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更加注重经济的质量而非单纯看重数量。预期经济增速回归到一个相对低的水平，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和以前的老常态非常不同的时期，如果说以前老常态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做大中国经济的数量，那么新常态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中国经济的质量，不再盲目追求数量的大，更加追求质量的优，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产业结构调整。新常态下的政策初衷是通过市场手段去调整产能过剩和化解经济泡沫化的风险，2008年后的四万亿计划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要挤掉这些过剩的产能使经济回归正常就需要一些企业关门破产，近来PPI负增长就表明了这种调整确实在压缩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同时CPI呈现正增长说明并不是货币政策过紧使得市场产品呈现普遍价格下降，而是专门针对产能过剩企业的有计划的压缩。化解经济泡沫化的风险主要针对房地产泡沫，这些泡沫来自于过去过度的货币扩张和政府对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参与，形成了比较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在未来房地产行业的主要任务是去库存。房地产库存100亿平方米，按照当前市价消化这些库存需要60万亿资金，房地产去库存不能靠政府，因为政府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当然也不能靠银行杠杆，用零首付等金融杠杆来去库存，因为过高的金融杠杆有引发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可能。因此房地产去杠杆只能靠市场，要靠市场的力量，靠供求双方的此消彼长来决定价格，再由价格来调节经济行为，因此房地产去库存的主要途径还是靠市场。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这两个产业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最后变成普通产业。在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下行的同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弥补这些产业下行造成的需求缺口，这三个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因此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概括为“退二进三”，即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逐步下行，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积极增长。

      一、为什么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传统制造业在新常态下持续下行的三个原因是出口增速的下降、劳动力成本和各项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过去十年中国一直享受着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欧美的巨大市场很迅速的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出口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长期的出口使得国际间出现了比较大的收支不平衡，在全球经济由失衡走向在平衡的过程中中国的出口增速必然会出现放缓的趋势。劳动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供给充裕，低端劳动力甚至出现了不足，继而工资会出现长期的上涨趋势，劳动力成本提高已成定局。过去的人口红利来源于1949年建国后的鼓励生育政策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是这两个支撑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原因现在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要素价格扭曲正在逐步纠正，在过去很多要素的价格是被政府人为压低了的，这些要素主要有：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和汇率、工业用地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能源的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环境的价格等。这些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事实上起到了补贴生产者的效果，这种补贴在短期内确实推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但是长期而言这种扭曲不可持续。这些扭曲具有非常严重的破坏经济的效果，长期持续只能导致经济崩溃，政府在经济崩溃和纠正价格扭曲之间一定会选择后者。所以可以预见，在未来长期而言利率会上升，人民币汇率会上调，农产品价格会上升进而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自然资源的价格会上调，随着环保执法力度的加强环保成本会上升。这些价格的上调严格意义上不是价格的上涨而是原来被严重低估的价格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必然会打击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传统制造业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普通产业，不会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同时传统制造业很多都是中低端的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会带来三个局限：（1）中低端制造业阻碍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中低端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利润区段，这个区段的产业利润率很低，抗风险能力很多，一旦遇到国际经济的大幅波动，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中低端制造业必须走向中高端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积极向高利润产业区段迈进，否则如果未来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会有很大的经济风险。中国经济现存的问题是很多中高端的产品生产不出来，像飞机、汽车发动机、芯片等，这些中高端产品利润率高，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优势位置，可替代性低，技术壁垒高，因此承受经济波动冲击的能力很强。（2）中低端制造业可能把我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连续十多年取得每年8%的GDP增速并非中国专利，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和亚洲四小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曾连续几十年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速，被誉为“拉美奇迹”和“亚洲四小虎奇迹”。但是后来却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经济的增长太过于依赖中低端的制造业，在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这些中低端的制造业被资本的逐利性牵引逐步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原来由中低端制造业带来的表面繁荣也就随着一波资本转移而谢幕，从此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以史为鉴，从这些国家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把中低端制造业升级为中高端制造业，否则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3）中低端制造业限制了改革，因为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的体制不同，中低端产业需要的是一种粗放的体制，这种体制可以用低廉的环境成本去支持中低端产业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来维护中低端产业。而这种粗放的体制也和更现代化的中高端产业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为中高端产业需要更加精细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在资本、土地、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加有效率，和传统的“人治”型的粗放体制不同，需要更加“法治”的以规则为核心更加透明化的体制。如果仍然让中低端产业主导中国经济就必然把体制锁定在一个粗放的体制之中，无法让体制朝着更加先进的方向迈进。同时如果体制长期保持是一个低端粗放偏向“人治”的体制，就不能为中高端产业提供一个生存的土壤，最终也会遏制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因此产业机构的调整背后是体制的调整，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体制和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产业结构相辅相成，用发展中高端产业来带动体制升级，推动经济体制的进步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

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也会持续下行，在未来城市化增速会出现放缓趋势，因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逐步逼近，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会减慢。为了形成集聚效应，经济各个组成部门会出现集聚趋势，即更多的经济总量会集中到比较小的区域，占国土面积更小的地区会产出更多的GDP，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阶段是城市化优化存量的阶段，不太可能出现大量的城市化增量，主要是在城市内部实现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集中，经济资源会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城市化的速度放缓会减少对房地产的需求增长速度，现在房地产市场告别了过去的猛涨时代进入调整期。同时在高房价的刺激下，很多房地产商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使得房地产的供给迅速增加，形成了很多库存。这里需要强调，房地产的价格并不是由该房产的成本决定的，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旦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即便该房产的成本较高，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价格调整，尤其是在人口净流出的城市这种调整甚至会非常地剧烈。

      二、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在新常态下政府的主要政策会集中于以下三方面：（1）利用市场手段压缩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产业存在的过剩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风险。（2）利用市场手段配合行政手段降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重归稳健，化解经济泡沫化风险。（3）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使得经济在房地产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这两个老支柱产业变为普通产业后，利用新的支柱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前两个方面的政策无疑会使得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而新支柱产业的培育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为了让大家在这种调整之下保持平常心和一种平和的心态，政府主动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出现不必要的慌乱。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的收缩会通过上下游需求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拉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就显得非常重要，新常态下新的支柱产业主要有三个：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

服务业主要有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精神服务四种。消费服务是是为具体消费者生活提供的服务，过去我国居民收入很低，对消费服务的质量要求不高，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很多居民更加需要高质量的消费服务。商务服务是为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如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随着创新创业的深入开展，对商务服务的需求会更加灵活多样，商务服务本身也将会成为一个朝阳产业。生产服务是指为工农业生产提供的服务，如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和物流方案设计等，在过去粗放式的发展历程中生产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是随着集约化精细化生产时代的到来，经济对生产服务的需求会快速增加。精神服务与物质性消费服务相对应，主要指用于满足人们精神享受的服务，如影视、出版、音乐、旅游等，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精神服务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聚焦在八个产业，这八个产业是未来国家积极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会代表着国家在国际上的战略竞争力。八个产业分别是：新能源，未来太阳能、核电、风电等新能源会成为朝阳产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新能源会越来越重要。新材料，未来在医疗、工业、军事科技等领域新型复合材料会发挥越来越突出的革命性作用。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在医疗领域可以开发出革命性的新疗法和新诊断手段，在农业领域更是可以引领新农业的发展，开发出新种子新生物化肥和新农药等。信息技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红利并没有彻底释放完成，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模式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蓬勃发展，未来新信息技术技术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领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的空间。节能环保，在过去粗放式发展过程中很多生产工艺没有考虑到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造成了很多污染和资源浪费，未来节能环保设备投资需求量巨大。广义机器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缺乏正使得广义机器人成为替代人工劳动的必然选择。高端装备制造，在航天、航空、航海和海洋开发工程等领域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产业链的延长和内化，中国对高端装备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这种需求给高端装备制造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五大产业：飞机制造，我国人口众多，国土中平原较少山地较多，因此无论是民航还是军用飞机都有很大的需求上升空间，飞机制造产业将出现巨大机遇。高铁装备制造，我国高铁技术发展成熟，在新建高铁和运营高铁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路一带”战略的带动下，我国高铁装备制造将会快速发展。现代船舶制造，我国国际贸易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并保持增长，进出口大多使用海运，因此作为海运交通工具，现代船舶在未来还有很多需求，就助推了现代船舶制造的发展。核电装备制造，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化石燃料的枯竭，光伏发电和风电成本偏高，核电作为理想的低成本替代选项，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特变高压输电装备制造，随着新能源技术电动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电力运输的需求会出现大幅增长，在此趋势下特变高压输电装备制造会得到很大发展。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需要“完善市场和有信政府”。“完善市场”指的是依靠市场作为决定性力量的市场环境，过去我国的市场环境中权力占的比重比较大，属于典型的“不完善市场”，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很多产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另一方面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影响市场运行。垄断的维持主要依靠两个要素：第一是行政性的行业准入门槛，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某些行业，或者名以上开放某些行业实际上在审批过程中不让民营资本进入，即俗称的“玻璃门”；第二是金融管制，即政府通过控制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不给进入某些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使得进入这些垄断领域的民营资本自己自觉退出，即俗称的“旋转门”。这都是市场不完善的体现，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中，用行政性高进入门槛维持的垄断并不应该存在，因为这种垄断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精神相悖。垄断还阻碍了技术进步，很多上游产业都是国有资本集中的垄断性行业，这些垄断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坐享垄断利润，缺乏竞争压力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除了垄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外，另一个市场不完善的体现就是市场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指的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的经营行为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为了赚钱而肆意违法不能坑蒙拐骗,即不能靠违法的手段来赚钱。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和毒胶囊事件和众多有毒食品事件中的企业，明知自己的生产工艺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会违反法律，但是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机会主义地认为只有天知地知别人不会知道，结果最后东窗事发几乎毁掉了一个产业。过去“重效率、轻公平”，只要能赚钱交易一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故意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交易另一方的情况比较普遍，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故意侵害信息劣势一方的行为时常发生。企业侵害消费者利益，而消费者却没有法律救助途径；一些企业利用霸王条款实施店大欺客的行为；公司大股东或企业高管利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优势通过关联方交易的手段掏空企业资产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经济主体签订合同而故意不履行或故意推迟履行；企业虚假宣传故意误导消费者；借款人欠银行的贷款恶意拖欠故意不还，生产活动中收到货款后故意不发货等一系列现象频频发生。一些经济行为主体打法律的擦边球，奉行“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原则，游走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灰色地带攫取不当利益，还把自己的行为标榜为创新，这都会大幅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产生恶性甚至毁灭性的扭曲，属于典型的“不完善市场”。不完善的市场会扭曲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得经济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仍然让不完善的市场去配置经济资源，那么旨在培育新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会把主要精力用于钻市场的空子，用于去寻租搞腐败获得不当利益，用于从事违法活动获得非法利益，而不会把主要精力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完善市场”，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事无信不立”，“有信政府”的“信”指“政府说的话不是说着玩的”，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信”要求政府对于自己制定的法律要严格执行，做到言出必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另一方面的“信”主要指“恒”，要求政府的经济政策要具有长期一致性，不能频繁变动，要让社会公众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长期预期。建立“有信政府”主要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激励问题，让相关经济经营主体有这个动力去实施产业升级，主动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过去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比如对于一些严重违反环境保护法的高污染企业不给予相应的处罚，执法不严使得这些企业对于自己的高污染高能耗行为不负担任何成本，也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技术升级。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几十年前的技术，生产工艺的污染物排放水平明明不达标，结果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对其进行处罚，形成了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惰性——觉得反正也没人管，没有必要自己花成本去实施技术改造。有的企业明明安装了更加先进的设备，但是仍然不使用新设备而继续使用老设备进行生产，因为老设备虽然污染更严重但生产成本较低，政府对这些使用老设备的企业惩罚力度不够，让他们心存侥幸没有足够动机去使用新设备，很多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成为一句空话。

政府的“信”还表现在承诺经济政策的长期一致上面，必须承认过去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各种经营主体缺乏对经济长期一致的稳定预期，一旦缺乏长期稳定的预期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必定是非常短期化和短视化的。因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耗时比较长的过程，企业行为短期化会使得经营者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国有企业的高管由国资委或中组部任命，这些高管自己并不确定自己能够在这个企业任职多久，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一些国企高管在一个企业任职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调到另一个企业去任职了，因此国企高管不能建立起能够在这个企业长期任职的预期。他们很容易想到自己在这个企业费了很多力气进行产业升级，但是这种产业升级完成后，收获期到来时自己就被调到另一个企业任职了，自己在原来那个企业的努力只会是为接替自己的其他高管做贡献，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些国企高管会认为自己对企业技术升级的贡献会有很大风险成为仅仅为他人做嫁衣的无收益成本，无论自己为该企业的技术升级作出多大努力，这些努力都会随着自己调到另一个企业或者退休而归零，自己一旦从这个企业的高管职位上离开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自己的贡献会和自己在新工作岗位上的待遇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白白便宜了自己的继任者。在这种担心和顾虑之下，国有企业的高管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因此必须在国有企业经营者身上建立起比较长期的预期，这样会使得国有企业高管有激励在该企业实施产业升级。可以考虑延长国企高管的任期，即便该高管调离该企业也要保证该高管的待遇和该企业的后续经营状况相挂钩。因为产业升级的效果需要比较长时间才能在经营业绩上反映出来，如果该高管调离该企业后的收入待遇仍然受着该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那么该国企高管就有比较强的动机去通过产业升级来提高该企业的经营业绩，国有企业的产业升级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实现了。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府政策一致性主要是指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要保持长期一致，才能让民营企业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期，在一个比较长的预期之下制定自己的经营计划。事实上我国政府政策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一直在变化，在2002年前主要以国退民进为主，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很多行业，在这些行业建立了很多民营企业。但是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政策的风向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原本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变成了不允许民营企业，并且通过金融管制和宏观调控手段有计划地把民营资本从一些行业驱逐出去。这十年间很多名义上开放的行业，一旦民营资本进入就受到各种政策打压，最后只能被迫退出，这种退出有时甚至是以一些民营企业破产这种极端形式来实现的。这种政策转向并没有提前通知民营企业，而是以实际行动让民营企业自己去发现这种政策方向的转变，一些对政策方向不敏感的民营企业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就会很自然地顾虑认为现在允许的东西未来是否还会允许？如果他们判断未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政府可能在未来不允许这种经营活动，那么他们的经营性了一定会很短期化——先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疯狂赚钱，至于未来的经营前景则不予考虑。因此政府应减少政策的变动，主动维持政策的稳定性是建立“有信政府”的核心。

(作者魏杰 杨林*）

杨林，（1987—），男，四川达州市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