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历了6年的下行期，从高速增长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那么2017年的经济走势如何.中国为什么会经历高位下行，下一步如何突围？

　　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演讲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包括了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以及“不差钱”腐蚀企业家精神。

　　此外，全球竞争呈现“三明治”态势，发达国家有独到性优势，印度、越南等国凸显了成本优势，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成本优势的渐失导致独到性优势缺失，以及国内出现体制成本上升太快问题。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突围的两个方向是改革和创新。

　　全球外需收缩是其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似乎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周其仁列举了一系列数据，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8%，达到1979~2008年的平均增长率。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进出口总额全球最大。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呈下行态势，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9%，2016年预计在6.5%。这样的高速下行，给企业和政府都带来了从未遇到过的挑战，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原因.
　

       周其仁表示，首先要看全球格局的变化，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在开放中实现的。

　　在全球化过程中，欧美等经济体出现的变化是资本稀缺程度提高，华尔街和硅谷如日中天，非常耀眼，但是失业率增加，国内呈两极分化状态；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庞大的劳动力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相结合，通过大量的产品，制造出口赚了贸易顺差，率先出现中产阶级。

　　同时中国等国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拓展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本国开始积累资本、技术和研发能力。当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时，经济以外的规律开始起作用，导致贸易摩擦、壁垒的出现。

　　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全球化受到冲击。这对于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中国经济来说，冲击非常大。周其仁表示，从外部角度看，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原因，首先就是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外需收缩，因沿海城市的就业、税收都是外向型经济，外贸出口就出现了大幅下降。

　　体制成本重新举头向上

　　其次是国内成本出现变化。周其仁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这里的成本更多指的是“制度成本”——整个经济运行当中制度性的成本。

　　周其仁说，中国发展是通过一步一步地改革开放，大幅降低原来畸高无比的制度成本曲线，先从封闭变成开放，再在开放中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民营经济，又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把全球市场打开，另外加上要素成本低廉，以及学习曲线急升，从而成就了中国故事。

　　但新的问题在于，成本曲线是永远在变动的，如今成本曲线降到最低点后又上去了。

　　周其仁认为，在告诉增长的过程中，国内的体制成本重新又举头向上。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1995~2012年，中国名义GDP增长8.6倍，工资总额增长8.8倍，税收增长16.7倍， 政府收入增长18.8倍，社保缴纳增长28.7倍，土地出让金增长64倍。这其中，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幅度与名义GDP十分接近，而社保、土地出让金等涨幅却高出了数倍。

　　同时，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还包括市场准入的成本，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等。

　　对冲体制成本上升的办法，周其仁认为是要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尽量减慢上升速度，这就需要进行深化改革。“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周其仁说。
　　

      下一步突围：改革和创新

　　2017年，中国经济要实现突围，要如何走？

　　周其仁表示，要实现突围，首要是推进改革。过去的经验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对于目前改革的难度，周其仁说了三个方面。第一，过去都是危机推动改革，过不下去了，不得不改。今天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位，即便经济下行也仍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危机没有切肤之痛。第二，现在我们应该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来进行改革，而不是再像之前那样跟随发达国家，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措施在倒退。第三，所有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相对变化，有人受益，有人就会受损。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触动的利益存量非常大。

　　“改革要解决认知问题，到底什么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未来利益，同时要找到不同利益和观念的结合点。”周其仁说。

　　这就引出第二个突围的方向，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周其仁认为，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而是有条件的。全世界的创业、创新，在一开始都是少数人在少数地点，出来的东西才会普及到全人类，真正能承担创新创业的不是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人，需要聚合到一起。

　　结合近日在深圳的调研经验，周其仁表示，深圳之前的创新都是从下往上，即先产品、再技术，最后到原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也出现了从原理往下打的苗头。“希望深圳能像全球的创新强国一样，上山路、下山路都能打通。”周其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