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30余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缘自于：长期贫穷形成廉价生产要素；改革开放急剧降低体制成本，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学习曲线急升，人力资源投资增长迅速。

　　“体制成本降低，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1月18日，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指出。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缘自于三个方面的因素：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他廉价生产要素；改革急剧降低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中国的学习曲线急升，人力资源投资增长迅速。

　　“一开放，资本技术往下流，中国的廉价要素通过我们的体制改革有效组织起来后，大量的产品出口，成就了中国故事。”

　　其中，体制成本的降低是周其仁尤其强调的一点。他指出，改革开放正是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降下来，从而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

　　而当前阶段的问题在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体制成本又在举头向上。

　　一般而言，被广泛提及的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渐丧失。但根据周其仁的研究数据，1995年到2012年间，中国名义GDP增长了8.6倍，工资总额增长了8.8倍，税收增长16.7倍，政府收入增长18.8倍，社保缴纳增长28.7倍，土地出让金增长了64倍。

　　不难看出的是，劳动力价格（即工资）上涨的幅度与名义GDP十分接近，相比之下，社保、土地出让金等涨幅高出了数倍。

　　周其仁指出，体制成本重新升上去，有一些是伴随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有一些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以税收为例，“我们到今天没有达到税收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但现在很多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不经过人大审核，容易收过头。”

　　另一方面，在以往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防止过热和失衡，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相当于“刹车”；但有些文件一直未撤销，当经济进入下行阶段时，便成为了极大的摩擦阻力。“高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还是按照原来的文件来，就会吃亏了。”

　　在全球竞争的格局中来看，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弱于印度、越南等国，但又尚未形成真正大规模的创新力量。基于这些判断，周其仁提出2017年中国经济两大突围之路：坚韧不拔推进改革、科技创新。

　　他强调，体制成本降下来要靠党中央、国务院主动发起一轮轮的深化改革，否则光靠民间力量难以解决。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这不是一个小事，我的理解是，降成本需要政府企业共同努力，一起把成本优势尽可能延长。”周其仁表示。

　　对抗成本上升的另一个根本办法是通过科技创新建立中国的“独到优势”，使经济发展的成本曲线不断往右移。

　　结合近日在深圳的调研经验，周其仁指出，如果把创新分为原理、技术和产品三个层级，中国更多是自下而上的，从市场需求出发，去整合技术，再寻求理论支持，成就一个产业；但值得庆幸的是，深圳已经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创新路径。

　　“我们希望像全球的创新强国一样，两条路径都要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