经验。当然，政府产业规划失败的例子可能更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钢铁、水泥等过剩产业。经济发展到跨越低劳动力成本竞争阶段，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创新。没有人否认企业在市场的第一线，到底什么产品能够畅销，哪些符合市场的需求，处在一线的企业最清楚。所以，市场的创新、整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相应的劳动力结构调整，更多的是市场自主发展的过程。当然，在这一发展阶段，企业也脱离不了政府提供的宏观体制环境。我想强调的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产业规划应该更多地委托给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来做。国际经验证明，如钢铁协会、汽车协会、果农协会等各种产业协会，对于行业的发展比政府敏感得多。自己行业的产能是否过剩了？自己行业的技术路线怎样发展合理？自己行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何在？这些协会的成员企业最清楚，它们才是市场的主体。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落实政社分离，让目前仍然过度依附于政府的行业协会、商会，在调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不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指中央政府，应当包括所有层级的政府机构。我们有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级政府和镇级政府等好几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怎么处理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公司化。例如，市县到省都是以完成GDP、投资指标为当年最主要的任务，这样就必然造成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长，搞投资、搞招商引资等种种行为。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实际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形成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这是我们前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十三五”时期应该下决心加以解决。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由于发言时间所限，这个问题不展开，简单的提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不是要地方政府冲到经济的一线，作为推动经济的主要组织者、指挥者甚至经营者。但我们长时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路径依赖。如果说地方政府的GDP竞争前一阶段对促进GDP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必然给权钱交易造成极大的隐蔽空间，滋生了大面积体制性腐败。

　　四是处理好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关系。在市场方面，企业是市场主体，同时劳动者也是市场主体。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都是主体。这就要处理好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关系。中国很长时间实行的是低劳动成本竞争战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关节点，也需要改变了。昨天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到，中国的资本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怎么能依然坚持要求普通劳动力的价格压在柬埔寨、越南、老挝这样的国家水平之下呢。日本的丰田到中国制造，德国的大众到中国制造，美国的苹果到中国制造，人家也没有说有多大的问题呀。现在经济已经发展到中国资本输出的阶段了，如果我们还坚持把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压低在老挝、柬埔寨、越南这样的水平，请问国内的劳资矛盾得有多尖锐，收入差距得有多大？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合理分享？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合理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最近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比较快，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也有对前些年过分压低劳动力的反弹。改革开放37年来，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3倍、农村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4倍。在这37年中，有30年城镇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长，有26年农村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长。看看这30多年的变化，现在工资占GDP的比重、劳动收入或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全世界是很低的，还没有恢复到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个欠帐该还的时候还是要还。

　　最近争论比较大的是关于劳动力成本高低怎么看？我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工资增长拟合度比较好，中国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拟合度比较差，这说明我们的工资增长还没有和经济的增长同步，没有反映市场灵活的配置。如果提高灵活性，企业会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调整自己用工的人数和用工数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去产能也好，去杠杆、去库存的工作也好，不要养僵尸企业，宁可把失业人员用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起来，也不要在企业内部待业。美国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比较强。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失业率曾从4%、5%提高到11%，现在经济恢复了一些，失业率又降到5%左右。我们的失业率始终是4%、5%，不能反映市场的波动，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不要只看到近年来工资提高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压力，也要看到工资水平提高的积极作用。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其它成本如物流、土地、审批等过高的弊端，而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当前企业经营困难，主要是产能大量过剩，这不是劳动力成本过高惹的祸，反而是前阶段各地为招商引资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恶果。 还应看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倒逼”企业改变“血汗工资”制度，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并提升就业质量。这已被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所证明。

　　在现阶段，经济下行时期，许多企业家、一些学者担心劳动报酬增长过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最低工资的调整加以一定的约束。同时我们要看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是造成劳动力成本较快增加的原因。再有，分析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关系，也不能只局限于这两三年的数据，应当分析前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情况。

总之，政府要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要既做裁判员，又做市场竞争的运动员。对于企业的主体来说，应该严格遵纪守法，不要再靠“政策优惠洼地”和压低劳动力成本赚钱，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政府和市场这两者的关系，需要认真深入研究，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企业和职工等多项因素放进去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把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