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越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里，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的本来含义。

　　探索、发现与尝试，早就占人类行为的一席之地 　　 

　　《史记》里记载，始皇帝想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九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大家看第二张图，那是在干嘛？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希腊天文学家以来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最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最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请看这张图（来自《富足》附录1）----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图上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大家看图，要到16世纪－17世纪之后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等等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到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被西欧拉开了距离。有本澳大利亚学者写的《极简欧洲史》，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三个圈圈很重要。

　　1.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个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们的见地很了得啊，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2.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最后是唯一地必须经由实验检验！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检验、检验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意见虽然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由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从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一个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廷认可的日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最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倍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再不容质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当时教会利用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 “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地流入教会，供养教廷的腐化和奢靡。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圣经解释的权力，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经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容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去德国访学德国工业2.0，第一站在汉诺威。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在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兹。其中讲到，莱布尼兹曾研发了第一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兹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投影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兹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把科学发现应用于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最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第一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它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呢，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他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最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第一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一个大胖子，投到广岛，结束了二战。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最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非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发生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三个圈圈，特别缺乏科学传统，遭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这次来深圳看科创经验，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总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象我们已经约好了的，明天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刘博士先写下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做成产品的。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展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

　　第一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

　　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开发一个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

　　第三个动力他说是“恐惧”，读下来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更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

　　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核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杀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前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扳手腕，而不仅仅只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今天在学校问了好问题吗？”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强，追求人生情怀的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老总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去年暑期参加我们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LA、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二十来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只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顶级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是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到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顶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虽然新技术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大家看标准的产品周期示图。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到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顶尖享受，“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皇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法国出了这么多顶级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顶级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得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大，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型”转为“葫芦型”或“橄榄型”。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制造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享用的产品服务，成为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皇宫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拧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那每周一换的刀片，一次性的，所以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但由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问题。到今天，吉列剃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他的产品。

　　其二，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部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他们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暴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