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降低了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但这一战略在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的努力上却遭遇了挫败。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表明，进口替代战略大幅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和危机不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

　　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批欧美派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由于在改革上急于求成、忽视国情，“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

　　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于，它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认为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