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以单向型和政府管制为特征的阶段，第二个是以双向型和自由化为特征的阶段，而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将进入第二个阶段，主要实施双向型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然后我们对这两个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其中双向型的对外开放战略是指在贸易方面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以及在投资方面坚持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包括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这两个战略形成了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和趋势。最后，我们从政策角度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升级的建议，主要是在坚持双向型和自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上，还要以国内改革促对外开放、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两个阶段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历经了将近40年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升级，逐步构建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港口城市—沿边开放城镇—内地省会开放城市”的开放体系，对外开放由点向面、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推进，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相继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成绩斐然，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逐步树立了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大国地位。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时期要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依据于我国在对外开放中所实施战略的不同，我们将我国的对外开放划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一）自1978年至21世纪初：以单向型和政府管制为特征的对外开放阶段

在对外开放初期，我国与外经济交流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出于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担忧，故意放慢对外开放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尚不发达，基础设施也不健全，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吸引投资的物质基础不足，所以前期的对外开放进展缓慢，[①]但是这一时期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解放思想和发展商品经济，从1992年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由于我国当时的外汇和投资奇缺，经济发展滞后，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所以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为主的战略，政府对外汇市场和贸易投资进行了大范围的干预，具体表现为：第一，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比如采取了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措施来扩大出口，采取了较高的进口关税、进口限额等措施来限制进口，从而促成了我国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第二，积极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我国在发展初期对投资的需求很大，国内资本难以满足，所以对境外资本采取了“超国民待遇”以吸引外资，比如减税、免税甚至补贴等，而对国内资本向外流动则设置了很多严苛的审批程序，我国利用外资的额度远远大于对外投资的额度；第三，为了防范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我国长期对外汇市场的交易和汇率进行管制，外汇储备基本由央行垄断，汇率变动经历了双轨期、并轨期和改革期，[②]期间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经历了市场化和去市场化的调整。[③]可以看出，我国在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实际上是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单向型开放战略，并且国家对外汇市场和贸易投资进行了严格的监管，所以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表现出单向型和政府管制的特征。

      （二）新常态时期：以双向型和自由化为特征的对外开放阶段

以出口和吸引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一度形成了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长期坚持的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单向型开放战略也积累了很多问题，首先，我国的国际收支长期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201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84万亿美元，储备成本巨大，巨额的外汇占款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一味地强调出口和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消费需求，不利于经济增长，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一直在50%左右波动，这相对于发达国家消费80%左右的GDP占比以及发展中国家平均70%以上的GDP占比，差距十分明显；再次，我国限制进口的政策实际是对国内同类产业的一种保护，是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不利于相关产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从而会产生福利损失，比如2015年中国游客抢购日本马桶盖的风波就反映了这一问题；最后，我国在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这两大支柱性产业的过度投资，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库存压力问题，这已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介于此，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加以调整，也就是从单向型开放转向双向型开放，一方面是从出口导向转向进口与出口并重，另一方面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向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进口与对外投资实际上是利用我国国内的市场与资本，是让别的国家搭我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当然这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既利用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本，又基本同等地利用国内市场与国内资本的对外开放行为，我们称之为“双向型开放”。

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地使用分散信息，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市场化的过程，而市场化的核心是自由化，也就是将权力由政府逐渐下放给社会、市场和企业，我国的对外开放体制也不例外，以前对外汇市场和贸易投资的管制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抵抗外部风险能力弱，现在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与外合作的加深，比如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等，我国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所以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在不断推进，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提。在新常态时期，自由化将是我国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包括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提高资源在国际间配置的效率，促进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将处于以双向型和自由化为特征的对外开放阶段，主要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双向型的对外开放战略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以下将对新常态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进行详细论述，并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升级的政策建议。

     二、双向型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新常态时期，我国的双向型对外开放战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贸易方面，我国将从以往的出口导向转向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另一个是在投资方面，我国将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向坚持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我国双向型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内容，使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既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也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促进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产品、服务的良性流动，从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贸易方面：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

2014年9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进口的政策措施，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加强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扩大国内有效供给，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同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落实加强进口的政策措施，包括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合理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口、进一步优化进口环节管理、进一步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力发展进口促进平台以及积极参与多双边合作等八个方面的内容，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发挥进口对于创新创业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④]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支出20048亿美元，同比下降8.53%，其中货物贸易支出15684亿美元，同比下降13.29%，服务贸易支出4364亿美元，同比上升13.94%，可以看出，我国进口的整体形势有所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但是我国的进口结构有所改善，技术和服务进口所占比重提升，这是进口促进政策导向的作用，所以为进一步加强进口和改善进口结构，必须坚持和完善进口促进战略。

坚持和完善进口促进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更多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涌入国内可以增加人们的选择多样性，并且享受到具有更高使用价值的商品，这将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是在诸如石油、铁、铜、铝、钾盐等诸多领域自给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处于高位，[⑤]所以加强进口可以增加资源储备；再次，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那些高新技术类产品和技能性的服务，我国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合作、雇佣等方式进行学习和创造，从而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另外，通过进口对国外先进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等的学习也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最后，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将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从而迫使国内企业改善经营或转型，这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在更高质量的水平上继续发展。

坚持和完善进口促进战略对于我国的消费者、企业甚至宏观经济都影响深远，那么该如何加强进口和改善进口结构呢，针对于此，我们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包括居民的个人消费需求和公共消费需求，重点在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改革财政体制；第二，积极参与多双边贸易合作，减少贸易壁垒，适度降低进口关税，尤其是那些技术溢出效应明显的产品和服务，甚至可以免税或进行补贴；第三，搭建更为便利的贸易平台，畅通进口渠道，降低进口的交易成本，比如建设更多的保税区、自由贸易区、提高海关运行效率、建设国际化的电子商务平台等，通过这些措施，我国的进口在新常态时期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

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出口的忽视或者出口变得次要，我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2014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属于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另外，当前由于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逐步消失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我国还需要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进口的同时，必须继续扩大出口，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我国在下一阶段的出口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积极开拓出口市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整体增速放缓，下行风险很大，这对于我国的出口势必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积极主动地开拓海外市场，以寻求更多的出口需求，国家要尽力发展多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减少贸易壁垒，企业要积极调研国外市场需求，寻求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第二，要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我国长期以来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的附加值很低，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以后要注重设计与营销环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出口产品中获得更多附加值；第三，要优化出口结构，主要是做到“五个提高”，分别是提高服务在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出口区域中所占比重、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目标市场中所占比重以及提高民营企业在出口经营主体中所占比重，[⑥]逐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二）投资方面：坚持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

201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对外投资再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实现了连续13年的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33.6%，2012年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201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4%，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进一步缩小，预计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实际利用外资额度，从而我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并且在此之后，对外投资将逐渐拉开与引进外资的差距，也就是说新常态时期是我国对外投资实现快速发展和全面反超的时期。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取消或简化对外投资事项的审批程序，98%的对外投资事项不再需要审批，只需要备案；发起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对外投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关系；等等，这些措施将会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在新常态时期获得快速发展。

国家之所以要重视对外投资，是因为对外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的对外投资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是从东道国经由跨国公司最终传导至投资者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是因为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技术或管理经验、雇佣其他国家的人才、租赁或购买其他国家的技术专利等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并将这些传导至我国国内，从而促进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我国产能过剩性行业的对外投资将会为相关企业寻求更大的市场，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并且释放积聚在这些行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和资本，使其流动到配置效率更高的领域，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企业对外投资一般是将产业链的某一环节转移到国外，而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可能来自于国内，这样对国内进行上下游生产的企业或部门就形成了更大的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和投资；第四，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大，国民生产总值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而我国企业和居民在国外所获得的收入都将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内，所以对外投资也有助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第五，我国在进行对外投资的同时，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建立了多个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很多国家为了吸引我国的投资，也会主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数量、安全性和便利性，人民币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⑦]可以看出，对外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新常态时期要充分重视对外投资，采取措施促进对外投资的稳步发展。

在新常态时期，我国促进对外投资的主要举措是“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2013年9月和10月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之后经过逐步完善和发展，于2013年11月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是要加强亚、欧、非的经济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路线设计包括三条：一是从中国经由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地区；二是从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三是从中国经东南亚或南亚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设计包括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印度洋至非洲、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⑧]“一带”既是指连接中国东部、中西部、中亚或南亚，最终到达欧洲的大通道，也是指经济产业带和城市群体带，它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聚集地，因为中亚和南亚地区对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需求非常旺盛，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主要采取工业园区的形式，比如目前已经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塔吉克斯坦中塔工业园、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等，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工业园区成立，促进“一带”沿线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从而逐步形成产业带和城市带，“一带”的核心区是新疆，可以考虑在新疆设领事馆，方便对中亚和东欧地区的贸易与投资。“一路”沿线的造港造城对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对外投资意义很大，当然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需求也较大，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将会给当地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劳动力的输出，推动我国海上航线和战略支点的建设，“一路”的核心区是福建，其与台湾隔海相望，相距较近，有助于未来加强与台湾的经贸往来。我国还发起成立了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支持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投资的“助推器”。

在新常态时期，我国的对外投资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引进外资的规模，从而我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片面地强调对外投资，而降低引进外资的力度，引进外资在我国当前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坚持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我国目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等领域投资需求很大，这些领域发展前景广阔，有潜力在未来成为支柱性产业，但是国内资本可能考虑到风险、技术或管理经验等因素，投资仍旧不够充足，在这些领域引进外资就显得尤为必要，比如我国鼓励外商投资高端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可以预见，未来外商投资将更多地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就业和税收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新常态时期，引进外资方面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不能再实行“超国民待遇”，保证国内企业与其在市场中公平竞争，尤其注意地方政府不要为了招商引资，私自设立一系列优惠条款，扰乱市场秩序，另外，对引进外资也要进行产业政策引导，对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企业或行业可以进行适当补贴，限制产能过剩性行业或高污染、高消耗行业的投资，促进资本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效率的行业，真正发挥外商投资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综合以上来看，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将把进口和对外投资置于重要地位，同时继续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的规模，也就是在贸易方面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在投资方面坚持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实现单向型对外开放战略向双向型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真正做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本，来实现新常态时期的中高速增长目标。

     三、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政府主导型经济，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前处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可以看出，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导方向，自由化主要是指政府不断将权力下放给社会、市场和企业，充分发挥市场的微观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的对外开放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也不例外，经历了不断自由化的过程，但是在对外开放的初期，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抵抗风险能力，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并且进展缓慢，对很多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比如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很多其他贸易投资行为等，这些管制曾经让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避免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并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为“成功的开放战略”，[⑨]但是在新常态时期，随着我国更加快速和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对对外开放中自由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此外，我国对对外开放的风险控制能力也在增强，所以对外开放体制的自由化将会明显加速，也就是说我国将实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在新常态时期，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另一个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这两方面的改革将实现对外开放过程中货币领域和实体领域的共同进步，从而实现资源在国际间的优化配置。

      （一）外汇市场自由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交易基本由央行控制，主要表现在央行垄断了外汇储备以及决定基准汇率的波动，其对外汇买卖和汇率的干预很大。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单一汇率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汇买卖和汇率波动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单一汇率制转变为双重汇率制，包括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被合称为“汇率双轨期”，但是大量的外汇在外汇调剂市场进行交易，导致央行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所以从1994年开始，国家进行了汇率“并轨”的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且确定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5年的“721汇改”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⑩]在此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但是为了出口的增加和外汇储备的保值，央行不断干预外汇市场价格。而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对外汇买卖和汇率的限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外汇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由政府管制的外汇体制转向自由化的外汇体制，包括外汇买卖的自由化和汇率决定的自由化。[11]从外汇买卖方面来说，2008年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自行保留或卖给经营结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2009年涉及强制结售汇的文件和法规被取消或修订，2011年起企业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国外，无需调回国内，[12]所以我国企业和个人外汇买卖的自由度极大提高，但是目前个人仍然有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限制，针对于此，2015年国务院批复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QDII2），首批试点包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深圳和温州六个城市，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进行海外金融类和不动产投资，这就突破了个人每年5万美元购汇限制的局限，未来试点将会进一步扩大，条件可能进一步降低，这也标志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迈出重要一步，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外汇买卖将会朝着意愿结售汇、意愿持有外汇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方向持续迈进。从汇率决定方面来说，2015年的“811汇改”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之前，可以综合考虑上一日收盘汇率、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和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来确定中间价报价，这增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13]是我国汇率决定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国际游资恶意做空人民币，为了防止国际投机者的恶意做空和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还会采取措施管理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这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在新常态时期，我国汇率决定的总体方向将是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政府的适度干预将仍是必要的。从我国的外汇买卖和汇率决定可以看出，在下一阶段我国的外汇市场将会更加自由化。

      （二）贸易投资自由化

出于国内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我国在对外开放初期设置了很多的限制条件，比如较高的进口关税、严格的投资审批程序、限制外资涉足国内金融市场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这些限制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升级的阻碍，必须通过适当的改革加以调整，以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是趋势，我们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顺应这种趋势，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促进国际经济更为密切和深入的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二是国际投资的自由化。

国际贸易自由化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逐渐减少或取消贸易壁垒，实现产品和服务在国家间更加顺畅的流动，这有利于在国际贸易中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扭曲以及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有多双边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其中多双边贸易协定是指两国或多个国家签订的针对某些或全部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优惠政策协议，包含一些临时性或特殊性的安排；自由贸易区指在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自保留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经济集团；关税同盟指成员国之间商品自由流动并且各国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政策的经济利益集团；共同市场则不仅要求成员国之间商品自由流动，也要求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联盟是在要求商品、劳动力、资本等自由流动的基础上，还要求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一体化组织。[14]我国目前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是多双边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签署14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东盟、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港澳台等国家或地区的协议，此外，我国积极参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它将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一起构成未来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极大地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自由化。

国际投资自由化是指外国资本在我国投资以及我国资本在外国投资的限制逐渐减少，包括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间接投资的自由化，其中前者是指相互之间设厂、兼并、收购和购买固定资产等的限制减少，后者是指相互之间投资股票、债券和衍生工具等的限制减少。我国由于资本项目并没有开放，所以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尤其是国际间接投资自由化方面进展缓慢，但是近年仍有发展，比如2014年11月，我国酝酿已久的“沪港通”正式启动，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进入新阶段，同月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RQDII），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境外金融市场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2015年提出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QDII2）也是对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限制的放宽，可以看出，资本项目有逐步放开的趋势，当然，我国也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包括简化在境外投资办厂的审批流程、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以及搭建各种对外投资的公共服务平台等。在新常态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简政放权”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将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这将是一个渐进性的、任重道远的过程。

综合以上分析，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将逐步改革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自由化，一方面是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包括外汇买卖和汇率决定的自由化，另一方面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自由化，通过这些改革，我国将形成“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所提的“对外开放新体制”，开创合作共赢、包容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四、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升级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面临挑战，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尚不充分，整体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就显得尤为关键，而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升级，因而如何推动对外开放的扩大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要坚持双向型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这是下一阶段对外开放发展的大致方向和整体趋势，除此之外，还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予以补充和保障，以促进对外开放扩大升级的顺利实现，具体来说：

第一，以国内改革促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把“利剑”，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改革可以为开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体系，并且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可以为对外开放提供物质基础，反过来开放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为改革提供经济支撑，并且对外开放有时具有倒逼改革的功能，所以改革与开放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国内改革来促进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当前需要进行的改革包括：（1）政府体制改革，其核心是“简政放权”，政府将向社会、市场和企业放权，从而专职履行保障民生、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和保证公平竞争环境的职能，企业在注册成立、经营管理、投资并购等方面会享受更大的自由权；（2）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银行自由化、放开非银行金融以及资本市场改革等，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3）调整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要获得与公有经济一样完整、平等的地位，包括政治、法律、资源配置、投资机会和市场竞争上的平等，注重保护产权；（4）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并且实行混合经济模式；等等。这些改革可以激发国内市场和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让对外开放在行政手续、金融支持、产权保护等方面更加便利和完善，对于对外开放的规模和结构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我国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其好处主要是：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通过向外传导缓解货币发行的通货膨胀效应；人民币的大量使用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等等，其坏处主要是：我国的货币政策将部分地失去独立性，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会由于向国际传导变得更为复杂；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加，外国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会通过人民币更容易地影响到中国，并且受国际投机者攻击的风险也增加；对人民币管理和检测的难度将会增加，尤其是境外流通的人民币难以控制；等等，但是总的来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大于弊，这也是我们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4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达到2.47%，同期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份额都有所下降，人民币有望在两年之内超越日元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15]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人民币将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中，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人民币国际化再进一步。人民币将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计价和结算，以及作为投资工具和储备工具，这将极大地便利我国的与外经济联系，促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第三，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超越全球经济合作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合作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一方面全球经济合作体制建立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基础上，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很大，想要协调起来十分困难，所以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的成本非常高，有时甚至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另一方面以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合作体制是在力量极不均衡的情况下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其中掌握了很大的话语权，从而很大程度上掌控着“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不能反映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16]但是区域经济合作则能很好地克服这些弊端，它往往是建立在地理位置上比较邻近的国家之间，相互之间在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从而彼此的认同感更高，需求更为一致，再加上国家数量不多，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另外，这些国家之间往往较为平等，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参与规则制定，话语权不会特别悬殊，所以各成员国的积极性更高，区域经济合作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我国也要顺应这种趋势，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从现实来说，主要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周边国家发展更多的区域合作关系，包括建设好目前已有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以及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中国-南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的形成和建设，除此之外，还可以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更为开放的形态发展，从而搭建更完善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其目的就是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应该做到：（1）积极倡导全球经济合作和协商会议的举行，寻找各国的利益共同点，寻求更多的合作基础，改革与完善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形成公平、共赢的新规则，尤其是参与网络、空天、深海等新领域规则的制定；（2）扩大对外经济援助，支持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企业管理咨询等，促进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3）推动全球气候协议谈判，主动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兑现节能减排的承诺，同时监督与协助其他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保护进程，努力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等。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更能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更能以自身的影响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从而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提供良好的信任基础，拉近国家间距离，减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

综上所述，新常态时期既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挑战期，也是机遇期，我们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实施双向型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推动经济和政府体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在新常态时期实现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升级。

China’s Opening Strategy under the New Normal

Wei Jie, Wang 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experienced two stages roughly. The first stage is featured by single-direction type and government control, while the second one is characterized by double-direction type and liberalization, which are the main strategies of opening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n we discuss the two strategies deeply, where the double-direction opening strategy means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import and export and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pening strategy include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liberalization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s liberalization. The two strategies form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trend of China under the new normal. Finally, we make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maker to expand and upgrade our opening, and apart from insisting on the two strategies, we should use domestic reform to promote opening up, accelera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RMB,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ctively.

Key words: opening strategy, double-direction type, liberalization

[①] 魏杰.：《30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变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前沿》2008年第10期。

[②] 李月艳、袁晓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演变及其评价》，《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6期。

[③] 杨雪峰：《开放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解读》，《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④] 陈光：《中国八大举措实施进口促进战略》，《国际商报》2014年11月6日，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41106/2776637.shtml.

[⑤] 于猛：《我国油气资源潜力大 到2020年25种矿产出现短缺》，《人民日报》2012年2月23日。

[⑥] 李予阳：《外贸结构优化 服务贸易比重提升》，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014年2月27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2/27/t20140227_2380871.shtml.

[⑦] 魏杰、汪浩：《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9期。

[⑧]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

[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对外开放成功得益于开放战略》，《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4期。

[⑩] 你我贷：《94年和05年两次汇率改革》，2014年3月10日，http://www.niwodai.com/view-maikong/article-08903180508.html.

[11] 魏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2] 网易财经：《外管局：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践中已不执行》，2012年4月16日，http://money.163.com/12/0416/14/7V7IGL3100253B0H.html.

[13]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2015年8月11日。

[14]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第10版），杨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 李春：《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RII指数劲增至2.47%》，《新华财经》2015年7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7/18/c_128033237.htm.

[16] 龙永图：《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探索与争鸣》2015第2期。

（作者：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