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章 -> 宏观经济
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①]
作者:胡鞍钢    单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发布:2017-02-21    阅读:4762次   

       摘要: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加速,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2002)提出的2020年基本工业化核心目标和主要指标。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界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是去工业化或放弃工业化,而是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制造强国。根据《中国制造2025》,推动我国制造业与信息化、互联网化、数字化深度融合,向质量增长、中高端增长、国内外制造为主增长转变。现代服务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中国城镇就业的最大渠道,服务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将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一、中国:提前实现2020年基本工业化目标

工业化一般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P92)

中国曾是世界性工业化的后来者、落伍者,直到1949年之后才大规模地发动工业化,成为工业化的追赶者,现在已经建立了世界上门类齐全、先进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201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23.7%,高技术产品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9.08%,已超过美国比重(28.9%),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的24.0%,是美国比重(12.4%)的1.94倍,[②]是世界工业化快速赶超美国、德国、日本等先行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成功案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工业化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实现“富民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主要途径。1953年毛泽东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2];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目标[3];1964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也包括“实现工业现代化”目标,还提出“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阶段目标[4];到建国三十周年时,已经把一个落后的“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并基本实现了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③],当时中国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十位[5]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加速发展。1978-2000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6%,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到2000年,中国已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前列,是世界第三大制造业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7.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的3.16%,居世界第四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的8.33%,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为17.76%)、日本(为15.26%)之后[④]

进入21世纪,党中央纵观全局、审时度势,提出新的工业化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目标是 “基本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设想[6]。当时,党中央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总体上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突出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分别占了50%和62%左右;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P92-93)。所谓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增加,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大降低,工业的技术水平和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为此,国家计委提出了四个量化指标:一是2000-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达到7.2%左右;二是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三是城镇化率超过50%;四是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降到30%左右[7]。这四个核心指标也是参阅了国际经验而后提出来的。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将“工业化基本实现”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核心目标。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提出了五个量化指标: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相当于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制造业占社会商品生产总值(全社会有形商品的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70%左右;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50%和44%左右,第一产业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降低到3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则为26%左右;我国城镇化有可能接近60%,基本达到工业化的要求;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8]

以上都说明,党中央对什么是“工业化基本实现”的目标和指标是十分明确的,已经不同于以往“工业化目标”的政治概念,既宏大又具体,既长远又务实,既借鉴了国际经验、参考国际评价,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2020年预期性的量化指标。这就为我们采用目标一致法进行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进入21世纪,中国工业化加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2%,到2015年前后提前实现了基本工业化核心目标和主要指标:一是2015年,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达到39.46万亿元,相当于2000年的3.955倍,年平均增长率9.6%[9](26);二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25美元[⑤];三是城镇化率达到56.10%;四是农业从业就业比重下降至28.3%,第二产业比重降至29.3%[9](42);五是最终消费支出达到5.34万亿美元(2010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的10.0%,居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⑥]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迅速从世界第三大制造业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美元价格)为671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为7.8%,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日本之后,高于德国;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占世界总量比重为11.5%,超过了日本,居美国之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占世界总量比重为18.5%,超过美国(为17.4%);到201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2.647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3.7%,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比重之和,与2000年比较翻了两番,即达到了4.0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47%,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04%)(见表1)。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增长的第一发动机,2000-2014年期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净增2.751万亿美元,同期中国增加了1.99万亿美元,中国对全球制造业的增长贡献率高达72.3%,而美国、日本、德国三国的贡献率合计只有23.4%(见表1)。

1四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占世界比重(2000-2014年)

国家

2000

2005

2010

2014

2000-2014年均增长率(%)

制造业增加值(万亿美元)


世界

8.41

9.567

10.392

11.161

2.04

中国

0.657

1.102

1.924

2.647

10.47

美国

1.588

1.763

1.806

1.877

1.2

德国

0.609

0.643

0.74

0.765

1.64

日本

0.89

0.976

1.075

1.089

1.45

占世界比重(%)

2000-2014比重变化量(%)

中国

7.8

11.5

18.5

23.7

15.9

美国

18.9

18.4

17.4

16.8

-2.1

德国

7.2

6.7

7.1

6.9

-0.3

日本

10.6

10.2

10.3

9.8

-0.8

注:制造业增加值根据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

计算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估计;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

 

     二、中国是否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争论

当中国提前实现了2020年基本工业化目标,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时,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进入“高峰期”。除了为此而自信自豪,更需要理性地提出如下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准确全面判断中国工业化的下一个新阶段?二是该阶段有哪些基本特征和重要标志?三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中国工业化发展视角的主要方向是什么?中国如何探索出新型工业化道路?

怎样判断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同阶段呢?通常大多是依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9],经济体从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要经历三个阶段六个时期,即初级产业,包括第一阶段的不发达工业阶段、第二阶段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中期产业,包括第三阶段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后期产业,包括第五阶段的后工业化社会和第六阶段的现代化社会。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向更高一个阶段的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化来推动的。这是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过,钱纳里利用的资料都是1950-1970年期间9个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和信息,与之后40-45年期间工业化情形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像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巨国的工业化如何划分?其次,像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参与全球市场与贸易,并迅速从世界第29个小贸易体变成世界最大的贸易体的过程如何解释?再有,像中国未来如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及又如何探索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重大问题,还无法提供现成的经验和具体的指导。这也需要我们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自身发展逻辑来探索、分析和前瞻。

我们需要从工业化发展生命周期视角以及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落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本身就伴随着工业化的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发动期、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和下降期。从量化指标的角度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部门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都将呈现倒U型或倒V型的变动过程。从中国的指标来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59年就达到42.7%,已经超过农业比重,而后因“大跃进”失败而先下降后上升,到1975年再次达到40%以上,这之间多次升降,直到2011年之后低于40%[10],快速下降至2015年的33.8%[11]。这表明,中国工业比重高峰期是典型的倒U型平台曲线,至少延续了50多年的时间,这在其他国家也包括工业大国是少见的。

所谓后工业化时代,是指一个工业化经济体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一个工业化发展时期,表现为如下特征:一是制造业所占经济总量比重持续下降,明显低于服务业比重;二是服务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并占主导地位;三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进入“信息时代”;四是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更多地依靠信息、知识和创造力等。这与中国现在所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本一致。

中国是否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是有不同判断的,这也与判断的标准不同有关,至少有几种观点:文宗瑜(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驱动与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提前结束了我国的工业化时代,自“十二五”开始,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12]。李钢(2013)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仍旧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难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13]。迟福林(2014)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14]。夏杰长、倪红福(2016)的判断是,现阶段,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也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他们认为,简单断言服务业将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或者简单抱着工业依然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观点,都失之偏颇。他们提出,树立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战略思路[15]。国家发改委(2016)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16]

本文是从中国工业化发展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判断中国是否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有其发展生命周期,工业产业或部门也不例外,至少有其几个阶段: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下降期,衰落期。除此之外,一国工业产业发展生命周期既与该国市场规模、发展水平、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体系等直接相关,还与参与全球分工、世界贸易的程度以及国际竞争力等因素相关,既可能延长或缩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更可能增加或减少该国占世界工业产出或主要工业品产量比重。

 

     三、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主要依据

笔者是根据实证分析来客观地判断中国是否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其中选用了主要指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否持续上升或下降,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是否持续高增长或中增长或低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持续增长或下降等,由此来分析并做出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判断,即使如此,笔者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还是需要服务业和工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务实主义的思路。

中国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重要的标志不仅是提前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主要指标,而且出现了阶段性的基本特征:工业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工业或制造业增加值从高速增长(10%左右)进入中高速增长(6%左右);部分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并呈下降趋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下降,反映出生产能力超过供应能力;部分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呈下降趋势;由此也伴随着工业用水、用电、用能、用材等总量的下降;作为货运量主体的工业产品达到高峰后也开始下降;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容量已经达到高峰,占全国就业比重已经开始下降。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的同时,也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突出表现为:

第一,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顶峰,为41.8%,而后有所下降,到2011年降至39.6%,比2006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44个百分点;而后一路持续下降,到2015年下降至33.8%(见表2),比2011年下降了5.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45个百分点。

从国际背景看,这背后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仅高于不同时期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高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在世界上大国(如G20集团)中也是比重最高的国家(2015年俄罗斯的比重为32.6%),属于世界工业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相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又是相对过低的国家或大国[⑦]。二是过去十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重下降,是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发生的。从世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其在1997年的33.6%后下降,可能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关,也与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有关。这一比重到2006年达到30.2%,而后又下降,到2014年已下降至27.6%,比2006年减少了2.6个百分点,而同期下中等收入国家减少了2.1个百分点,上中等收入国家减少了4.5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减少了1.9个百分点(见表2和图1)。这些变化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有关,也主要与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有关。与此同时,美国的比重从2009年20.2%到2014年略上升为20.7%,所谓再工业化也是很有限的,中国仍比美国高出15.2个百分点[⑧]

 

2中国与不同收入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较(1995-2015)

单位:%

年份

中国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美国

世界

1995

40.7

16.7

39.1

28.4(1997)

24.0(1997)

33.6

2000

40.0

32.0

39.1

27.6

23.2

30.5

2001

39.4

30.9

38.1

26.7

22.1

29.6

2002

39.1

30.6

37.8

26.1

21.3

29.1

2003

40.1

30.8

38.5

26.0

21.4

29.2

2004

40.5

32.4

39.5

26.2

21.7

29.7

2005

41.4

33.1

40.3

26.3

22.0

30.0

2006

41.8

33.3

40.5

26.6

22.3

30.2

2007

41.1

33.1

39.9

26.6

22.2

30.0

2008

41.0

33.2

40.0

26.2

21.6

29.7

2009

39.3

31.9

37.9

24.6

20.2

28.0

2010

39.7

30.5

38.9

25.2

20.4

28.5

2011

39.6

32.9

39.1

25.3

20.6

28.8

2012

38.3

32.5

38.1

25.1

20.5

28.4

2013

36.9

31.8

36.8

24.9

20.6

27.9

2014

35.9

31.2

36.0

24.7

20.7

27.6

2015

33.8


34.3




2006-2014年变化量

5.9

2.1

4.5

1.9

1.6

2.6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16年》第23页;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TOTL.ZS


单位:%


图1中国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0-2015年)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16年》第23页;上中等收入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TOTL.ZS

 

这表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不仅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且带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两者之间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互动关系。即使如此,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仅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接近。未来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持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从33.8%下降至27-28%之间,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从50.6%上升至56%以上,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12.6%,到2012年的7.9%,下降了4.7个百分点,并且低于10%;再到2015年下降为5.9%,201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率同比仅为6.0%。

第三,近年来一半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并呈下降趋势。在34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19个(占总数的55.9%)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并下降:原煤(2012年)、原盐(2010年)、成品糖(2014年)、卷烟(2014年)、布(2013年)、焦炭(2013年)、烧碱(2014年)、水泥(2014年)、平板玻璃(2014年)、生铁(2014年)、粗钢(2014年)、钢材(2014年)、轿车(2014年)、家用冰箱(2013年)、房间空间调节器(2014年)、程控交换器(2005年)、传真机(2006年)、微型计算机设备(2013年)、火力发电(2014年)[10](P128-133);此外,还有啤酒(2013年)、金属切削机床(2011年)、家用洗衣机(2013年)[5](P463-477)。其中,达到主要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年的情况是:2005年1种,2006年1种,2010年1种,2011年1种,2012年1种,2013年6种,2014年最多,为11种。上述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后直接影响那些生产大户的地区:以煤炭为例,直接影响到内蒙古(2014年为9.94亿吨)、山西(为9.28亿吨)、陕西(为5.22亿吨);又如生铁,影响到河北(2015年1.74亿吨)、江苏(7045万吨);还如粗钢,影响到河北(2015年1.88亿吨),江苏(1.10亿吨),山东(6619万吨),辽宁(6071万吨);再如钢材,影响到河北(2015年2.52亿吨),江苏(1.36亿吨)[10](P134-135)

从国际比较看,在6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中,除原油因受资源约束之外,中国均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比重远远超过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19.2%)。其中2015年中国粗钢占世界比重为49.38%,煤炭为47.67%,水泥为57.32%(见表3),分别是人口比重的2.57倍、2.48倍、2.99倍,充分反映了中国生产能力过大的情况。即使放在全球市场来看,这也反映了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一旦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势必导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下降。

实际上,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从国内市场看,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就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在34种主要产品中,1999年就已经有8种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顶峰,如原盐、卷烟、纱、布、焦炭、烧碱、家用冰箱、传真机等,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及时“走出去”对外投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从世界第七大货物贸易出口国(2000年)跃居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2010年),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3.86%上升至2015年的13.80%,[⑨]几乎提高了10个百分点,又成倍地扩大了传统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幅度提高(见表3),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更大规模的过剩,也导致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中国未来需要“输出工业化”,大规模地“走出去”,对外工业投资,帮助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建立工业体系,形成国内与海外两个生产基地、两个市场。

3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比重(1980—2015年)

单位:%


1980

1990

2000

2005

2010

2015

2000-2015年变化量

粗钢a

5.18

8.61

15.11

30.99

44.56

49.38

18.39

煤炭b

15.81

22.64

29.29

38.75

45.81

47.67

8.92

原油c

3.37

4.25

4.35

4.45

4.90

4.70

0.25

发电量d


5.24

8.80

13.62

19.57

24.11

10.49

水泥e



36.45

45.05

56.80

57.32

12.27

化肥f




24.31

27.91

28.65(2013)

4.34(2000-2013)

计算数据来源:a.世界钢铁协会 b.英国石油公司(BP)c.英国石油公司(BP)d. 英国石油公司(BP)e.美国地质调查局  f.联合国粮农组织。

 

第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从2012年至2015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有4年持续下降,累计已下降10.3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下降30.9个百分点,原材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6.6个百分点,加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0.4个百分点(见表4);在38个工业行业中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2011年有2个,2012年有20个,2013年有24个,2014年有25个,2015年有32个,占总数(38)比重为84.2%,这意味着我国绝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突出表现为持续4年左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

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2011-2015)

(上年=1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2-2015年累计下降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106

98.3

98.1

98.1

94.8

-10.32

生产资料

106.6

97.5

97.4

97.5

93.3

-13.61

采掘业

115.4

97.6

94.3

93.5

80.3

-30.90

原材料工业

109.2

98.0

96.9

97.0

90.5

-16.64

加工工业

104.6

97.3

98.0

98.2

95.7

-10.3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1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5页。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从2012-2015年,这一指数累计下降11.6个百分点。在8类产品中,2012年有五类购进价格指数是负增长,2013年有7类,2014和2015年8类全是负增长。其中,在2012-2015年期间,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黑色金属材料类,下降幅度为25.7个百分点,其次是有色金属材料类(下降19.7个百分点),再次是燃料、动力类(下降16.1个百分点)(见表5)。这也反映了这些行业不仅达到了高峰期,也开始进入下降期。


 

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2011-2015)

(上年=1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2-2015年累计下降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109.1

98.2

98

97.8

93.9

-11.62

燃料、动力类

110.8

100.9

96.6

97.1

88.7

-16.05

黑色金属材料类

109.4

92.9

95.7

94.6

88.4

-25.65

有色金属材料类

112.1

94.5

95.4

96.1

92.7

-19.69

化工原料类

110.4

96.1

97.3

98.3

93.7

-13.87

木材及纸浆类

104.6

100.1

99.6

99.4

99.3

-1.59

建材类

108.4

99.7

98.7

99.8

95.9

-5.82

农副产品类

115.6

100.2

101.6

99.4

97.7

-1.14

纺织原料类

112.7

99.1

99.9

98.9

97.8

-4.2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16年中国统计摘要》第5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无论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还是购进价格指数的持续下降,都反映出市场已经对我国工业从高峰期进入下降期发出了强烈的价格信号。这既会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对这些不同行业发展的预期,也会进而影响他们的投资行为和生产行为。这与1997-2002年的情形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从短期来看,都是因为供大于求,这是相同之处;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处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具有不同工业化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这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因此,不可能企望再出现工业化加速甚至高峰的浪潮,而要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增长特别是传统工业不断减速甚至低潮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此,在工业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还是在传统行业和传统产品上大做减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品上大做加法,一定程度上抵消前者的减法效应,避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悬崖式下降。

第五,部分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呈下降趋势。2014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到高峰,为2.23万亿美元,2015年下降至2.17万亿美元,减少了2.7%[10](P100),其中,许多工业制成品出口数量和金额呈现 “双下降”或“单下降”的趋势。

第六,工业用水、用电、用能、用材等呈下降趋势。2010年全国工业用水量就达到高峰,为1447亿吨,到2015年为1380亿吨,比2010年减少了4.6%[10](P76)。2015年全国工业用电总量下降了1.4%,其中重工业用电量下降了1.9%,由于工业用电占全国用电总量比重达到72.4%[10](P84),导致全国发电量下降了0.2%,为1968年以来首次下降。2010年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2.5%,到2014年下降为69.6%,下降了2.9个百分点[10](P83)

第七,全社会工业产品产量的下降导致了各种交通货运量下降。笔者选用了全社会货运量指标,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产品运输。2013年全社会货运总量略有下降(0.04%),2014年全社会货运总量达到高峰,2015年下降了4.9%;2013年铁路货运量达到高峰,2015年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5.4%;2015年公路货运量达到高峰,2015年下降了5.5%(见图2);2014年远洋货运量达到高峰,2015年下降了0.6%;2014年管道运输量达到高峰,2015年下降了3.6%。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全社会货运量曾经有过三次周期性下降,如1978-1981年、1989-1990年、1996-1998年,其后都呈大幅度上升,虽然我们还无法判断今后是周期性下降还是结构性下降,但全社会货运总量不会再出现2000-2012年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9.6%)的情形,不排除有小幅回升或低增长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事实。


 


图2中国货运量(1978-2015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5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第八,2013年城镇单位工业就业人数达到顶峰,开始下降。2012年全国第二产业就业达到高峰,为23241万人,占全国就业比重也达到高峰,为30.3%[5](P113)。这一数字到2015年已经下降至22693万人,比2012年减少了548万人,占全国就业比重降至29.3%[11](P40)。2015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采矿业为636.5万人,制造业为5257.9万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达到404.5万人,工业合计为6298.9万人。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为545.8万人、5068.7万人、396.0万人,工业合计为6010.5万人,共减少288.4万人[10](P105)。虽不排除非单位就业人数即包括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有所增长,但是工业就业人数已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

第九,全国各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反映了不同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不同特征。这里笔者计算了2011-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变化量及年均变化量,结果表明:一是31个省市自治区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都是下降的,其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年均下降1.6个百分点)有13个地区,排名前五位的地区有山西、黑龙江、甘肃、新疆、重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18个地区,排名最后五位的地区有西藏、吉林、安徽、福建、贵州;二是到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比重(33.8%)的有10个地区,其中最低的排序为西藏(6.8%)、海南(13.1%)、北京(15.9%)、甘肃(26.2%)、黑龙江(26.9%),同样这一比重高于40%的有14个地区,其中最高的排序为吉林(45.1%)、内蒙古(44.0%)、安徽(43.9%)、河南(43.5%)、河北(42.4%)。以上结果反映了全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与31个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是一致的,又反映了不同地区下降幅度不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过程的速度不同,就2015年而言,超前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已经占了全国的1/3地区。换言之,各地区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因地而异,也因时而异。

 

表6 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2011-2015年)

单位:%

地区(按年均变化量排序)

2011年

2015年

2011-2015年变化量

2011-2015年均变化量

全国

40

33.8

-6.2

-1.6

山西

53.2

34.3

-18.9

-4.7

黑龙江

44.7

26.9

-17.8

-4.5

甘肃

41.4

26.2

-15.2

-3.8

新疆

42.7

28.8

-13.9

-3.5

重庆

46.9

35.4

-11.5

-2.9

青海

47.4

37.0

-10.4

-2.6

河南

52.9

43.5

-9.4

-2.3

上海

37.7

28.5

-9.2

-2.3

辽宁

48.6

40.5

-8.1

-2.0

云南

36.6

28.6

-8.0

-2.0

宁夏

40.6

33.6

-7.0

-1.7

江西

48.4

41.8

-6.6

-1.7

内蒙古

50.3

44.0

-6.3

-1.6

河北

48.5

42.4

-6.1

-1.5

天津

48.1

42.2

-5.9

-1.5

海南

18.9

13.1

-5.8

-1.4

山东

46.9

41.1

-5.8

-1.4

江苏

45.4

39.9

-5.5

-1.4

浙江

45.4

40.1

-5.3

-1.3

四川

45.1

40.1

-5.0

-1.2

广东

46.3

41.4

-4.9

-1.2

湖北

43.6

39.0

-4.6

-1.1

广西

42

37.7

-4.3

-1.1

陕西

46.2

42.0

-4.2

-1.0

北京

19

15.9

-3.1

-0.8

湖南

41.2

38.2

-3.0

-0.8

贵州

34.5

31.6

-2.9

-0.7

福建

44.7

42.2

-2.5

-0.6

安徽

46.2

43.9

-2.3

-0.6

吉林

46.6

45.1

-1.5

-0.4

西藏

8.1

6.8

-1.3

-0.3

计算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3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33-3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第十,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比发达国家晚得多,但下降幅度过快。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本身就是中等发达或比较发达时代的特征,与工业化先行者的发展路径基本相同,只是类型有所区别。九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数据表明(见表7),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美元(1990年价格)左右,出现了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高峰,大约在40%以上,转而持续下降的局面。 如美国在1953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3%),英国在1960年,法国、德国、日本在1970年,而后是西班牙(1975)、意大利(1976)、台湾地区(1986)、韩国(1992)(见表6),都遇到过这种局面。

对中国而言,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40%左右的高峰平台上,从1975年达到41.3%,直到2008年还在41.0%,长达三十多年,这是与上述九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的。但相同的是,中国的转变也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美元左右。“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下降达到5.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会降至30%以下。显然,从国际发展比较看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时代。

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实现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软着陆”,特别是避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快速下降或大幅度下降。九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与这一比重下降有三种类型:一是缓慢下降,如美国、德国;二是快速下降,如日本,呈现断崖式下降;三是介入两者之间(见图3)。目前,中国这一比重下降趋势相当明显,即峰值年份(2006年)之后的第九年(2015年)已经下降了8个百分点(见表7),平均每年下降0.89个百分点,属于第二种类型。因此,庞大传统工业“去产能”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急于求成,特别需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尤其防止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悬崖式下降以及人为地大量裁减工业部门就业岗位,渐进式的改革与转型更符合中国国情,其经济社会成本更低。 

表7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峰年的国际比较

国家或地区

峰值年份

人均GDP(1990年国际美元)

工业占GDP比重

%

服务业占GDP比重

%

美国

1953

10,613

33

60

英国

1960

8,645

49

44

法国

1970

11,410

41

48

德国

1970

10,839

47

48

日本

1970

9,714

42

51

西班牙

1975

8,346

46

42

意大利

1976

11,308

46

45

台湾地区

1986

7,477

49

44

韩国

1992

9,877

44

47

中国

2006

6,048

41.8

41.9

中国

2015

12,274

33.8

50.5

中国

2020

16,580

<30

56.0

数据来源:Maddison数据库,GGDC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中国2006-201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2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国2020数据系作者估计。


 

单位:%

blob.png

      图3中国与其他九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情况

来源:Maddison数据库,GGDC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员的计算。

注:t=0定义为工业部门在GDP中所占名义比重达到峰值的年份。样本中的国家包括九个发达经济体。

 

第十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脱钩”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工业污染排放国,这是工业化的最大代价。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主要工业污染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于2007年达到高峰(为246.6亿吨),到2014年下降至205.3亿吨,减少了16.7%;工业废气排放量于2011年达到高峰(为67.45亿标立方米),到2013年下降至66.94亿标立方米,减少了0.8%;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2012年达到顶峰(为33.25亿吨),到2014年下降至32.6亿吨,减少了2.0%[⑩]; 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为2424亿吨,到2015年降至2224亿吨,减少了8.3%;二氧化硫排放量2009年为2214万吨,到2015年下降至1859万吨,减少了16.0%[11]。此外,工业用水量于2010年达到顶峰(为1447.3亿立方米),到2015年下降至1334.8亿立方米,减少了7.8%。因此,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获得最大收益的则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使生态成本大大降低,也出现了发达国家的“脱钩”现象与环境质量改善趋势,这正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生态红利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各种信息已表明,中国已经在过去十几年达到工业发展的高峰期,也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 “基本工业化”目标和四个关键性量化指标,正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是六十多年来中国工业化不断经历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再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这说明,工业化其内在的发展生命周期,势必经历初步成长期、迅速成长期、高峰期和下降期这些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国内市场还是从国际市场来看,目前中国都已经先后达到或越过了高峰期,部分工业行业进入下降期,“去产能”就是重要的标志和关键信号。为此,我们应当更加理性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性特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一是要主动从“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二是要主动从“工业主导时代”转向“服务业主导时代”;三是要主动从“工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向“服务业与工业双轮驱动”。这就是中国走向后工业化时代“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思路,因此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就成为关键之处。

 

   四、中国从“传统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很多人担心中国会丧失国际竞争力。例如王玲俐、赵峰(2011)认为,中国将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工业产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已经基本丧失,劳动用工的低工资时代宣告结束,产业平均利润率时代已经正式开始[17]。实际上这一结论是缺乏依据的,主要是就中国而谈中国。

    事实表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是比较成功的,体现了各类技术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亚洲市场的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用专业数据说话。2016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9.4%(相当于日本的37%)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相当于日本的5.7倍,不仅如此,其他各类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亚洲市场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如中高技术产品比重从10.1%提高至36.5%,中低技术产品比重从14.9%提高至34.6%,即使是低技术产品比重也从26.3%提高至55.4%(见表8),相当于印度的5.9倍。这就是说,在四类技术产品亚洲市场上,中国都具有国际竞争力,除非是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或大幅度下降,如日本。这也表明,2000-2014年期间,中国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是非常成功的,

 

表8 亚洲各类技术制成品出口占亚洲市场比重(1996-2014)

单位:%


高技术

中高技术

中低技术

低技术

国家或地区

1996年

2000年

2014年

1996年

2000年

2014年

1996年

2000年

2014年

1996年

2000年

2014年

中国

5.9

9.4

43.7

6.3

10.1

36.5

10.8

14.9

34.6

21.2

26.3

55.4

日本

30.0

25.5

7.7

52.8

49.8

23.6

27.6

24.7

11.1

5.4

5.1

2.0

韩国

7.3

10.7

9.4

9.9

9.7

14.4

15.4

16.2

15.1

7.6

6.7

2.4

印度

0.4

0.3

1.7

1.1

1.2

3.6

1.9

2.5

9.6

6.0

6.7

9.4

其他亚洲国家

39.8

35.0

28.0

24.3

22.2

11.8

35.1

31.1

19.5

41.0

39.1

17.1

亚洲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各类技术产品是基于直接研发强度,相对于增加值进行测量的,以及生产总值统计数据。

高技术产业:飞机和宇宙飞船、药品、办公机械、电信设备、医疗和精密仪器。

中高技术产业:电机、汽车、非药用化工、铁路设备和其他机械设备。

中低技术产业:船只和渔船、橡胶和塑料制品、石油产品、其他非金属矿产以及基本金属。

低技术产业包括回收、木材纸浆和纸制品、食品和饮料以及纺织产品。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计算使用数据来源于“斯坦(STAN)”双边贸易数据库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网站: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77205/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15.pdf

 

    对中国而言,始终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的问题,关键是到底要搞什么样工业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不同的答案。进入21世纪,答案很清楚:就是从“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早在2002年,党中央就已经指出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传统工业化,前瞻性地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当时,江泽民同志就将该道路定位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工业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6]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21世纪新型工业化的1.0版,已经大大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传统工业化版本。

      超出于党十六大报告的预期,中国提前实现了2020年基本工业化目标和主要指标,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是还没有完成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转变。为此,对中国而言,当前及长远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或去工业化,而是怎样成为世界新型工业化国家,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制造业于工业中心地位,既是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动机,也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主体,还是中国技术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为此,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与时俱进地提出了21世纪中国工业化2.0版本,即《中国制造2025》。指出了目前中国工业化突出性问题: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因此,坚持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应当说,《中国制造2025》已经给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宏伟蓝图和路线图,中国21世纪新型工业化的2.0版,关键是如何落实这一规划。

    除此之外,笔者还补充性提出基本思路。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中国制造业需要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规模制造业国家,最大的劣势就是成本比率高、增加值率低、利润率低。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为83.9%,利润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为7.60%[12], 2015年分别提高至85.7%,下降至5.76%[13]。一方面反映了各类成本比例过高且在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增加值比例过低且在下降,利润率不断下降。这就需要降低各类企业成本,除了劳动成本上涨之外,主要是降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最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向质量型增长转变。

第二,中国制造业需要从中低端增长转向中高端增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14]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产业规模快速扩大,其增加值从2010年的1.64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5.41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27.0%[15],相当于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名义)7.1%的3.8倍,其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约4%提高到2015年的8%[18],增加了4个百分点,意味着相对中低端的传统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减少了4个百分点。根据“十三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达到15%[18],即比2015年提高7个百分点,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16],相当于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6%的2.5倍,预计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3.7%上升至50%左右,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从76.3%下降至50%左右(见表9),这正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标志。

 

表9工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传统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0-2020年)

单位:%

年份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传统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2010

39.7

4

35.7

10.1

2015

33.8

8

25.8

23.7

2020

<30

15

15

50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2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数据来源:徐绍史主编:《“十三五”规划纲要辅导读本》第125-126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2020年数据系作者估计。

 

    第三,中国制造业需要与信息化、互联网化、数字化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用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来引领和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因此,要充分利用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世界第一、巨国规模市场、已建成全球最大4G网络、开建5G网络优势[17],形成制造业与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打造各种工业化行业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实现互联网与制造、研发、设计、机器人、协同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能源互联网、物流、金融等的新工业生态系统。

    第四,中国制造业需要从国内制造为主、出口为主转向国内外制造出口为主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根据不同经济体采取不同策略,如在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对高端制造业进行投资或并购,特别是新兴战略性行业(如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或特种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及制造业等),加强获得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的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对中端制造业进行投资或兼并,帮助其扩大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在不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对低端制造业进行投资,帮助建立工业化基地,促进扩大劳动密集型、就业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应当说,中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建立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出口加工区都可以成为海外制造出口基地,更受到所在国的认同和欢迎,有利于双赢、多赢、共赢的合作模式。

    五、中国进入“服务业主导时代”

    到“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不仅体现在从国民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还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即我国从“工业主导时代”进入 “现代服务业主导时代”。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和“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18]。从“大跃进”开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超过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将近50年的时间。直到2006年之后,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比重,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服务业主导时代”,或称“后工业化时代”。

第一,服务业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56%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指标。到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0.5%,比2005年的41.4%提高了9.1个百分点,反映了这一时期五年规划的目标和政策导向。如“十一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三个百分点”的目标和“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的政策导向。又如“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三个百分点”的目标和“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的基本要求。其中,“十二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6.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6个百分点,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明显高于2000-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0.44个百分点的提高幅度,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到“服务业化加速时代”。根据“十三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还要进一步提高至56%,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重,但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比重,更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比重(见表10),这表明中国要想成为高收入国家,不仅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更要形成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

中国下一步发展方向和路线图是清晰可预见的:从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从富裕型消费(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进入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消费水平。这就意味着,我国必须不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且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会不断降低工业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以工业化为主导发展思路转变为以服务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思路。

      第二,服务业增长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以往第一大发动机是工业化,较高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工业增长值增长率,带动了中国经济高增长;2011年后,第一发动机转变为服务业化,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开始低于经济增长率[19]

 

表10 中国与不同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较(2000-2020)

单位:%

年份

中国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美国

世界

2000

39.8

46.3

50.6

70.5

75.7

64.3

2001

41.3

47.3

51.9

71.4

76.7

65.3

2002

42.3

47.9

52.4

72.1

77.7

65.9

2003

42.1

48.3

52.1

72.2

77.4

65.9

2004

41.2

48.3

51.1

72.1

77.0

65.5

2005

41.4

48.8

51.2

72.1

76.9

65.7

2006

41.9

49.0

51.7

71.9

76.6

65.7

2007

42.9

49.3

52.5

71.9

76.8

66.0

2008

42.9

49.2

52.3

72.4

77.2

66.3

2009

44.4

50.1

54.5

74.1

78.7

68.1

2010

44.2

51.6

53.7

73.4

78.4

67.5

2011

44.3

49.2

53.8

73.2

78.0

67.3

2012

45.5

50.1

54.8

73.5

78.2

67.8

2013

46.9

50.9

55.8

73.6

77.9

68.1

2014

48.1

51.8

56.7

73.9

78.0

68.5

2015

50.5


58.3




2020

56.0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统计摘要》,上中等收入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SRV.TETC.ZS



单位:%

blob.png

   图4 中国与上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0-2015年)

      第三,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城镇就业最大的渠道。服务业占全国就业比重,从2010年的34.6%到2015年的42.4%,提高了7.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56个百分点,成为中国在“十二五”时期创造了最大规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主要原因[20]。在工业或制造业单位就业人员达到顶峰的情况下(2013年),今后服务业将成为主要的新增就业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后工业化时代工业或制造业创造就业不足或者就业岗位削减带来的压力。2010-2015年期间,服务业就业人数从2.63亿人上升至3.28亿人,每年平均增加1300万人[11](P40),今后五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再增加5000万人是可行的。从这意义上来看,服务业对时代的主导本质上是就业主导,不只是增长主导。

第四,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2010-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从3624亿美元增加至713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96.7%,跃升全球第二位,年平均增长率为14.5%,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增速的两倍,也远远高于货物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5.9%[11](P99)。到2020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将突破1万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比重将达到16%以上,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10%以上[18](P92)。服务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品牌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六、结论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加速,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基本工业化核心目标和主要指标。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是去工业化或放弃工业化,而是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与信息化、互联网化、数字化深度融合,向质量增长、中高端增长、国内外制造为主增长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工业主导时代”进入新的“现代服务业主导时代”,现代服务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城镇就业最大的渠道,服务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未来时期,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随着服务业发展仍保持较高增长(7-8%),产业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就业、投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服务竞争能力将不断提升。

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彻底脱钩,为今后生态环境总体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大大降低经济增长、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负外部成本,使绿色发展成为基本趋势。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将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也是中国不断走向中等发达进而发达的必选之路。

 

参考文献:

[1]魏礼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4.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曾培炎.新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C]//郑治.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7,79-80.

[8] 林兆木.展望二〇二〇年奋斗目标后的中国[C]//郑治.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0-93.

[9] 霍利斯·钱纳里, 莫伊思·赛尓昆.黒茲尓·埃尓金顿协助.发展的型式 : 1950-1970(中文版)[M].李新华,徐公里,迟建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10]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五年[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177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G].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12]文宗瑜.我国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之路[J].中国财政,2010,(13).

[13]李钢.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产业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3,(4).

[14]迟福林.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走向服务业大国[J].浙江经济,2014,(12).

[15]夏杰长,倪红福.: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服务业还是工业?[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6,(3).

[16] 徐绍史.“十三五”规划纲要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7-118.

[17]王玲俐,赵峰.论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变动规律[J].经济研究导刊,2011,(34).

[18]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三五”规划解释材料[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

 

China Entering Post Industry Era

 

Hu Angang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China’s industrialisation has accelerated, accomplishing the major core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isation by 2020 made on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2002)in advance. Presently China is the largest industrial producer in the world, and some post-industrialisation has embarked on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So does the world. Therefore, rather than deindustrialising, China needs to explore a new road for becoming the world’s new industrialised country and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power. Based on the blueprint of “China Manufactory 2025”, we should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between manufactory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alisation, Internet, and digitalisation, and move towards the high-end growth with enhancing quality featured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first engin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largest channel for urban employment increment, and service trade the largest growth poi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We should further boost the new type of development with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mbining industrialising, and promote China economy’s upgrading with optimised labour division and more appropriate structures.

Key Words: industrialisation; post-industrialisation; era led by industrialisation; era led by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责任编辑:刘越)



[] 本项研究受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高端智库建设项目(20155010298)的经费支持。

[]计算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https://www.nsf.gov/

[]1979929日,叶剑英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的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大增加,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七倍,棉花产量增长三点九倍。我国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都有了新的发展,改了许多地方原来交通闭塞的落后局面。随着生产的增长,我国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工农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详见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计算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https://www.nsf.gov/

[]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E.CON.TETC.KD

[]见表2、表10

[]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TOTL.ZS?locations=XD-US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计算数据来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21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出版。

[11]计算数据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7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12]计算数据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5》第43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出版。

[13]计算数据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2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14]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15]高于原定24.1%的年均增长速度。见《专家解读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指标》,新华网,http://news xinhuaanet.com 2011411

[16]低于原定2016-2020年要实现21.3%的年均增长速度。《专家解读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指标》,新华网,http://news xinhuaanet.com 2011411

[17]20155月,我国率先提出5G应采用统一、灵活、可配置的空口技术框架和智能、开放、高效的新型网络架构。20161月,我国启动了5G技术研发试验,此外,我国计划于2018年下半年启动产品研发试验,并力争2020年实现5G网络商用。详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写:《“十三五”规划解释材料》第164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年出版。

[18]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详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第5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

[19]详细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23-2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出版。

[20]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指城镇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因退休和伤亡等原因)人数的差。“十二五”时期,五年累计新增就业达到6431万人。详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写:《“十三五”规划解释材料》第27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