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促进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助推全球创新，全球创新驱动全球发展，全球发展为了世界人民。当全球化的大潮遭遇“逆全球化”的险滩，更需要中国扛起“新全球化”的大旗。

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介绍三次全球化演进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的“逆全球化”即贸易占GDP比重下降的经济表现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政治表现及其现实原因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不利冲击，进而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相关国际协定，重点提出了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上更平衡、安全上更稳定、经济上更开放更包容、文明上更非排他、生态上更可持续的“新全球化”体系，最后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逆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将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国和”，搭好台唱好“主角”，积极倡导“共赢主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形成“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推动“逆全球化”迈向“新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创、共建、共享发展红利、机会红利、方案红利等开放红利。

 一、引言：全球化的大历史演进

 全球市场促进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助推全球创新，全球创新驱动全球发展，全球发展为了世界人民。[①]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刺激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市场规模往往决定了一国工业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各国的规模化生产、创新性发展、大范围贸易、持续性增长，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形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源源不断动力。全球化是指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形成世界范围的分工、交换（贸易）、流动（资金、人员）的“时空压缩”现象。

纵观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曾先后出现了三次全球化，推动了各国经济贸易投资的一体化，推动了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并超过此前的任何时期，每次约持续40年左右的时间（见表1）：

第一次全球化是1870年至1913年，世界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1%，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1.30%，36个国家的铁路长度从1870年的19.1万公里上升至1913年的近100万公里，极大地促进要素国内与国际之间流动，先行工业化的国家走向海外，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贸易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870年的5%上升至1913年的8.7%。这一时期殖民主义达到顶峰，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世界性的全球化，之后又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接着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50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8%，世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仍未能超过1913年，只有7%。而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870年的2.5%下降至1913年的1.8%，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②]

第二次全球化是1950至1990年，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集团以军备竞赛为背景，展开了两大市场内部的跨国分工与合作，并在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全球化机构，这一时期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1%，世界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6%，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7%上升至1990年的15.5%。而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先下降、后上升，从1950年的1.7%下降至1973年的0.6%，仍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到1990年上升至1.8%。[③]

第三次全球化是1990年以来，其中上半段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上承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中国、印度等超级人口国家参与到全球化之中，跨国公司成为驱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全球生产体系和贸易市场，世界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9%，仍高于世界GDP增长率（3.5%），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15.5%上升至2008年的25.8%，进口额占GDP比重从15.8%上升至26.2%，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出口额从621亿美元上升至14307亿美元，增长了23倍，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1.8%上升至2008年的8.9%，是这一时期占世界比重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

下半段则下启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全球经济复苏乏力，2008-2015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是195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国际贸易低迷，世界出口额增长率为0.28%，是历史上最低的时期，世界出口额占GDP比重从25.8%下降至2015年的22.6%，进口额占GDP比重从26.2%下降至22.7%。这是1950年以来之后第一次“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贸易投资高度一体化的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先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货物贸易持续增长，从2008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6万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4.30万亿美元，而后逆转，2015年下降至3.96万亿美元，货物出口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31.4%下降至2015年的20.9%，下降了10.5个百分点，这一比例也低于世界平均比重，中国也成为“逆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当中国能在世界全球化逆流之中挺身而出，主动倡导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新全球化”，高举“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三面大旗，支持国际社会（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以及G20集团、金砖五国等主张，如2016年杭州会议所通过的《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投资指导原则》等，是有可能使此次全球化至少延续到2030年，也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创造全球化条件。

表1  三次全球化的比较（1870—2030）

注：国际移徙人数是指在一国出生并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人口数量，也包括难民。

资料来源：1870—1950年的进出口额、GDP数据来自Angus Madison，1996，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OECD，Paris；1960年之后的进出口额、外国直接投资额、GDP、国际移徙人数等数据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如何分析世情？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仍然在深度调整，复苏动力不足，增长分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但同时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④]这就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当前“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深层次原因和后果是什么？什么是“新全球化”？如何推动实现？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 

  二、“逆全球化”的表现、原因及后果 

（一）“逆全球化”的经济政治表现

衡量全球化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指标，是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并于2008年达到顶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1.86%，其中美国从15.23%上升至23.49%，欧盟从42.03%上升至64.10%，日本从16.85%上升至31.84%，中国也从32.16上升至56.23%（最高点为2006年的64.49%），在1990-2006年间翻了一番，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见图1）。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全球化逆转的“分水岭”，随后出现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逆全球化”。由图1可知，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86%下降至2015年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相当于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下降了2.24、-1.2和0.96个百分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相比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增长率，2016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仅为1.7%，是近15年来全球贸易增长率首次显著低于GDP增长率。

图1  世界及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占GDP比重（1990-201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TG.VAL.TOTL.GD.ZS。 

面对经济复苏乏力、跨国贸易投资低迷的新形势，加之南方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等北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的思潮。长期以来北方国家民众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倾向所取代，抗议反对资本全球扩张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2016年6月，英国脱欧，暴露出欧盟发展多重困境，形成了“看空”欧洲前景甚至疑欧、反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风向；2016年9月，部分国家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应标准产生不满情绪，表明以美国为主导的两大跨洋区域贸易安排正在产生内部裂痕和“硬伤”；2016年11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出反对全球化、要求重新谈判WTO等保护主义言论，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可能使“逆全球化”进一步恶化，殃及世界各国，也会殃及中国。 

（三）“逆全球化”的现实原因

究其根本，产生“逆全球化”的深层次原因有三：第一，全球贫富悬殊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也包括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自由贸易果实通常被大企业和精英阶层享有，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人群等弱势群体获得利益少，从而出现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第二，各国失业问题凸显。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全球失业率从2015年的7.6%提高至2016年的8.6%[⑤]；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7年全球失业人口将新增340万人，超过2亿人[⑥]。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布局，全球生产和外包体系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南方国家，导致欧美日北方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增加，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尤其反对货物、人员、服务、资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员自由流动；第三，国家民族主义回潮。全球化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去国家化，会引起本国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在债务危机、移民融合失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难题面前，北方国家更倾向于转向熟悉的“民族国家”，甚至是种族认同、宗教认同，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第四，北方国家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发源地，并波及到世界，美国和西方非但没有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作用，反而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殃及南方国家，中国成了最大的众矢之的，全球治理面临“领导力赤字”。 

（四）“逆全球化”的不利冲击

对中国而言，“逆全球化”使得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最大受害者。由图1可知，中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6.23%下降至2015年的36.41%，下降了19.82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将进一步下降至33.4%，相当于1999年的比重（33.1%），意味着倒退了17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未能实现进出口贸易增长预期目标，连续两年负增长且超过1998年情形。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24.3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下降0.9%，其中下降2%，进口小幅增长0.6%，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十二五”时期，我国外贸实际增速仅为5.9%，未达到年均增长10%左右的预期目标，2015年货物进出口贸易为3.96万亿美元，比4.8万亿美元预期目标低了17.5%，[⑦]同时外需直接下降，直接影响了“十二五”的经济增长率下行，为7.8%，是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最低的。

对各国特别是北方国家而言，“逆全球化”特别是“反全球化”，意味着“双输”或“多输”，是短视的、得不偿失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逆全球化”不等于“反全球化”，前者更多是客观的经济现象，后者则是人为的政治行为，“逆全球化”引发“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部分北方国家把“逆全球化”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借口，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本国的国际贸易失衡、工人失业、难民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化，人为切断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等交流与合作的纽带。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⑧]“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逆全球化”不仅破坏了世界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也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和世界潮流，还将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已有成果。

      三、“新全球化”：打造传统全球化升级版 

（一）全球化基础和“新全球化”必要性

危中有机，转危为机。“逆全球化”是当前及未来时期全球性最大的发展挑战之一，无论是对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来说，都深受其害，除非使其转变为“新全球化”。

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仍然是21世纪世界大势所趋，不会再出现类似于一百年前因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大萧条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中断。首先，当今世界既不是殖民主义时代，也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和平遇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其次，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也无法同日而语，以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冲击为例，直到1938年，全球出口总额相对1929年还减少了31.3%[⑨]；再有，与一百年前相比南方国家正在迅速兴起，经济贸易实力（指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经济贸易的力量。全球化的方向是明朗的，但道路还是曲折的，不可能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复杂性、脆弱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将客观存在。

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机制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这是全球化得以实现的有效载体；三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特别是经济日益服务化、虚拟化的北方国家与从事制造生产和资源供给的南方国家之间的流动和互补，这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四是南方国家崛起成为全球化的新主导力量，从国家生命周期看，发达国家因发达而成熟，也会因发达而老化，更像日落的晚霞，而发展中国家因年轻而不足，却是朝气蓬勃，如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下行期，不可避免地激化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也暴露出北方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⑩]打造传统全球化的升级版，推动实现“新全球化”，可谓是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二）“新全球化”的五大目标

何谓“新全球化”？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新全球化”基于四大原则：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11]“新全球化”立足五大目标：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2]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

本文以上述五大目标为纲，结合相关国际协议特别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纲举目张，初步搭建了“新全球化”的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国际秩序上，从不平衡到平衡，作为实践“新全球化”的主要途径；安全格局上，从不稳定到稳定，作为打造“新全球化”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上，更加开放和更加包容，作为遵循“新全球化”的基本原则；文明成果上，从排他到非排他，作为系牢“新全球化”的坚固纽带；生态体系上，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作为着眼“新全球化”的持久未来（见表2）。

表2  “新全球化”主要特征和指标一览表

作者根据世界组织及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资料整理。 

1．国际秩序：从不平衡到平衡

二战后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主要由北方国家主导，以美国为首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并将美国标准、欧盟标准和“国际标准”推向世界。然而南方国家崛起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表3可知，南方国家正在不断追赶北方国家，其中中国作出巨大贡献。从贸易实力来看，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均从1990年的“二八开”上升为2015年的“四六开”，南方国家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3.92%上升至42.1%，进口比重从21.51%上升至38.93%，商品贸易比重从22.71%上升至40.51%，服务贸易比重从18.48%上升至34.52%；从经济实力来看，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南方国家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超过北方国家，未来还将进一步拉开差距。总而言之，当今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加快演变，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必将推动国际秩序从过去不平衡的“北方治理”向平衡的“南北共治”转变。

表3  南北方国家及中国贸易实力、经济实力占世界总量比重（1990-2015）

单位：%

注：以OECD国家作为北方国家，其余为南方国家，数据系作者估算。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2．安全格局：从不稳定到稳定

当前世界仍不安宁，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因素错综交织，安全冲突和动荡、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不容忽视。自诩为“全球警察”的美国，已经成为二战后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2—2015年阿富汗年平均难民数达到25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0，成为世界第一大难民来源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2010年伊拉克年平均难民数达到126万人。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因此战争发起方需要反思，究竟是输入全球化？还是输入灾难？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14]安全发展是开放条件下追求发展过程的积极安全观，是应对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的共同理念。各国应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维护系统性安全，构筑好政治安全这一根本保障，国土、经济和生态安全这一发展基础以及社会、文化、科技和信息安全这一重要载体，处理好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裁军和限制军备等议题。 

3．经济发展：更开放，更包容

“新全球化”应更倡导包容性和互利共赢，经济上根据《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等，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便利化，降低关税总体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重新振兴世界贸易；政治上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增强发展包容性，着力降低基尼系数、失业率、贫困发生率，提高女性就业率、互联网普及率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不仅使广大南方国家受益，同时使北方国家也继续受益，不仅使精英群体收获应有回报，也使普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惠及更广泛的国家和人民。 

4．文明成果：从排他到非排他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文明本无优劣之分、高低之别、好坏之说，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智慧、贡献和积淀。对待本国文明，要充分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承好、创新好、传播好本国的优秀文明果实；对待别国文明，要充分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同处，将造成冲突和张力的文化差异扼杀在源头上，各种文明既不自我优越，也不盲目自卑，更不排挤他国，而应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共同文明实现创造性、创新性发展。 

5．生态体系：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15]环境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系统工程，是全世界人民最普惠的福祉。在“新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应该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十国集团能源合作原则》、《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等文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引导生产方式与碳排放脱钩，推动节能减排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创新绿色贸易、绿色金融，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四、中国贡献、中国机会与中国方案 

狭路相逢勇者胜，沧海横流显本色。“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世界经济需要“稳定器”，世界贸易需要“加速器”，世界创新需要“发动机”，全球治理需要“担当者”。当前西方世界扛不动自由贸易大旗的现实困境，正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天时”，欧洲为两次世界大战打得不可开交之后，邀请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今虽谈不上谁邀请，但客观上确实到了中国考虑如何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战略机遇期。此外，

周边大国崛起（指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成为中国的“地利”机遇，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成为中国的“国和”机遇。

在“天时”“地利”“国和”的背景下，中国应当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受害者，积极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全面参与全球治理[16]，形成“五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本轮“新全球化”，就好比上世纪初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同的是，“门户开放”仅仅是小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而“新全球化”则是包括广大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内的全体国家的“利益共享”。中国将坚持“稳重求进”的经济发展总基调，挺身而出、顺势而为，成为抵住“逆全球化”、重塑“新全球化”的倡导者、实践者、先行者，积极扮演好“主角”这一角色，发挥好“推动”这一作用，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机会红利、方案红利等开放红利。 

（一）中国发展，就是世界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始终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发动机”和全球贸易的最大“压舱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6.7%，按照购买力平价约占世界的17.3%，如果剔除中国，IMF预估的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3.1%将调低至1.9%（低于全球经济衰退临界值2.5%），说明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经济早已陷入衰退；2015年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超过13%，已经成为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发展，就是世界发展。日益开放、全面开放的中国，将会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越来越大的“中国贡献”，包括对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对外投资、减少贫困、创造就业的最大贡献，还包括作出更多科学发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文明多样性的重大贡献，推动实现更平衡、更发达、更包容、更多元、更可持续的“新全球化”。 

（二）中国机会，就是世界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未来时期，中国仍会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中国作为大块头，更多的不是搭别人的“便车”，而是和各国一起推车、开车，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机会，就是世界机会。未来5年，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系列“真金白银”的开放红利包括：每年进口额将达到1.6—1.8万亿美元，将成为140—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每年对外投资额将达到1500—2000亿美元；每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将完成营业额1800—2000亿美元；每年出境旅游将达到1.4—1.7亿人次，出境旅游消费将达到1100—1300亿美元；每年出国留学人员将达到60—80万人，外国来华留学生将达到40—50万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5%以上。

（三）中国方案，就是世界方案

“环球同此凉热”，即使全球化后退，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没有后退，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关键规则的重要决策者、引领者，更要顺应“新全球化”大势，倡导“共赢主义”。

中国方案，就是世界方案。中国作为主导者，共建“一带一路”，成立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打造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积极建设全球自贸区网络……充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国际公共产品托起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希望；中国作为倡导者，积极落实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各项成果，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并作出减排承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中国方案”与“世界方案”：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17]中国以开放大国姿态赢得世界的认可和积极响应。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顺应当今世界潮流与历史大势，自觉高举“新全球化”的大旗，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发展赢繁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18]中国将着眼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商、共创、共建、共享开放红利，既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人民。

[①] 胡鞍钢、王蔚：《中国发展与世界共赢》，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

[②]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改革出版社，162-164页，1997年1月版。

[③]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④]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2016年11月20日，新华社利马电。

[⑤] 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库。

[⑥]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 Trends 2017.

[⑦] “十二五”时期提出的发展目标是：进出口平稳增长，总额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15年达到约4.8万亿美元。贸易平衡状况继续改善。《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4月。

[⑧]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2016年9月4日，新华社杭州电。

[⑨]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改革出版社，164页，1997年1月版。

[⑩]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2017年1月17日，新华社达沃斯电。

[11]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2016年9月3日，新华社杭州电。

[12]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的演讲：《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2016年11月21日，新华社利马电。

[13]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新华社日内瓦电。

[14]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6日，新华社杭州电。

[15]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新华社纽约电。

[16]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2016年9月27日，新华社北京电。

[17]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

[18] 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专门重申了这句话。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