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运用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对15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人均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趋势，以及这种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着重指出，虽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正在失去原有的一些后发优势，但是新的优势正在被培育和发展起来，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前景最好的国家。

      关键词：经济增长 国际比较 主要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增长不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规模、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新的发展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本文通过对世界上最大的15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从世界视角分析了中国实际可持续增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基础。

      一、从GDP比较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国际比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众多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都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由于视角不同，所提出的方法也不同，其中包括了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如人均GDP或GNI）、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水平的比较（如人类发展指数HDI）、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比较（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以及对人们心理感受的研究（幸福指数）等，但从最基本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以人均GDP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事实上影响着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其它方面的发展，与其它比较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3]。

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看，大的经济体或者说是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表1列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5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的情况，这些国家的数量不到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时所包含的国家和地区（200个左右）的十分之一，全部人口为39.2亿，占世界人口的55.6%，比一半略高，但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则高达74.18%（按汇率法计算，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是67.69%），近四分之三，可以说，它们的发展和变化基本上决定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我们通过对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分析来观察中国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

表1：2014年主要经济体按两种不同方法计算的GDP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

表1中的GDP数据，是用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反映的。随着计价标准的不同，各国的排序也发生了变化。在按汇率法计算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从2014年开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仅中国的位次发生了变化，其它一些国家的位次也有变化，如印度第9大经济体变为第3大经济体，俄罗斯的排序则由第9位提高到了第5位。澳大利亚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总量时，排序已经落到15位以外，而一些按汇率法计算时不在前15位的国家，在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时排序还相当靠前（如印度尼西亚，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排第8位），但是从总体上看，用两种方法列出的主要经济体重合度很高，未同时列入两种排序的只有个别国家。这说明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客观标准是存在的。

表2分别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列出了2014年主要经济体人均GDP的比较，从表1与表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人均GDP水平和人口规模都是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即GDP总量排名靠前的国家）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均GDP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数量，又体现着这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人口规模则在既定的生产率水平上，对整个经济规模产生重要影响。当人口规模较小时，即使生产率很高，但总规模仍然是有限的；反过来，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如果不是很高，但人口规模到达了一定程度，经济总量仍然可能比较高。在表2中的15个主要经济体中，按汇率法计算，人均产出效率最高的国家为澳大利亚，人均GDP达到了6.4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美国最高，达到5.5万美元），最低的为印度，人均GDP只有1671美元，为澳大利亚的三十八分之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5978国际元，约为美国的九分之一）。这说明无论用哪一个指标计算，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差别的程度有所不同。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反映的差距，显著地小于用汇率法反映的差距。具体地看，在15个主要经济体中，前9个国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一般特点是人均GDP高（达到30000美元以上），但经济增长已经转入了低速阶段。其余6个国家的情况则各有不同，韩国的人均GDP（汇率法）已经达到了28000美元，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经济增长仍然保持活跃，属于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折中的国家；俄罗斯则属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人均GDP虽然高于发展中国家，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前苏联解体后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巴西和墨西哥都是南美国家，人均GDP在世界平均水平（10000美元）附近，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但在多年前已经进入缓慢增长阶段，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就是这样一类国家。最后是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印度的加速经济增长才刚刚开始。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印度的工业化才刚刚开始。

表2：2014年主要经济体人均GDP的比较（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整理。

从人口规模的角度观察，这些国家中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有7个，其中美国和日本属于发达国家，人口分别为3.1亿和1.3亿，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在1万到2万美元之间，人口在1亿至2亿之间；中国和印度则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下，人口在10亿以上。如果表1中不包括中国和印度，那么，13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只有13.3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仅为18.9%），但按照汇率法计算的GDP已经达到45.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58.2%，即不到20%的人口有着近60%的GDP，而另外80%以上的人口的GDP总额的占比只有40%左右。这说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矛盾非常突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意义不仅仅是推动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缩小了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带动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

在表1和表2中还可以看到，用汇率法计算的结果和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因为价格因素，汇率法是按照各国的现行价格计算的，再按照三年平均汇率折算成美元。这样，由汇率法所进行的国际比较及其变化，主要有三个大的影响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这导致了按本国可比价格计算的经济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扩张；二是国内的价格总水平及其上涨程度（也就是通涨程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的上涨导致了按照现行价格计算GDP的增加；三是汇率变动，汇率的形成机制很复杂，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与一个国家的价格总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一些超发货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的汇率会出现严重下跌；而另一些国家提高利率并导致了货币供应量减少时汇率则会上升。因此，个别国家价格总水平和汇率的短期变化，不可能显著地持续地改变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长期提升，主要还是要靠经济增长。在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进行国际比较时，基本思想就是要要剔除价格和汇率因素对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影响，用横向的或截面的可比价格（国际元或者说是美国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来反映各个经济体的总量及人均水平之间的实际差异。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经济总量或人均水平会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明显的缩小（如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就明显缩小）。应该说，这种方法的思路是正确的，只是现在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和普遍接受的方法（如何真正使价格可比？如何科学地确定各种商品和货物的权数？等等），对它的结果经常不能得到普遍认可，如对于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项目所报告的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很多人表示质疑。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是客观存在的，国民经济核算只是要把它客观地反映出来并进行各种动态和静态的比较。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不是算出来的，而是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十年以前，世界银行就不可能在中美之间的比较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可能产生争论。这个争论的基础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确实比10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具体的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数值还可以深入讨论，所以由世界各国参与的、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评价法的计算结果在国际比较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

在表2中对两种不同方法计算的人均GDP计算相关系数，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相当高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9729）。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它的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DP）越高，其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结果高于汇率法的程度也就越少（甚至低于汇率法），也就是其一般价格水平越高；反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结果高于汇率法的程度也就越大，也就是其一般价格水平越低。这是因为，购买力平价方法是按照购买者价格（即支出法）计算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低而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没有发展起来，这样，如果按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价格标准计算产出，就会比按当地的价格计算得出更高的数字结果。但一般地说，这种计算依据的变化不会明显改变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国际上的排序，因为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一阶段所具有的生产效率。从表2中看到，2014年中国的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DP水平为7670美元，在15个主要经济体中列第14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提高到了13349美元，但仍然名列14位；印度通过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异更大，但在15个经济体中的排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从总量上看，因为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因此在用购买力平价法反映总规模时，排序则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印度变化更加明显，从第9位提高到第3位（参见表1）；中国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二、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从表3中可以看到，1978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8%，到了2000年提高到3.7%，比22年前提高2个百分点，而到了2014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13.3%，比进入新世纪时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宣布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世界银行后来公布的数据，实际上在2009年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两倍以上。

表3：1978-2014年主要经济体GDP总量（汇率法）与份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

在表中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0多年中，在主要经济体所占份额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5]，发达国家的GDP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几乎都是下降的（其中包括了七国集团中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以及西班牙），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国家为日本、美国和德国，2014年的份额比1978年分别下降了5.79%、4.73%和3.55%。只有澳大利亚一个国家例外，所占的比重略有提高，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它的矿产品出口在不断提高。反过来，这些发达国家以外的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低于30000美元），在世界上的份额都是提升的，中国提升的幅度当然最大，达到11.5%；韩国和印度分别提升了1.21%和1.05%；而巴西、墨西哥只有很小的变化。所以从世界来视野看，过去30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把过去30多年的中国高速增长称为“中国奇迹”一点也不过分。

表4：世界银行2003-2014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I标志数字（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各年度公布的人均GNI数据整理，表中的GNI与GDP之间在计算口径上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人均GNI和人均GDP在数值上略有差别。

从表4中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现在，世界的人均GNI接近翻了一番，但中国的人均GNI已经达到了当年的5.8倍。表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2009年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I在已经到了2310美元， 2010年却下降到1658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是7523美元，2010年也下降为5884美元，但这一时期世界的人均GNI却是上升的（从8751美元上升到9097美元）。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在这一期间由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中国人数众多，在计算人均水平时所占的权数很大，因此中国在离开下中等收入组时，使余下的国家平均收入减少，而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后，又由于当时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拉低了这个组的平均数。这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在2013-2014年期间，低收入组、下中等收入组、高收入组的收入都是下降的，但中国所在的上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却是提高的，而世界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提高的。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对世界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三、从主要经济体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在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最为引人注目。以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头，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成为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从表5中可以看到，在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年均增长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33年），韩国的持续时间次之（30年），再下来是中国台湾省（26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在20年左右。而从年均增长率上看，较低的韩国为8.48%，较高的中国则为10.36%。实际上，能够在2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8%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就属于持续高速增长了。这种高速增长的前期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推动市场化进程、通过增加积累和引进外资扩大投资，通过增加投入来扩大产出，到了后期则要更多地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6]。而当经济发展到达了一定的水平时，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尤其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时，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就会放缓，进入后高速经济增长时代。在后高速经济增长时代里，各个经济体的表现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增长就进入了徘徊阶段；而新加坡和韩国则一直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2000-2010年期间，两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59%和4.15%，在世界上仍然属于较高的经济增长。

表5：东亚国家和地区高速经济增长期比较

资料来源：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增长数据引自许宪春: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 《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从目前的情况看，从2012年开始，中国已经逐渐走出高速经济增长期，2012-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7.7%和7.3%，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还可能继续放缓，未来年度中虽然也有可能再出现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要长期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再具备客观基础。从生产方看，我们不能再像高速经济增长中前期那样主要依靠迅速增加投入来增加产出，而需要不断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提高市场和生产要素效率；从需求方看，需求的扩张越来越受到收入分配、国内外市场容量以及投资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多方面条件的约束。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事实上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表现，但在实际上却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我们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和路径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先我们是通过迅速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现在我们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后期，从规模上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工业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必然放缓。但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不断推进，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广泛的空间；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上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技术、装备、建设、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正在发展起来；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看，我们原来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而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在不断提升。原来以出口产品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也逐渐发展为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国际经济合作。这些重大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全新面貌。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我国“两个一百年”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经济增长目标上看，到2020年时我国要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而到了本世界中叶，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把这些目标具体化的话，意味着在未来的5年里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要达到6.5%以上（由于2011-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预定的7.2%的年均增长率），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DP或GNI接近或达到目前高收入国家组的下限（按2014年价格计算为12000美元），虽然和高收入组国家的平均收入（39000美元左右）仍然还有较大差距，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总量上看，按汇率法计算的GDP总额可能接近或者达到美国的水平。从2020-2050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只要达到3%，略高于美国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2%），那么，中国的人均GDP最终会达到25000美元以上（按2014年价格计算），大约相当于韩国目前的水平。虽然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但对中国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而从总量上看，将会超过世界任何国家，确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这样的增长目标虽然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无论从国际比较看还是从中国现实的条件看，只要我们坚持走正确的道路，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这说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仍然具有很大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2010年，中国成为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变化，主要是根据中国的人均GDP或GNI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序做出的（2014年在列入统计的20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中，按汇率法名列第100位，按购买力平价法名列105位）[7]，从具体数值比较上看，中国的人均GDP或GNI水平仍然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按汇率法计算，2014年的人均GNI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3%，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20%（参看表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3130国际元）为世界平均水平（14923国际元）的88%，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0762国际元）的32%[8]。所以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意义上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们的人民生活的平均水平还不算高，发展也不均衡，无论是从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看，还是从对各类服务的需求看，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生产领域看，在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中国已经大大推动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现在的制造业和工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大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产业结构相比，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滞后的。在主要经济体的发达国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多在5%以下，第二产业在30%以下，而第三产业都在65%以上，就业结构也是类似的；但在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在40%左右，第三产业则在50%左右；而从就业比重看，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为31.4：30.1：38.5，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不是制造业发展规模不足，而是包括制造业本身的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第二产业的增速明显放缓，并由此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速，这实际上是市场对产业结构的一种修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考虑现阶段经济发展对产业间均衡发展的要求，盲目地继续对第二产业拔苗助长，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就不可能改变。我国目前适当地调整经济发展目标，注重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当我们的产业结构及其它经济结构逐渐调整到较为合理的状态，各个产业的发展就会走向正常的轨道。由于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仍在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将有大量的需求和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这不仅会消化现阶段的过剩产能，还会对产能扩张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和俄罗斯这样的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体制更有活力，更能促进和保持较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而发生的。和同样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搞“休克疗法”，没有搞全面私有化，而是在发展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正是中国在实施转轨后没有像俄罗斯等国那样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基本原因。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选择的这一条渐进的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是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改善这一制度和完善市场秩序以及改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中国经济还会不断地释放自己的能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还会被进一步激发，而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则会使经济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不断增加的制度基础。

第三，和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9]，其中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引进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概括地说，导致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10]：一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尤其是在由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寻租”行为开始增加，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不再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来配置，经济发展自然就受到限制；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增加要素投入受到限制，而技术进步又不能跟上，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它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和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四是在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中国当然也存在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越来越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反腐败和依法治国，这就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有人认为反腐败可能影响经济增长，这是短视的观点，反腐在短期内确实可能对公款消费等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断送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清廉和高效的政府，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除了深化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外，十八大后，我们在推动创新、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及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比起短期经济刺激来，对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对中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有重要意义，对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从更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走拉美国家老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在赶超过程中都会在达到中等收入时出现经济停滞，日本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才出现停滞，韩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比高速增长期有明显放缓，但现在仍然保持强势。而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共同之处，远比那些南美中等收入国家要多。中国在走出高速增长阶段后，把较好的经济增长保持下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第四，和印度等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确实在失去一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但新的优势正在发展起来，这就为中国和其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创造了条件。从体制角度看，中国的政府和市场的效率，也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一些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的成本在提高，与那些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一部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也确实在向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但是对这一问题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首先，中国的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当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升高时，相关的产业还可以向内陆生产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如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尤其是重庆的发展，就说明了这种转移仍然存在很大空间，它将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其次，即使一些产业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对我们来说也不一定的坏事，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整体崛起，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和发展中国家在新时期的崛起相关的，只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和它们之间的经贸合作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虽然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但新的比较优势正在被培育起来，这就使我国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上，或者说在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劳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而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则在资金、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基础设施方面发展出了新的比较优势。这也是我们当前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尤其是在开展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成套设备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和基础设施相结合），经常能够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原因。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 刘伟[1] 北京大学 蔡志洲[2]）

英文标题：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ison among Major Economies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 刘伟，山东蒙阴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校长

[2] 蔡志洲，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

[3] 参见刘伟主编：《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第四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测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4] 参见刘伟和蔡志洲：从国民收入国际比较的新变化看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纵横 2015 (01)

[5] 严格地说，应该是略有下降，因为在1978年时，前苏联还属于计划经济国家，没有公布与市场经济国家同口径的GDP数据。

[6] 参见Paul Krugman，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7] 参看World Bank，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2014, Atlas method and PPP

[8]参看World Bank，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2014, Atlas method and PPP

[9]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2006.

[10] 参见刘伟主编：《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