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中性！不松不紧。在2月15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间隙，央行副行长易纲这样告诉媒体记者，其眼中的稳健货币政策概念。他认为，刚出来的1月贷款数应该是一个较为合适之数。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乃此届年会主题。此届专家学者直抒己见，观点甚为犀利。如此，或因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潜在隐患若现？它到底有多远？

“产权”问题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剑指“股民的产权最弱，没有得到保护”，他说此问题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去年为例，通过股市直接融资获得的社会融资总量非常低，IPO去年254家IPO，仅融了1800亿人民币，二次融资，再融资，1.3万亿，拢在一起，1.5万亿，仅占社会融资总额5%左右，整个固定资产投资5%，占比很低。这也导致杠杆率不断上升，很多企业发展必须向银行借钱。

“动力”而言，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直言，我们总以为靠投资就可以拉动总需求，殊不知不断的靠投资拉动，实际造成的是过剩产能，是供给侧无效的扩张。他建议，讨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同时，有必要关注需求侧结构改革的问题。

回眸过去，王小鲁认为，我们的财政政策一到经济增长不好的时候就要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我们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不断靠刺激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

现在，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王小鲁称，一方面，货币政策实实在在的回归中性，不要再靠刺激性政策去扩大投资了。“现在的货币政策如果看货币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话，仍然是宽松的政策，而不是中性的政策。”

另一方面与财政政策有关。王小鲁建言，政府能否将关心的重点从投资转回到民生、公共服务，回到社会保障——政府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而非与市场抢事情做。

“质量”上，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即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坦言，近年的增长质量从某种指标上去衡量有一定改善，如经济失衡状况，投资与GDP比重近年有所下降。但接下来非常有必要做一些分析，如“看债务率的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

可以佐证的数据是，若用国际通用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债务率与其长期债务率水平的偏离程度，可得出一个经验结论，即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率与他长期水平的偏离度超过十个百分点之后，似乎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出现信贷危机。

而中国目前的水平是30个百分点。“如果自身长期债务率水平偏离度过高的话，也会带来未来巨大的金融上的风险。可能最终还是要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降低杠杆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增长的质量有保障，规避金融风险。” 哈继铭说。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主张要释放风险点，所有的问题都是政府在兜底，总有兜不住的一天。

这问题关乎系统性金融风险。黄益平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除了如何提高增长潜力之外，如何保持金融稳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黄益平坦言，股市、房市、债市的风险在不断出现，加之近期汇率的压力和资本外逃等等。经过这段时间，金融风险隐患似乎在明显增加，甚至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全世界来看，“目前为止，中国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黄益平说。他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过去一直维持高速增长，有很多问题都在增长中化解带了，或者解决掉了或者掩盖住了。其次是政府兜底，有很多问题都是政府出手兜底兜住了。

不过，目前政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黄益平说，去年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提出各个国家碰到的一个宏观困难叫风险性三角。即第一，杠杆率全面上升，第二是生产率普遍下降，第三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明显收缩。“用这三条来套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显而易见，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也因此，“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僵尸企业能不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平稳的出清。此问题不解决，金融风险问题解决不了，金融资源提高效率也几乎不可能。” 黄益平直言。

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的发言则直呼中国面对危机无“章法”，如在救助的过程中是赔钱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中，不惜用国有化的办法来救助危机。而我们呢，是在市场最好的时候搞国有化，市场不好的时候搞民营化。

事实上，“我们在救助过程中是赔钱的，政府宏观调控肯定要不断的买和卖，因宏观调控而赔偿，这个是不可持续的。由此涉及到一个相关联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企的改革问题。” 李扬说。

李扬认为，国企改革引进民间资本，但市场不好之时引进民间资本有个问题不可回避：即怎么界定国有资产流失？其账目价值比较高。然而，现在不值这么多钱，又想把它卖掉，于是必须打折——可这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综上，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多远？也许回到一个本源问题上，不破不立。按照黄益平的话说，僵尸企业不出清，本质上金融风险无从解决。政府不能一直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