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着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可能成千上万的问题需要解决。

　　老实说，经济学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作用，可是作用有限。因为有一些基本问题并不明确，解决方案也是“五彩缤纷”。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就正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基本型的问题。

　　譬如说有一个基本问题，就中国经济的下行，这是所谓进入了“新常态”，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过去少说大概有8年，更长远一点说也许已经有二三十年，用的方法是从需求侧找原因。经济学研究问题最近有几位我们经济学界主席出的经济学家谈到的经济学方法，比如清华大学的钱易教授，长江商学院的许成钢教授，还有上海财经大学的田国强教授，都分别在他们的文章里面讲到，经济学处理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分析框架，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正确分析框架的第一点就是选好视角。

　　在考察中国经济为什么出现困难、为什么增速下行的时候，第一个选择视角就是从需求方面，通俗的说就是“三架马车不得力”。

　　可是用这个作为一个视角的基准，或者说观测的尺度，用我们过去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就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去分析，但分析发现解释不了，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滑。

　　在增加需求方面，特别是2008年以后，政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需求的综合指标就是货币发行量。你看我们这些年来的货币发行量，信用扩张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要说总需求增加了很多啊，可是增速继续下降。

　　在经济学家当然就有争论，争论的结果大概在前年下半年，从中国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问题出在供给侧。

　　供给侧的基准是什么？就是所谓生产函数，供给的增加是由供给的三个主要动力推动的：就是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投资）和第三个——也就是效率提高。

　　问题出在原来的动力削减了，比如人口红利减少了，投资的效率降低了，而效率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它对于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以来还有下降的趋势，从此来说，在经济学家叫做潜在增加率下降。

　　潜在增长率下降不是靠“发票子”、扩张信用能够解决的，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决。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效率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制度环境有问题，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不具备。

　　怎么才能具备呢？就是执行十八大以来的决定，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才能够在资产配置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必须要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里包含了很多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来说就是386项，要这些改革落实到位，那么这个体系才能建立起来。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落实十八大以来关于经济改革、法治建设等等改革的决定，所以执行这些决定就起到中心的作用。

　　可是，我们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虽然在中央提出以后好像是大家都接受了，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随便举一个刚才诸位企业家提到的问题，也都可以看到它牵涉到许许多多基本的制度建设。比如，宗庆后先生提到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它的根本还是要提高效率。这些年来不只是本届政府，上一届政府就开始了，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作出了许多规定，比如《劳动合同法》、比如规定最低收入，规定每年工资增长的最底限。但它的作用似乎不大。

　　根本问题在于你要提高他的生活水平、要提高他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的来源在于创造更多财富。否则的话，你硬性规定去提高工资，而效率没有提高，那么企业就受不了。受不了，一种情况就是自动歇业，一种情况就是资本外逃，或者是投资移民，这些事情正在发生。

　　所以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推进我们体制的完善。只有推进体制的完善才能提高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只有提高了效率，才能维持有效率的增长，才能谈得上企业的繁荣，劳动者收入提高，如此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经济学家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跟诸位合作，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能够提出有根据的意见，然后再跟政府、跟企业家、跟普通劳动者、普通市民合作中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今后我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有更多合作，要找寻我们新的动能。这新的动能就是在三个增长的主要动力中着重提高效率，这个动能让它提高。

　　怎么才能提高这个动能呢？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原力，要把这个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它才能发挥原力。而要建立这个市场体系，就是要落实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

(本文系作者在2017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