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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发展中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作者:刘伟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发布:2016-12-15    阅读:5634次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中华民族在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现代化的目标。我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个目标的实现是第二个目标实现的坚实基础,而“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我们必须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包括到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2010 年我国 GDP 总量为 40 多万亿元人民币,到 2020 年实现预定增长目标,即 80 多万亿元,按汇率折算大约为 17.6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2014 年的 GDP(17.4 万亿美元)总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更确切的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是 34000元,2020年翻一番即为 68000元,折合约 12600多美元,这也是世界银行最近调整的高收入国家划分标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处于贫困水平,1998 年第一次达到下中等收入起点线,2010 年第一次达到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2014 年年末世界上有 70 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2600 美元之上,据有关材料分析,它们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经历了 12 年零 4 个月,其中有20 个人口规模超过 1000 万的国家用时 11 年零 9 个月,表明大国比小国的速度更快。中国拥有 13.68 亿人口,从 2010 年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到 2020 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只需要 10 年。中国要抓住这样的机遇,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机遇也是挑战。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统计,战后 116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中,只有 15 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所谓初步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再到高收入的全过程跨越,类似中国现在设定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即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有的甚至经历了“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那么,中国能否把握机遇,将跨越到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能否应对历史性的挑战?这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现代化过程当中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聚精会神,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没有任何退路。 

事实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很多因素存在于我国国民经济中。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首先应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的双重风险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年到1998年,除个别年份外主要是通货膨胀,1994年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 24.1%,这都是因为需求膨胀。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紧缩。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下半年到 2010年底,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需求不足,增长乏力,失业压力比较大,相应的,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进一步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有通货膨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威胁。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解决的着眼点不是一般的总量失衡问题,首先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快和慢的问题,或者说速度换挡、适度调整松紧程度的问题。经济增速的下限,要考虑保就业的要求。很多学者经过测算,认为如果将下限设定为 6.5%,能提供 2000 万个工作岗位,可以保证就业,即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下。经济增速的上限,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通货膨胀率预定在 3%左右(上限为 3.5%),那么经济增长率若在6.5%或略高一点水平,通货膨胀率在现阶段不会超过 3.5%。6.5%的经济增长率还能满足国民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要求。2020年比 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十年内平均每年增长 7.2%以上,而过去四年中每年的增速都高于 7.2%(2011 年增长 9.3%,2012 年、2013 年各增长 7.7%,2014 年增长 7.4%),如果今年增速达到 7%左右,那么“十三五”时期每年增长 6.5%,就能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五中全会强调2016年至 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 6.5%以上,这是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的结果,也是我们须保持的必要的增长速度。总的来看,“十三五”时期实现 6.5%的增速问题不大,同时要注意松紧搭配,做到积极财政政策要清晰明确,稳健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从深层次来看,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结构失衡。经济下行与需求疲软有关,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外需。而投资需求疲软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创新力不够,结构转换困难,很多企业处于低水平重复建设,使中国处于严峻的去产能时期,这就束缚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即使有资金也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从而呈现出投资需求疲软态势,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结构升级受阻。消费需求方面,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宏观上初次分配给居民的比例在下降;微观上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中观上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其核心是城乡差距很大,而城乡差距的背后是产业差距。我国农业产值占 9.8%,这意味着初次分配中 32%的劳动力在分配 9.8%的 GDP,这样农业和非农的差距就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短期的,消费需求疲软的核心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是宏观的、微观的、中观的多层次分配结构失衡所致。经济下行无论从投资还是消费角度来看,也都是结构问题。 

再看所谓通货膨胀,当前通货膨胀有新的特点,这也是结构问题。一是成本推动。虽然要素成本结构在进入新常态后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投入产出结构未变,因而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动。二是需求拉上。货币供应量增大的重要甚至在一定时期首要的原因是结汇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反映了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结汇则使央行倒逼货币交易。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存量,我们并不需要担心,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结构问题。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来自于投入产出结构问题,不适应要素成本结构的新变化,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中的收大于支的长期失衡。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因此,化解双重风险,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增长速度,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是结构失衡问题。结构失衡靠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无法解决,它必须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转方式来调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是创新。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现在对于科技创新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在科技创新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制度创新。在经济制度方面,到 2020 年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宏观领域和长期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政治制度方面,到 2020年我们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就要处理好民主与法治的问题。除了一般的法律供给之外,我们要加强对公权的约束和规范,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强调民主对权力的监督。五中全会报告还特别强调了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这关系到制度改革怎么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有了创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了活力,深层次结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双重风险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才能顺利把握。 

之所以存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乏力,经济制度不完备,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在资源配置中市场严重失灵,政府集中大量权力;政府制度不完备,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对政府的权力既缺乏民主的监督,更缺乏制度的约束;企业和投资者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机会(市场普遍失灵),只能“劝说”政府(政府集权);而政府的公权又可能被滥用,因而企业和政府之间极可能产生严重的寻租行为,进而产生腐败,既破坏公平(权钱交易无以公正),又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竞争性的市场效率标准而是按行贿力度),这是难以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现阶段按照“四个全面”进行总布局,是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实现穿越式发展的历史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