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有没有就业增长？

 作者：蔡 昉　王美艳                  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因此，登记失业率并不是反映失业状况的全面指标。可以使用一些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作为登记失业率的参考和补充（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2002）。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市失业率为9.4%，其中男性为8.7%、女性为10.4%，男性失业率低于女性失业率。镇失业率为6.2%，其中男性为5.9%、女性为6.6%。城镇失业率为8.3%，其中男性为7.7%，女性为9.0%。此处在计算失业率时，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都是指处于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与登记失业率的年龄范围不一致。
我们还可以用微观调查的数据来计算调查失业率，以便印证宏观的数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福州、上海、沈阳、西安和武汉五城市所作的调查，1996年9月以来，五城市16-60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一直在8%以上，而且在持续升高。从2002年2月开始，失业率甚至超过了14%，远远高于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见图2）。

　   与此同时，五城市16-60岁之间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图2）。劳动参与率是指：有工作者和正在寻找工作者两部分之和（即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当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上升时，获得工作的概率就会下降。有些本应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的人会“丧失信心”，退出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不再继续寻找工作，形成所谓“丧失信心的劳动者”（discouraged workers）。这部分人口的增加就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因此，五城市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可以说是失业率上升、就业形势严峻的另一种后果和反映。由此来看，不管是宏观的全国普查数据，还是微观调查数据，得到的城镇失业率都远远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中国实际的失业状况比登记失业率所反映的程度要严重得多。

图2 五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力研究”课题组、

　　那么，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降低所显示出的严峻就业形势，如何与城镇就业总量继续增长这一判断合成为一致性的结论呢？换句话说，如果城镇劳动者陷入失业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都提高了，增加的就业人数从哪里而来呢？

　　首先，调查失业率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有可能被高估。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铁饭碗”观念的残存，以及下岗、失业后实现的再就业不稳定，特别是非正规就业没有社会保障和正规劳动合同，下岗人员不希望失去再就业中心发放的基本生活补贴，失业人员不希望失去失业保险金，使得许多被调查者不愿意申报其临时性工作。例如，1999年在徐州市对个体私营从业人员的调查中显示，在15000多名从业人员中，领取国有企业下岗补贴的占46%，领取退休金的占19%，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占10%，停薪留职人员占9%，第二职业和休病假的占2%，其余14%为进城农民工（蔡昉，2002）。实际上，城镇劳动力调查数字显示的失业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字要低得多。由于前一项调查是专门针对就业问题进行的，仅就就业和失业信息来看，可靠性应该更高。

　　其次，城镇就业增加的主体应该是进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迁移人口超过1.25亿，其中省内迁移为9146万人，跨省迁移为3314万人。在省内迁移人口中，52%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跨省迁移人口中，78%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由此推算，大约73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打工。这个数字与农业部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蔡昉，2002，第63页），几乎占到城镇全部就业人数的1/3。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城市的非国有部门或国有企业中的低级岗位就业，以其便于管理、成本低廉等获得就业优势。因而，在城镇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不受影响地继续向城镇转移，他们在城市的失业率比城市劳动者低得多，不到后者的40%。

五、结论

　　失业现象的严峻化产生两种政策效应。第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政府对本地职工的就业保护。由于地方政府要对本地的社会稳定负责，因此，保护当地就业以防止不安定因素出现的强烈动机，使其常常实施一些妨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短期政策（见蔡昉等，2001）。这类政策措施包括：（1）政府干预企业的劳动力调整，有时直接要求企业不得解雇工人；（2）排斥外来劳动力，即通过限制企业不得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岗位、增加对进城打工者的收费等减少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竞争。第二种政策效应是，政府不得不依靠劳动力市场来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而在非国有经济、服务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采取了更为市场化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多元化。这是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提高，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劳动力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在经济利益机制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劳动者具有通过流动改变收入状况的强烈愿望，一旦约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被拆除，这种流动就必然发生，并且不可遏止。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的增强，它也感受到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改进，从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是乐于创造条件鼓励劳动力流动的。经过改革，人们可以观察到，无论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是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都从无到有，并且大幅度扩大其规模和范围。

其次，人力资本和劳动努力水平越来越反映在劳动报酬上，工资水平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反映指标。劳动者在具备了替代工作机会之后，必然会以“跳槽”的方式寻求符合其人力资本禀赋和努力程度的报酬。而经理人员为了与其他企业竞争好的工人，也必然会采取措施，使工资报酬反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努力程度。此外，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工资水平向符合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方向变动，特别是当失业现象严峻化之后，工资刚性也会降低。

　　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另一部分人口没有就业或就业不充分，收入没有什么提高。另一种途径是依靠更广泛人口参与就业，平均工资可能增长不快，但总体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可以快速提高，而且收入分配比较均等。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都是扩大就业、增加人均收入的主体，应该统筹安排、积极促进。过去几年中，在就业形势紧张条件下实现的就业增长，表明市场引导的自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实施政府积极促进就业政策的同时，应该拆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加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作用。

参考文献：

Rawski, Thomas G., 2001.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2, No.4, December, pp.298-302.

蔡昉、都阳、王美艳（2001）《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第12期。

蔡昉主编（2002）《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国际劳工组织著、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译《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1999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北京。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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