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前两月经济数据陆续出炉，PMI和制造业PMI好于预期，PPI大涨。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大幅高于预期。这是否能说明中国经济基本筑底，走过L型拐点？同时，今年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经济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以及金融风险增大。去杠杆、防风险的背景下，如何保持稳增长？会不会采取过度宽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或新增长动能会在哪些领域？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即将召开之际，凤凰财经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当前这些热点突出问题进行解答。

　　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平台的一个验证期

　　记者：从2月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服务业PMI和制造业PMI均好于预期，PPI大涨。那么，这是否能说明中国经济基本筑底，走过L型拐点了呢？您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在哪儿？

　　刘世锦：判断经济形势的走势，还是应该放到一个比较大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国过去六年的经济处于回调的态势，我们称之为转型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它由过去10%左右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中速增长的平台，过去六七年的时间其实就是由上一个平台转向下一个平台。之所以过去六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是因为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未找到，或者说还没有触底。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已非常接近底部，或者说已经开始触底。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平台的一个验证期。

　　为什么？首先从需求方面来讲，如果触底主要是高投资要触底。高投资主要包括三块：出口、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目前，应该说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已接近底部或者已经触底。再看房地产， 2014年，房地产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的历史需求峰值。达到峰值以后，总体上它的走势是平缓逐渐下降的。虽然去年由于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拉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我们判断这还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在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将会回归常态。所谓常态就是低速，比如2%-3%或者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如果达到这个状态的话，房地产投资基本上也触底。所以，从需求上来看，中国经济也就触底或接近底部了。

　　从供给侧来看，主要是前几年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央在推动去产能，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判断的主要指标就是PPI，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在2016年9月已经由负转正，之后还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工业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已恢复了正增长。大部分行业盈利状况还是不错的，这也是在供给侧基本上触底的表现。

　　所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中速增长的均衡点，或者说已经开始触底了。当然触底以后也会有一些小的波动，在中速增长平台上的波动，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我认为2017年需要进一步观察，看一看是不是确实触底了。如果是的话，中国经济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或者增长阶段，即中速稳定增长期。从国际经验和我们所做的理论分析来看，这个增长期应该会持续十年以上。

　　记者：十年以上保持这样的增速？

　　刘世锦：十年以上保持这样一个中速增长的态势。如果我们供给侧改革能够到位，很有希望形成一个更多注重质量和效益、注重创新驱动、注重转型升级，经济能够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状态。这样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也会发生相当大的转变。前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比较大，贬值预期明显。中国经济过去几年面临下行的态势，在寻找中速增长的均衡点，但是还没有找到。这样就容易产生中国经济下行的预期。现在如果说把L型拐弯那个点过了，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了，人民币的预期也会逐步调整。这样对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也会产生大的影响。

　　目前对中国经济触底存在三个误区

　　记者：从增速来看，那您预计是多少？

　　刘世锦：具体速度是多少还需要再看。因为影响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一个状态，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它算是稳住了，不会再继续下降了。目前对中国经济触底的事，我认为有几种看法是需要说清楚的。

　　第一种说法，就是一听说触底马上想到会反弹。触底反弹就是所谓的V型翻转或者U型翻转，他们期望，能不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讲的触底，并不是过去在高速增长平台上出现一个周期性波动以后再反弹上去，不是这个情况。它是由10%高速增长的平台转向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触底的确切含义就是它稳住了，不再继续下降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种说法，有人对于到底能不能稳得住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还是有这么一个均衡点，均衡点的含义就是在整个中速增长期供给和需求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如果这个均衡点找到的话，是能稳得住的。而且它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说十年以上。

　　第三种说法，对L型持一种不乐观的看法。有人说中国经济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L型的低迷状态，对L型持不乐观看法。其实L型下面这条边就是我们所讲的中速增长平台。触底成功以后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它是很正常的。我们讲经济发展新常态，中速稳定增长期是典型意义上的新常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改革，使它更有创新活力，能够带来转型升级。它是讲究质量和效益、没水分、风险可控且可持续的增长状态。

　　我提了一个六可的目标，就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六可目标”讲的就是这种状态，也就是中速稳定增长期应当努力达到的一个状态。

　　记者：您刚提到“2017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进入中速稳定增长期的一个验证期”。当前经济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为了保持稳增长，您预计会不会采取过度宽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比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方面。

　　刘世锦：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确，最近几年避免采取过度的需求刺激政策，而是强调供给侧改革，原因是什么？这几年中国发生的经济回落，并不是在原有的高速增长平台上的周期性波动，它是从高速增长的平台转向中速增长的平台。这实际上意味着增长潜力在发生变化。增长潜力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体制条件的系统性变化。从整个工业化历史过程来看，这个时候的增长潜力下降是符合规律的。增长潜力的变化靠短期的需求政策是拉不起来的。这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企图用需求刺激政策保持住过去的增长水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需求刺激政策解决不了增长潜力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开始进入中速增长期，这个弯到底是不是拐过来了，这些还是要观察和验证的。我们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段时间，有一些矛盾可能会更加复杂，比如金融风险问题。如果一些不确定因素形成外部冲击，经济也不排除短期之内出现过快下滑。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可能会采取一些刺激性的需求政策，但是必须非常谨慎，必须对形势有一个准确判断。

　　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力是一个重大议题。这段时间中国总体上来讲还处在追赶期。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是8000美元左右，美国是5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一般在4万美元以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有三四万美元的差距。这是我们在中速增长期要逐步赶上去的空间，我们要做的事情大部分还是发达国家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

　　中国经济在中速增长期的动力，主要在三方面。第一，对现在已有的经济，怎么提升它的效率，即老经济怎么能有一个新的动力。第二，中国还要发展一些新的产业。这些新的产业对中国来说是新的，对发达国家来说已经是老的了。比如说服务业，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很高，中国下一步也要发展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发达国家都搞过了。第三，真正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这部分往往引人关注，但真正形成经济增长动力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如果确实有的话，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发达国家。所以，中速增长期的动力大部分还是来自所谓的老经济，但老经济要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把这个加法做好，才能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投资潜力，但不能靠进一步加杠杆刺激投资

　　记者：您刚才提到如果没有外部变动因素，不建议强刺激。发改委近期公布，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达到65万亿。有学者将这个数据和2008年“4万亿计划”对比，您怎么看？

　　刘世锦：中国现在每年总的投资额已经很大了，2016年固定投资超过59亿。如果算总量的话，并非超过很多。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增长还需要投资，但这些投资怎么能够做到真正是有效率的，不能造成新的过剩产能、不会增加新的金融风险。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投资与杠杆率是什么关系。如果继续通过加长杠杆维持投资增长速度，可能风险就得加大，这不仅是指将来，短期内也未必能把风险控制住。

　　中国应该说还有相当大的投资潜力，但是现在已经不能靠把已经相当长的杠杆进一步加长，不能用这个办法来扩大投资，而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放开准入和鼓励竞争的办法来促进投资。比如，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消费者希望资费水平降一点，有关部门也在做工作，可是大家不是很有信心。问题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是消费者让它降，而不是它主动要降。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门打开一下。互联网领域有些民营企业实力是比较强的，能不能组成以民营资本为主或者说混合所有制的新基础电信运营商进来。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再多加两三个电信运营商问题不大。即使这样，也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市场放开以后，鼓励竞争，成本就会下降，资费水平也会下降。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你让它降，它自己也要降。为什么？它要扩大市场份额。这样对国有电信公司提升效率也是有好处的。这种能够提高效率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还有重要一个重要领域是大都市圈的加快发展。最近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其中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就是城镇化出现分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年轻人集中到几大都市圈，主要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内地的一些大都市圈。是完全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的。但是现在一线核心城市的城市病很严重，人太多、拥堵、污染、成本上升等问题突出。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有聚集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病的问题又很突出。出路何在，这就要考虑城市结构问题。可以设想，如果在一线核心城市旁边建立起一批小城镇，让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进去，国有、民营的都可以去，有产业支撑，形成新的产业集群，职住结合，工作和居住基本上都在小城镇之内。用轨道交通，主要是高铁系统把它们连接起来，形成新型城市网络。同时，基本公共服务要跟上去。这样的话，市中心的人也是愿意并有可能出去的。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大的调整？如果能够建设这样的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还会有很大空间。所以说，中国可投资领域还很多，关键还是要开放市场，让更多有效率的投资能够进去。

　　记者：您刚刚提到城镇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要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似乎又有了新的进展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等改革，这些会对城镇化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对楼市带来什么影响？

　　刘世锦：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要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也是要创造条件逐步融入市场。过去几年做了一些试点，但进展不及预期，大家并不满意。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如果说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够往前推进，土地供给增加，就会对城市房价有一个向下的拉力。下一步要发展大都市圈，在核心城市外围形成一大批小城镇，更需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配合，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使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能够进入市场，能够流转起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突破，大都市圈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增长潜力等，都很难发挥出来。

　　社会各界对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是比较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大方向都已经讲清楚了，关键问题是怎样加快落实。

　　记者：具体如何落实，您有什么建议？

　　刘世锦：首先还是要解决认识问题，对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还要有更多试点，把更多的探索权利交给地方、农村和农民。改革是一个试错过程，到底什么办法对，应该有足够多的试验，通过试验找出问题，好的做法提炼出来，然后再去推广。整个过程要加快，特别要强调调动地方、农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经历表明这种积极性、创造性是不可忽略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要有更多的探索。

　　房地产税会不会使房价大幅下降，似乎不宜期待过高

　　记者：您刚刚谈到一线城市房价的问题。自去年“930新政”以来，热点城市楼市处于一种“紧调控”的状态。今年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房地产投资下滑会对经济的冲击有多大？

　　刘世锦：构成房地产投资70%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套住房，这个历史需求峰值2014年就已经达到了。从全国来讲，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持平然后逐步下降的状态。事实上，在2015年9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就出现了负增长，2016年的房地产投资回升，是由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带动的。去年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是6%以上，我们估计今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会逐步回落，回到一种常态。所谓常态就是低速增长，包括2%、3%左右、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6%左右回落到2%-3%，回落幅度并不大。另外，最近出口形势有所好转，会带动一些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势头还是相当强的，也将对房地产投资可能出现回落形成对冲。所以，我们估计房地产投资回落后可能对整个经济会带来下行压力，但这个压力估计不会太大。

　　记者：讨论高房价的问题，最近关于“房地产税”争论比较多，您对房地产税是什么态度？

　　刘世锦：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税是肯定要征的。但通过征房地产税会不会使房价大幅下降，似乎不宜期待过高。目前高房价涉及的因素较多。从正面来讲，首先是上面讲到的大都市圈加快成长带动资源、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向一线大城市集中。这样就会推动对一线城市住房需求的上升。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体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比如现在一线大都市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在过去几年在30%以下，而发达国家大都市的比重一般是在40%、50%以上，有些是在60%以上。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或者说供地不足，是房价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进展不大，也未能形成新的供给能力。

　　此外，货币发放还是多了些，对高房价也是推波助澜。当然，货币池子里的水为什么涌入一线城市楼市，涉及到一些复杂因素。对一线城市高房价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限制需求，短期内有点作用，时间长了房价还是稳不住的。治本就是要从城市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加快解决土地制度、房地产税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要反思并调整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理念、战略和政策。这方面的改革深入了、到位了，大都市圈将有望成为中速增长期非常重要的动能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