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4.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8%；服务业引领带动作用增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每经记者 冯彪 每经编辑 陈旭

2016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速为6.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

“很多人只关注了这个数据，其实我更想强调，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2月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回应中国经济增速时这样表示。

中国经济速度和质量的辩证观同样引起高层智囊们的关注。2月1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有质量的增长应该包括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生产安全为代价，还应该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而不是靠政策刺激带来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底线不要突破，但还应注意上限也不要突破。设上限是为了不要人为突破潜在增长能力。”在上述论坛间隙，蔡昉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经济增长重速度更重质量

虽然与前几年两位数的增幅相比，中国经济增速已明显放缓，并在2015年被印度超过，当年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第二位，但到了2016年，中国经济以6.7%的增速再次傲视全球。

在速度的背后，增长质量更受社会关注。在上述论坛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新的质量型供给模式和能够创造高质量产品的新发展动能来接续。”

那么，什么样的增长才算是有质量的增长？除了良好的环境和通过潜在增长率带来增长以外，蔡昉表示，有质量的增长还应该是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

6.7%增速的背后，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如何，赵辰昕在新闻发布会上从7个维度给出了评判：

一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4.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8个百分点。服务业引领带动作用增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二是去年初确定的“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较好。三是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了90%，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比例已经超过97%。

此外赵辰昕还表示，2016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三大战略和四大板块叠加效应明显，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

专家：慎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

除了在增速之外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多位与会学者也对经济增速过快表示了担忧。蔡昉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不仅应考虑下限，还应该考虑增速上限。他认为，经济增长提高是靠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超越潜在增长率。

“增速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时候，就有一个负缺口。我们历史上有负缺口，那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潜在增长能力，因此可以刺激，让它回到潜在发展水平上。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开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如果用真正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去比较，实际是没有增长负缺口的，所以我们不能刺激经济超越潜在增长率。”

蔡昉还认为，上限是考虑到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加你能够赢得的改革红利，如果超过它了，意味着一定是通过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过于干预性的产业政策刺激的办法，那种经济增长不是健康的，一定会带来资产泡沫的增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论坛也同样表达了通过政府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担忧。他认为，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为了保增长，要进行财政刺激，而主要的财政刺激就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会占用很多的资源，导致要素价格上升，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会影响整体效率，造成经济下行的进一步压力，形成恶性循环。白重恩将这种恶性循环称为“新二元经济陷阱”。

要避免这种陷阱，白重恩认为，需要通过财政政策的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是用政府财力去降低税费。降低税费，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企业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多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少了，整体效率就上升。当整体效率上升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减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