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下午14:00，论坛2017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今年年会的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

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论坛成员白重恩、蔡昉、陈东琪、樊纲、管涛、韩俊、韩文秀、贺力平、黄益平、李晓西、李扬、刘世锦、隆国强、钱颖一、盛洪、石小敏、宋晓梧、汪同三、王一鸣、吴晓灵、夏斌、许善达、易纲、余永定、张维迎、郑新立、周其仁，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邓召明、丁建勇、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刘晓艳、刘志硕、潘刚、平凡、任志强、孙珩超、王金生、王志全、郁亮、张劲、周健工、周远志、朱德贞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特邀专家、嘉宾有杨凯生、方星海、张曙光、黄群慧、卢迈、高培勇、郑秉文、张承惠、李实、张文魁、李稻葵、哈继铭、王小鲁、朱云来、梁红、刘肖、张志洲等。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易纲、蔡昉分别主持会议，樊纲作《论坛2016年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周其仁、韩俊、白重恩、王一鸣、杨凯生、蔡昉、陈东琪、吴敬琏分别作主题发言。

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新浪网、经济参考报、经济观察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国际频道、新闻频道）、凤凰卫视，美联社、路透社、彭博新闻社、日本共同社、华尔街日报、香港大公报等60多家媒体到会。

以下为会议纪要，纪要中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   

   易纲（主持人）：各位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各位来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现在开幕！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我简要介绍一下今天的议程：第一，请樊纲代表学术委员会做《论坛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主要工作安排》的报告；第二，参会嘉宾合影留念；第三，请周其仁、韩俊、白重恩、王一鸣、杨凯生、蔡昉、陈东琪、吴敬琏分别做主题发言：第四，自由讨论。

    樊纲：《论坛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主要工作安排》

    谢谢各位的参与，很快又一年了。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把过去一年50人论坛活动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一个报告，简要介绍一下明年主要工作安排。

一、2016年论坛工作基本情况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在经济转入新常态下，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动之年。因此，论坛各项工作也主要围绕这样的大背景展开。

（一）、2016年论坛年会

2016年论坛年会于2016年2月19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举行。年会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对这次年会，我们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根据刘鹤同志提议，论坛成员周小川、杨伟民、楼继伟、钱颖一、易纲、吴敬琏先后作主题发言。刘世锦、王一鸣、蔡昉、李扬等就实体经济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全面降低成本和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和去杠杆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到会的论坛成员和特邀专家、嘉宾都发表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年会之后，我们根据领导要求把会议讨论内容做成宣传册。

（二）、举行小型专题国际研讨会

2016年2月29日，我们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一行五人，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了一个小型专题国际研究会，主要讨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会议由樊纲主持，论坛成员白重恩、曹远征，特邀专家李实、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周远志等参加了研讨会。

随后，阿玛蒂亚·森教授应邀到长安讲坛发表了演讲。

（三）、举行了五次论坛内部研讨会

1、2016年6月14日，我们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了第69次内部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去杠杆、防风险的难点与对策”。论坛成员韩文秀、吴晓灵、樊纲作主题发言，白重恩、蔡洪滨、曹远征、隆国强、马建堂、石小敏、宋晓梧、汤敏、王建、王一鸣、吴敬琏、夏斌、谢平、许善达等出席会议。

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段永基、林荣强、王小兰、邓召明、郭翠萍、刘光超、潘仲光、任志强、周远志等参加会议。特邀专家梁红和张曙光老师也参加了会议。

2、第70次——第73次内部研讨会

    去年我们承接了中财办的一些课题，围绕其中四个课题召开专题研讨会。第一个课题是“关于国企去冗员与去产能过程中处置劳动关系的具体措施”，由论坛成员魏杰教授担任课题组长；第二个课题是由论坛成员宋晓梧任课题组长，题目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成本与促进国企改革”；第三个课题是“债务重组与产业重组，如何在去产能过程中实现去杠杆”，邀请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先生担任课题组长；第四个课题是“盘活国有资产与去杠杆、促改革”，委托论坛成员李波担任课题组长。

    去年“十一”过后我们用非常密集的时间召开了这四个课题的研讨会。这些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有个特殊的机制：课题组长有一个研究的思路，请论坛成员大家来讨论，对课题的思路提出意见和建议，再进行深入的研究，确实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好评，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四次研讨会，论坛成员白重恩、曹远征、樊纲、管涛、贺力平、李波、刘世锦、李晓西、隆国强、盛洪、石小敏、宋晓梧、王建、汪同三、魏杰、吴晓灵、夏斌、许善达、易纲、余永定和张曙光老师等先后参加了课题的研讨会。

    中财办有关同志王志军、李航、赵鹏，特邀专家金维刚、董克用、张文魁、黄速建、文宗瑜、武常岐、李俊杰以及各课题组成员均参加讨论。

    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段永基、邓召明、郁亮、任志强、刘志硕、郭翠萍、周远志、朱德贞、赵民等分别参加研讨会。

（四）、长安讲坛

     1. 第四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开办的《长安讲坛》是我们一个公共的论坛，我们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及新浪财经每年定期合作举行，去年按照计划举行了20期讲坛，我每次年会都会把这些对《长安讲坛》这个讲座做出了重要贡献专家名字念一遍，他们是：阿玛蒂亚·森(特邀)、曹远征、梁红(特邀)、许善达、胡鞍钢、李稻葵(特邀) 、周其仁、高培勇(特邀) 、宋晓梧、谢多、王一鸣、吴敬琏、怀进鹏(特邀) 、刘光超、张燕生(特邀) 、隆国强、蔡昉、卢迈(特邀) 、杨凯生(特邀) 、樊纲。

2.《长安讲坛》300期纪念会

    去年由50人论坛创办的《长安讲坛》历经15年达到第300期，2016年6月30日我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特邀吴敬琏教授做了主题演讲，当时易纲、钱颖一、白重恩到场主持并致辞，新浪副总裁邓庆旭也表示了祝贺并致辞。300期确实是值得纪念的，今天在这里展示了这15年来的一些照片，这是从第一期到300期过程当中我们做出贡献的一些专家，演讲会场的一些场面。我们还做了300期纪念册，刘鹤主任和樊纲教授为300期纪念册写了前言。

    《长安讲坛》自2001年4月开讲以来，总共有55位论坛成员（包括9位前论坛成员）、32位论坛特邀专家、6位外国学者和7位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到讲坛发表演讲。论坛先后出版长安讲坛专辑十二部，总计六百余万字。

    刘鹤主任专门为《长安讲坛》300期纪念册撰写了前言。他认为：正是因为长安讲坛遵循了题目有重要的引导性、演讲者有广泛的参与性、现场有良好的互动性三项原则，因而获得了可持续的生命力。参与、学习和研究长安讲坛，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在此，我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向多年来参加《长安讲坛》演讲活动的论坛成员、特邀专家、外国学者和论坛企业家理事成员，向长期给与《长安讲坛》关注和支持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们会继续努力把长安讲坛越办越好。

（五）、2016年论坛企业家理事会增添新成员

    2016年，又有6位企业家加入论坛企业家理事会。他们是：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潘刚、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邓召明、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柳甄、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建勇。

    我们对新加入的理事会成员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支持50人论坛经济研究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论坛网站取得新成绩

    经过2015年的全面改版，2016年论坛网站浏览量，从2015年的累积不到四百万人次，猛增到九百八十万人次。去年论坛网站共刊登和转载论坛成员文章225篇，其中包括13位论坛成员向网站投稿116篇。其中吴晓灵23篇、郑新立17篇、刘伟16篇、马建堂11篇、樊纲、蔡昉各10篇、王一鸣6篇、魏杰4篇、宋晓梧、刘世锦3篇、管涛2篇、韩文秀1篇。

    论坛网站还重点采集刊登部分媒体报道和评论138篇，点击率超过10万人次。

（七）、论坛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6年工月日和月日，论坛学术委员会分别召开两次工作会议，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出席会议。会议对论坛年度工作安排、课题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规划和部署。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刘鹤、吴敬琏也对论坛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八）、财务

    2016年50人论坛财务收支情况已由论坛秘书处向论坛企业家理事会财务监视小组汇报。 

    二、2017年论坛主要工作
    2017年我们要抓几项主要的工作：第一是继续认真完成有关部门布置交代的一些课题研究，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发挥成员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使更多的人参与，能够更好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第二，继续办好20期长安讲坛，第三，计划于近期举办国际研讨会。第四，根据形势的发展以及课题研究的需要，组织若干期内部研讨会。第五，我们还计划2017年的年中在外地开一次50人（夏季）论坛。

    最后，我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向积极参与论坛各项活动、为论坛课题研究做出贡献的诸位论坛成员、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以及特邀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主题发言开始。 

   周其仁：“产权”要点

    （一）公有化完成后，产权的界定、再界定以及平等保护等问题还长期存在。在此议题下，改革所创造的新鲜经验——经由产权改革校正过急、过快、过纯的公有化之偏差，形成更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权结构，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等等，值得在政治经济学框架内认真总结。

    （二）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各界反应好，拟把落实中的难点看作产权改革的重点。

    1、国有体制需大改。“资产流失”挥之不去，本身就表明此种产权不可靠。有两类流失：一是现存资产被侵占导致价值减少；二是机会意义上的流失，即国有资源所产生价值低于其他产权形式。当存在两类流失的国企国资在产业领域占很大比重时，就树立了误导性标准，“鼓励”更多资源过度投入。这好比三类拳手摆擂台，让太多人跃跃欲试。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严重，这是一个基础性原因。对比民营主导的电商和餐饮，市场波动也没有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后，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企国资所创“利润”其实是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转交的“租金”，其实构成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削弱中国竞争力。这几个层次都涉及产权，需要大改，产权改革才有望解决。

   2、集体制不改守不住。目前农村集体制还保留“以变动的人口不断重新分配土地”的机制，表现在农户家庭人口变化，定期或不定期调整承包土地；年轻农民结婚成家，无偿从集体分得宅基地。此机制不破，“稳定”、“长期或长久不变”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此外，在村、社层面，“政”（村民自治）“地”不分，经营自家生意的村庄头头既管理集体土地权，又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小官巨贪的体制基础。因此，要明确向合作制方向改革现存集体制。

    3、侵权大案的纠错示范落地不多。像重庆发生的“黑打”，纠错进程的财产处理就没有下文，甚至有舆论认为，“民事纠错赔不起”。建议考虑设立国家赔偿基金，难赔也要赔，取信于民。至于当事人这样那样的行为瑕疵，要与财产权利区分处理，因为民企财产虽为私人财产，却有就业、纳税、鼓励投资等公共意义，不能因所有人的行为瑕疵，国家就不予平等保护。

    4、征地规模的收缩以及农地入市扩容都要有量的目标。要像减排一样，确立减、增的数量目标、时间表和落实机构及责任人。

    5、财产登记要确保资源投入。因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倘若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不动产登记的任务很难完成。要明确，产权不清是政府对社会的欠债，必须加以消除才可做到止纷定争、稳定预期、奠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

    6、特别注意保护科学家、理工科教授的人力资本，要有明确法规和办法，保障他们能够把利用国有科研资源的发明，在缴付合理使用费的前提下，拿出来作为创新创业的私人资本。

    （三）产权保护的重点要逐步转向对“转让权”的界定与保护。市场经济里的转让权，更准确的表述应是“缔结合约的权利”。要针对两大偏向：其一是缔约自由度偏小，妨碍创新创业和增长；其二是对严重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判定、监管、处罚的程序不明、责任不清、行动不力。 

    韩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论坛的安排，我就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一些看法。今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坚持质量兴农，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去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农业结构要调优，农业生产方式要调绿，实现绿色发展。

今年一号文件的第二个核心关切是：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在这方面关键要打好两场硬仗，即激活市场和激活要素。前者主要是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导向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后者主要是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激活市场方面，最近几年有重要进展，油菜籽、棉花、大豆、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已退出历史舞台，棉花、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试点，稻谷、小麦提的是坚持并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激活要素方面，深化农村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重头戏。激活要素首要是放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是适应农业现代化需要的重大制度创新，关键是放活土地经营权。激活要素当前最需要破解的是“农村的建设用地农村用不了，农村不好用”的问题。近几年，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猛，返乡下乡创业热潮悄然兴起。但建设用地指标下不了乡，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将在这方面释放出极大的红利。

    农村的同志反映，过去土地一征了之，引发很多矛盾和问题。下一步改革应该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直接参与土地开发，或通过联营、联建、入股等多种形式开发存量建设用地，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结合产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集体土地上的建筑形态和附着的产业加快实现高端化，可以为农村发展注入巨大动力。讲激活要素还有一个很重要背景，就是现在支撑农民增收的动能逐渐削弱。靠增加劳动力外出就业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农民就地转到新产业新业态还有较大空间和潜力。应该拿出当年发展乡镇企业那种劲头，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和返乡创业。今年一号文件在土地、金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允许通过村庄整治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但是严禁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对农民土地三权的确权和保护。这方面总的政策方向，第一是确权，要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全面加快“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第二是赋权，支持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第三是护权，维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三权”，不能把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先决条件。目前，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利。农民现在到城市落户率低，土地退出率低，对进城农民退出“三权”，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要放在历史的大进程中去审视。要把进不进城、退不退地的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来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更不是强迫农民来选择。 

   白重恩：政府资产应该更少用于支持投资，更多用于支持社保从而减轻企业负担

    我们的增长过多地依赖于各级政府推动的刺激性投资。这种增长方式可能导致经济进入一种恶性循环，长期陷入低效率的状态。这个恶性循环由四个依次加强的环节组成：第一环节是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为了保增长，各级政府推动刺激性投资，这是第二环节；政府推动的投资占用大量资源，导致要素价格上升，因而普通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这是第三环节；当政府推动的投资所占比例增加，普通企业的投资所占比例下降时，效率降低，这是第四环节。低效率会造成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又回到了第一环节，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要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需要考虑如何打破这个链条中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一个关键点是从第一环节到第二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促进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一定要体现为刺激性投资，利用政府财力为企业减负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当企业的负担轻了，企业就有更强的积极性和能力来进行有效投资。如果这样，政府推动的投资减少，企业自发的投资增多，总体效率可以得到改善，从而抵消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

    我们的企业面临很高的税费负担。在一项基于85个经济体的比较研究中，如果企业严格按法规缴纳税费，我国增值税以外的总税费负担排在第5位，负担很重。如果更加细致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国企业税费负担很重的原因是社保缴费，而不是税收。我国社保缴费负担排在第3位，除了社保缴费和增值税之外的其他税收的负担排在第45位，增值税排在第46位。企业实际的缴费率可能低于法定缴费率，但这不意味着问题不严重。我们有不少企业按照法定缴费率规规矩矩地缴费，这些企业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他们面临如此之高的税费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要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重点应该放在降低社保缴费的负担。除了需要对社保进行改革，改善人们参与、缴费以及延长劳动和缴费年限的激励之外，应该考虑调整政府财力的使用方向，减少用于刺激性投资的财力，加大政府财力支持社保的力度，为降低社保缴费率提供条件。在政府财力使用方面，特别应该考虑对地方政府资产进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地方政府资产被大量用于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抵押品来进行融资，融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回报较低。应该减少地方政府资产在支持投资方面的使用，将其更多地用于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更大力度地降低社保缴费率。这些措施一方面减少低效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进行更多的有效投资，并且长期来说在企业盈利改善后会更多地与劳动者分享，从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一举多得，一定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王一鸣：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我国传统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投资需求拉动、工业产能扩张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这三方面动力受到的约束都在增大。

第一，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扩大投资越来越受到投资效率下降和债务杠杆攀升的约束，从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来看，每新增1元GDP所需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的4.2元提高近60%。与此同时，2010年至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个百分点。

第二，依靠工业产能扩张推动经济增长受到产能峰值的约束。过去两年，钢铁消费量、水泥产量都是负增长，用电量有的月份也是负增长。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在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后，人均钢材消费量、用电量、汽车保有量增速回落都非常明显，有的甚至接近零增长。产能扩张的路子再也走不下去了，要走提升价值链的路子。

第三，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减少，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下降，土地供给紧张，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近年来，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也都呈现放缓趋势。

新一轮动力转换，从短期看，就是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加快推进过剩产能有效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矫正资源错配，提升经济内生动力。从中长期看，创新是增长的根本动力，核心就是要提高资本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我国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提升潜力和空间巨大，关键在深化改革。

第一，激发企业家精神，振兴实体经济，提高资本产出率。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资本流动的障碍，优化资本配置。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推动企业市场化兼并重组，重建市场化产能出清机制。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要抑制资产泡沫，遏制资本“脱实向虚”，为恢复实体经济收益创造良好环境。

第二，提升人力资本，推动资本深化，提升劳动生产率。要促进产业工人人力资本升级，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大规模培育产业技术工人。根据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给予高校更大办学自主权，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改革人才流动体制，破除体制内与体制外流动障碍，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进一步促进资本深化，提高劳均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深化结构性改革，重塑激励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推进科研机构改革，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通过增量倒逼存量，推动体制内科研院所改革。加快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形成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在试点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加快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充分释放干部、企业家、创新人才等关键少数的积极性。 

   杨凯生[1]：怎样才能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

    造成国企杠杆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有长期靠投资拉动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有投融资体制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外，从历史上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来自财政拨款。同时国家还核定企业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定额，定额内流动资金也由财政拨付。只有季节性、临时性、补充性的超定额流动资金才由银行贷款解决。这种财政拨付资金的做法客观上具有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作用，在此条件下，企业杠杆率高的问题一般不会存在。但这种模式是国家基本统包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使用国家拨付资金的效率难以提高。改革开放后，针对这些弊端，上个世纪80年代将财政对国企的拨款改成由银行贷款，即“拨改贷”。这一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增加企业经营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企业和银行打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备，这些做法也使国企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窄（尽管先后曾规定企业要建立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也曾明确规定有关建设项目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银行才能贷款等等，但这些要求在执行中往往让步于“支持企业”的需要，落实得不理想）。自此，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所需资金越来越多，各类融资也越来越多，负债率就越来越高。因此，企业杠杆率过高的本质是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所有者缺乏对企业的资本注入责任，缺乏稳定企业杠杆率的有效机制。

    现在强调管理国企要以管资本为主，这十分正确。但如果认为管资本只是要求如何提高资本回报，只是注意维护资本安全，只是强调不让国有资本流失，那还是不够的。管资本还应包括一个内容，即国企出资人、国企监管人有责任维护国企杠杆率的稳定。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防止企业杠杆率周而复始的攀升。

    因此，国企出资部门、国有资本管理部门要对国有企业分门别类确定杠杆率。这不仅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更是对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的要求——如果认为某个企业需要持有、应该持有，那就要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随时关注其杠杆率的变化，一旦临近或超逾负债率标准，就要设法以各种形式向其注入资本。这应成为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重要内容。目前国企的资本金注入明显不足（2015年国企资本金注入不到国企资本金总额的0.5%），这显然难以解决国企杠杆率高的问题。

    当然，靠不断增加资本金投入来降低国企负债率面临着国家财力是否力所能及的问题。因此，降低国企杠杆率必须和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降低国企杠杆率是对国企改革的一种倒逼和促进。有限的国有资本应该进入也只能进入国家需要持有和必须管理的企业，不能让那些国家不必掌握的企业成为包袱，拖累和影响那些该做大、该做强的企业发展。   

   蔡昉：如何认识增长质量？

    这几年越来越关注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相对来说，对速度的强调就没有那么多了，只是讲中高速增长，前提就是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如何把中央关于质量、效益的表述变成经济学家能够研究的内容，我从这方面来强调几个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没有水份的增长，即不以资源、环境、生态和生产安全恶化为代价；二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是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是靠政策刺激超越潜在增长率；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速度。比如人口红利可能还有挖掘的空间，这些东西也是好的经济增长，但它不是我们强调的增长质量，增长质量主要体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条我想解释一下，虽然环境总体改善，但环境与增长仍有trade-off关系。当工业产出下降时，空气质量就会改善，反之亦然。现在就有所谓“雾霾经济学”的提法，人们开始争论要速度还是要环境质量。杜甫有一首诗提到西岭，成都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诗意，不是真实的，因为西岭在城郊比较远的地方，在成都市看不到西岭。汶川地震以后，人们突然发现西岭是可以看到的。借鉴这个故事，我用“西岭效应”来描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替代关系，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时候，这个替代关系就是存在的，关键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点，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些新的进展，比如三产的比重在提高，这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对的，特别是相对于过去三产发展滞后的情况，但这并不是按照经济学的演进原则来描述的。为什么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因为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部门转向生产效率较高部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不应该按一二三四这个数字的顺序，而应该按照劳动生产率来调整。我画了两个图，主要是看二产和三产，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含义是一个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就业率的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二产在下降，三产也有所下降，两者有一个趋同的趋势，但总的来看两者之间还有差距，二产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三产。 

 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这也是好的，但是同样二产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三产，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把二产转到三产上去。特别是根据韩国、日本的经验，他们是以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换取三产的比重提高，导致了很多后续的矛盾，所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遵循劳动生产性原则。

还有一个标准，经济增长提高是靠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超越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了每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当增长速度低于增长能力时，就出现一个负缺口。我们历史上有负缺口，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潜在增长能力，可以采取刺激手段让它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按照这个规律，看下图中粉色的线，如果潜在增长率还是10%左右，现在实际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六、七的水平，那就有一个负的增长缺口，可以刺激让它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追求一个V字型的复苏。根据我们的测算，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开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如果用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去比较，就像蓝色线所显示的，没有增长负缺口，所以我们不能刺激经济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反过来，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从哪里提高呢？就是供给侧。

 供给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刚才重恩也讲了，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发展阶段是下降的，按理论预期来说也应该是下降的。第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实际在缩小；第二，技术差距在缩小，后发优势在下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在最需要加快提高的时候，事实上它的增长速度是放缓的，应该会显著放缓。但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来说，人力资本还在改善，或者过去有很好的积累，我们推行创新创业，让很多新企业进入，让很多企业死亡，去年是一天增加1.5万的新企业，同时一年之内又倒闭了30%。新增和死去其实都是创造性破坏，都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内生经济增长很难用数据来检验，我们做了一个尝试性的研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我们发现符合逻辑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扩大。但是也有问题：第一，人力资本。新增劳动力是负的，人力资本的改善放慢，因此贡献在缩小；第二，资本。由于过分依赖财政刺激，因此资本的贡献不可持续。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它的劳动生产率构成有超过90%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因此增长停滞。按照中央讲的“三个提高”（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生产率）的逻辑，归根到底，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好的、可持续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中长期来说，提高人力资本和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是有限度的。

    政策结论有几个方面：第一，不以GDP论英雄，实行增长方式（资源、环境、生态、安全）“一票否决制”；第二，增长速度既要设下限，也应该设上限，要依据潜在增长能力来设定；第三，生产率引导结构调整，不要陷入日本实体经济衰退式的服务业增长；第四，以供给引导需求（供给侧改革在获得红利的同时都具有需求侧改革效应）；第五，增加人力资本、R&D等创新要素的投入，鼓励新成长，不怕创造性破坏。

    陈东琪：在正确的时候做好正确的事情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第一，从需求侧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极大地提高，消费升级加快，这就对供给侧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第二，供给侧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人口增长和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发展条件和前一轮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制度条件减少，旧的发展动能不断衰减，迫切需要新发展动能来接续。第三，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采取了超历史的需求刺激措施，加剧虚实失衡，以往行之有效的需求刺激政策已经失灵，需要新的解决方案。第四，当前和今后几年处在新旧长周期转换的窗口期。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新一轮长周期繁荣积蓄能量，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重大抉择，具有比“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入世”更为广泛的战略意义。第五，去年中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质量增实力，赢相对快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引领者”（拉加德），“放眼未来五年、十年之后，可能重大的改革都是在供给侧，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斯宾塞）。

    二、“深入推进”的难点

第一，如何为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一些实体企业生产经营依然困难，地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僵尸企业退出，职工安置、债务处置等困难增大，导致潜在风险显性化。第二，如何最终形成有效市场运行机制。产业组织、企业进退、要素重组等主要由市场调节，受技术、质量、能耗等标准约束。后发地区要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掌握两只手的“结合度”是本轮改革要处理好的问题。第三，如何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改造传统动能的动力不足；新动能成长壮大缺乏金融支撑和法治环境；政府服务、监管模式滞后于创新实践。第四，如何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公平调整利益格局。淘汰落后产能所需要的成本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还是由政府和行业内保留的企业共同分担；政府能否真正向企业让利，金融类企业能否真正向工商类企业让利，垄断性企业能否真正向竞争性企业让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三、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去杠杆”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重点，既要降低杠杆存量，更要控制杠杆增量，达到宏观上动态稳杠杆效果。健全对国企负债率的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自我调节的机制，要控制那些不是由企业自发形成，而是由某项政策措施衍生出来并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杠杆。

    第二，补设施短板和民生短板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补制度短板。通过提供更好的制度供给，保护劳动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激发市场活力。既要清除对资本、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又要建立长久不变的产权保护制度。

    第三，加快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构建公平竞争的规则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制度供给。建立健全各类企业公平准入、自由退出的机制；进一步简政放权，避免不当行政干预；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市场环境。 

    吴敬琏：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供给侧效率的提升

    “三去一降一补”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等方面的成绩比较明显，但是“降成本”和“去杠杆”的成效并不显著，杠杆率继续有所上升。这导致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在我看来，“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不够实。这就使市场无法通过激励创新和奖优罚劣来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提升供给效率的目的，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一方面通过行政系统层层下达指标的办法压缩产能，消除库存；另一方面设置多种多样的扶持基金和政策优惠，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堆出一个科技创新高潮。

在这里，如何理解“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一词可能具有关键意义。“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学论坛和国际传媒久已使用的一个词语，它指体制架构包括政府监管架构的改革。但是由于“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都使用了“结构”这样的说法，就很容易把“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混为一谈，甚至用“调结构”取代改革。

当然，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使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调结构、进行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一个问题是，哪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指标和实际执行结果往往也是差异巨大的，在目前条件下更有种种办法绕过这类指标去取得经济利益。比如最近发布的2016年钢铁产业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去年我国钢铁产能不但没有按照要求有所降低，相反增加了几千万吨。另外一个问题是，按照领导机关下达的指标往往并不符合优胜劣汰的原则，有时还恰恰相反。这显然无助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多项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齐备了。这些文件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在执行上。说得婉转些，就是执行得还不够得力。这使许多非常重要的、民间反应也十分良好的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无法及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2017年要做的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使中央的决定得到真正的落实。 

<茶歇>   

    刘世锦：把大都市圈作为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近两年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部分城市如东北地区和中西部的一些城市人口减少，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大都市圈却在加速成长。这种趋势在发达国家早已出现，是完全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的。但已有的城市化发展思路、战略、政策，不少方面与这种趋势的要求是相矛盾、相背离的。

现实挑战是北京等一线城市已经过度拥堵，各种城市病相当严重，人口还可能增加吗？这就涉及到城市结构的问题。应当由已有的各种功能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域的结构，转为城市核心区加大批小城镇、优势产业支撑、快速轨道交通连接、高水平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的城市网络。

以北京为例，可以设想，在20-5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几十个人口一二十万的小城镇，把核心区的科研、教育、媒体特别是央企总部转移出去，形成一批大学城、科研城、媒体城，以及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装备制造、军工小镇。不仅央企，民企也可以去，形成一批产业集聚中心。这样，住房可以宽敞，生活成本降低，环境也比闹市区好，有事情要去核心区，乘高铁二三十分钟也就到了。这一城市网络可以有五个特点：核心区加大批小城镇，大集中小分散；小镇有产业支撑，职住结合；包容性发展，给中低端人口提供空间；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连接；低碳绿色发展。 

    黄益平：必须释放风险点，政府总有兜不住的一天

未来一段时间，除了如何提高增长潜力，我们还需要面对如何保持金融稳定的挑战，这也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的政策重点之一。最近风险上升，主要是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弱，推动金融风险的上升；第二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旧的产能在退出过程中引发的一些金融资产问题需要处置；第三，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已经导致国企的杠杆率和地方政府负债率大幅上升。

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经济高增长和政府兜底掩盖了风险，但这两个因素已经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陷入一种“风险性三角”，即杠杆率全面上升、生产率普遍下降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三者同时并存，换句话说，继续由政府兜底越来越难。

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是改变过去以长期金融稳定为代价保短期经济、金融稳定的做法，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平衡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度保障短期增长，损害经济效率，积聚金融风险；第二，平衡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尽快建立一套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第三，平衡金融稳定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适当地释放一些风险点，比如允许债务违约、企业破产，强化市场纪律，减弱道德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李扬：政府救市的比较财务分析以及与之关联的国有资本运营

面对经济长期下行趋势，政府一般都会出手救助，各国皆然。然而，怎样救助很有讲究。做得好，政府会赚钱；搞得不好，则可能赔钱，甚至导致财政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开始时，美联储便开始实施救助，其主要路径是在市场上购买各类出问题机构的金融产品。可选择的资产有三类：一是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证券，二是住房抵押债券（MBS），三是权益。起初，为了平抑市场波动，联储较多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出问题债券（所谓“有毒资产”），随着危机的深入，此类债券不断违约，救市很快出现净损失。于是，联储的购买对象便全面转移到抵押债和权益上。这种状况全面反映在联储资产结构的变化上。危机之初，美联储的资产中93%是政府债券；2016年末，政府债券比重降至50%以下，住房抵押债和企业权益占比高达40%左右。这种救市格局使联储获得丰厚的财务收益，因为其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资产保全，即购买的金融产品不会因危机而消失，换言之，联储只购买那些暂时出问题的企业的债务；二是低价买、高价卖的原则。从去年开始，美国经济缓慢复苏，联储开始“缩表”，在此过程中收益颇丰。

对比而言，我们救市缺乏章法，从而造成大部分救市资金不知所踪：日益增多的企业不良资产，或由商业银行承担，变成后者资产损失；或由央行发贷款抵补，转变为央行不良资产；或通过证券金融公司购买，成为至今仍处在亏损状态的资产。显然这种救助方法是赔钱的，很难持续。遗憾的是，多数人还以为理所当然。

由此涉及到一个密切关联的重要问题，即国有资产运营模式。发达国家的上述危机救助模式，恰恰对应了一个国有化（危机时买入）-私有化（复苏时售出）的产权运作过程。而且政府在危机时进入，复苏时退出，非常好地体现了宏观调控的逆周期特征。反观我们的情况，在市场状况较好时，大量国有资本进入经济（国有化甚至国进民退）；在市场状况不好时，则大力吸收民营资本，以期改造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国有资本不免蒙受损失。在市场下行时引进民间资本，由于折价势所必然，根本避免不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魔咒。这样运作的宏观效果，呈现出典型的顺周期特征。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发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由管企业为主逐步发展为管资产为主，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如果遵循市场低迷时入市、市场高涨时退出的模式来运营国有资本，不拘泥于保有特定的企业，专注于国有资本的价值变化，那么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就不会成为问题，宏观调控有效性也会大大提高。 

    哈继铭[2]: 一些指标显示这几年我国增长质量有所改善，比如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投资占比下降等，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的稳健和出口的明显下降。但是经济增长依然过多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2016年两者对GDP的贡献达到2.3个百分点，如果扣除这两个行业的贡献，增长率就只有百分之四点多，甚至更低。

投资占比过高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杠杆率提高，第二个质量衡量指标就是在增长过程中杠杆水平的变化。美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多，今年有望达到百分之二，但是从2009年到现在，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了30到40个百分点。而我国的情况是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00多个百分点，有必要分析一下债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未来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我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国际清算银行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债务率与长期债务率水平的偏离程度，得出的结论是：当这一偏离度超过10个百分点时，大部分国家不能避免接下来出现的信贷危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07、2008年偏离超过10个百分点，之后爆发金融风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偏离30个百分点，未来可能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在稳定增长的同时，要努力降低杠杆率，使增长质量有保障，规避金融风险。 

    郁亮：谈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两个有效抓手。房地产行业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比较突出，但当前面临的不是真正的产能过剩，人民的居住需求并没有100%得到满足，而是城市分化严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一方面特大型城市的住房供应短缺，房价上涨比较快，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不但降低城市吸引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对金融安全也有影响。另一方面有600多个城市有严重库存。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抓手。

第一个抓手是发展租赁住宅。90年代时我们是租售并举，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成销售为主，现在租赁市场几乎都是个人散租或中介代理转租。2013年以来，机构持有租赁业务起步发展，但是发展不快，主要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对于机构租赁者，国民经济统计中没这个行业，也没有消防标准；二是税负过重。机构租赁属于服务业的一部分，但其税收政策却参照房地产销售制定。如企业出租其持有的住房、公寓，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1%，出租公寓适用房产税税率仍然为12%，远高于个人出租（中介转租）；三是房产信托基金还没有进展，不能很好地解决不重复征税和非交易型过户免征税费的问题；四是地方对发展租赁住宅方面重视不够，中央39号文没有得到落实。在大城市房价高企的情况下，租赁住宅能够缓解大城市房屋供应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抓手是大力发展“轨道+物业”的模式。全世界有12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其中3个在发达国家，其他都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有两个——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都曾经或正在遭遇大城市病。东京在80年代通过“轨道+物业”的模式，基本解决了大城市病的问题。东京建成区里面有70%是住宅，而上海建成区里面40%多是住宅，北京是28%左右。东京的轨道交通在整个公共交通的比重达到95%，使得东京在东京圈内成功解决了可支付住宅的数量和供应问题，缓解了大都市年轻人买房的压力。北京的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的比重是45%，上海是55%，有机会通过“轨道+物业”的发展模式，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 

   盛洪: 宏观税率估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宏观税率。我根据官方数据做了一个估算。2013年我国GDP为590422亿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为129210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为52269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35994亿元，加上国企资产资源应得利润5.2万亿元（按净资产收益率10%计算），宏观税率是45.6%。单位：%

上图是中国宏观税率与美国、英国、德国的比较，中国是最高的。纵向比看下面这张图。

1995-2015年，GDP（黄色）增长了10.5倍，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棕色）增长了22倍，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蓝色）攀升了12个百分点。

作一个对比，德国、英国、美国在近40年来的宏观税率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见下图（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单位：%

我国宏观税率增长这么快、变得这样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国现行几十个税种里，只有三个是法定税种，其它税种都是由行政条例规定的；第二，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支出一直迅速扩张。

上面这张表显示，2000-2015年的财政收入决算每每超过财政收入预算，支出又每每超出收入决算。由此反映出，虽然我国有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和监督制度，但基本不起作用。宏观税率的不断攀升主要是由财政支出的无约束扩张带动的。

这张图是从1995-2015年一般公共财政累计赤字数额（蓝线），橙色的线是财政支出决算超过财政收入预算的累计数额。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理想中的税率是一个最佳税率，是恰当地提供最优规模公共物品的税率，不是财政收入最大化、不断膨胀的税率。现在的宏观税率远远超过了最佳税率。

我的建议是：第一，由人大对所有非法定税负进行审查，取消不当税种，降低税率；第二，将人大审查和监督财政收支的约束变硬，凡是超过财政预算的行政长官一律免职。 

   贺力平：以前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和长远前景，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及其制约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前面有专家谈到去杠杆与国有企业资本金补充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例。如果不在国有企业部门明确一个持续性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杠杆即使降下来也会出现反弹。沿着这个思路，应该把去杠杆和国有企业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至少有这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建立国有企业资本金的补充机制，完善并明确这个机制；第二，强化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信贷约束机制（债务约束机制），因为企业债务不完全来自银行贷款，还有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完善也需要深化；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债务转换的机制，包含债转股；第四，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要明确退出机制，这个退出机制也应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只有通过制度化的改革和调整，才能破除过去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增强市场竞争力，激发企业部门的活力，消除企业部门的所有制歧视。 

   李稻葵[3]：产权保护与资本市场发展

    股市散户多达一亿人口，持有二十多万亿资产，但他们的产权未得到有效保护。根据奥利弗哈特的理论，产权的本质是剩余的控制权。当股民购买股票时，已经在事实上签订合同，但与其它金融合同相比，这种“合同”是最弱的，如果企业内部人没有履职，小股民无法实施自己的剩余控制权。股民产权得不到保护就不信任股市，由此导致中国股市长期发展不力，股市融资规模上不去，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去年有254家IPO，融资额是1800亿人民币，二次融资（即再融资）是1.5万亿，加在一起不足1.7万亿，还不到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0%，仅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企业杠杆率不断上升，企业发展无法从股市上获得资金，只能向银行借钱。

    如何切实保护股民的产权？发达经济体在这方面有很多探索，有三个主要机制可以借鉴：

    第一，德国模式，其特点是家族式的个人长期持有股票。比如宝马公司，家族长期持有股票，小股民就放心地跟着走。目前我国股市上内部控制人所控制的股票量非常低，比如去年王石团队控制的股票只占百分之十几；再比如恒大上市，如果控股70%的大股东承诺不退出，小股民就放心了，就会跟着投。

    第二，美国的机制，就是形成法律约束，小股民可以告内部人。我一直建议在上海或者深圳成立一个高级法院，专门处理证券方面的违法诉讼。美国的纽约联邦法院就专门审理此类案件，非常有效。

    第三，在市场上形成一些并购基金，专门接管那些不靠谱的、内部人持股很低的公司，然后重新上市。去年初见端倪，可惜半途而废。从长远发展方向上讲，中国股市离不开这个机制。证监会应该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让子弹飞一会儿，让股民产权一步一步做实，从而改进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 

   王小鲁[4]：长期过度投资是结构失衡的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通过市场合理分配资源，促进有效供给，这非常必要。但另一个问题是，是否需要一个需求侧结构改革？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房地产供给过度、杠杆率过高、效率过低等，这些问题都与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有关，是结构失衡的关键。我国资本形成率从2000年以后直线上升，去年是45%，比80-90年代高出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则降低十几个百分点。这与体制、政策问题相关，如财政政策长期以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货币政策不断以货币刺激来扩大投资，产业政策主要鼓励某些部门投资，各级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这些政策合起来的结果就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越来越低，这意味着出现了需求侧的结构失衡。我们总以为靠投资可以拉动总需求，但长期靠投资拉动造成了产能过剩、供给侧无效扩张，如果消费上不来，这样的需求拉动不仅无效，而且有害。

    因此，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有必要讨论需求侧结构改革问题。其关键，一是货币政策回归中性，不要再刺激投资。现在货币信贷增长大大超过GDP增长，仍过于宽松；二是财政政策重点应从投资转移到民生，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府要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和市场抢事情做，这样才能促进居民消费合理增长，使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柱。 

   宋晓梧：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投资消费失衡型产能过剩。我国投资消费比例长期严重失衡，投资形成的产能在国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只有依靠大量出口才能保证生产的再循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已使其难以为继。解决这类产能过剩的着眼点应放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方面，侧重提高劳动所得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比重，同时严格控制各地大量重复建设投资。中央政府应避免在经济换挡期再度出台金融财政等强刺激投资的政策。

二是经济发展阶段型产能过剩。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大规模基础建设阶段，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产业支撑，大规模基础建设完成后，在高峰期形成的这些行业产能就明显过剩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中国地方GDP竞争加剧了这类产能过剩。解决这种类型的产能过剩，完全靠市场自行调节需要较长周期，何况不少企业就是当地政府以各类优惠政策支持建立的，因此政府有责任在产业政策、社会政策方面加以纠正。但是政府不能包办产业结构调整，不能再次以层层分解行政指标的办法来压缩产能，要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维权的作用，给市场逐步化解这类过剩产能一个“消化期”。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型产能过剩。我国生态污染十分严重，特别是华北地区出现大面积的雾霾，敲响了资源环境约束型产能过剩的警钟。解决这类产能过剩，关键是提高环保准入标准。要较大幅度提高环保准入标准，包括单位能源消耗，单位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等。标准一经公布，不分国有、民营，企业一律平等竞争，政府加强监管，那些无法达到标准的企业自动退出。

以上三种类型的产能过剩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但通过分析、分类，有利于我们采取有效的政策组合，统筹治标与治本逐步加以解决。 

   李晓西：产权问题是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2016年50人论坛年会时我讲了4个观点，其中有两点：一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讲，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要提高绿色供给的比重，等等。

今天我想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这个题目很好。在物权时代的产权包括所有、使用、受益和处置等权利，现在产权形式很多，股权是非物权的所有权，土地流转也是一种产权形式。2008年50人论坛在成都开过一次关于农村土地产权的研讨会，当时我就农村土地流转权提出一些意见，主要针对四个问题：一，农村土地流转权的主体是否清晰？ 二，流转的客体是否清晰？三，流转的规则中有什么问题？四，土地流转试点中面临的难题选择？建议从立法的角度对各地出现的集体经济组织主体的形式进行法律上的明确。当然，现在的产权情况更复杂，比如排污的交易权等，都值得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产权还有什么形式？知识产权的交易形式就是多样的。只有产权明确了，有法律保护了，各类市场主体才有动力，创新者的动力是什么？当然是受益权与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有了动力，质量才能提升。从产权到动力再到质量，这是一个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好题目。 

   张曙光：如何落实保护产权

中央《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是个重要文件，真正抓住了关键，所列11个方面有两大亮点：一是坚持平等保护，强调“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坚持有错必纠，要求“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前者揭示了产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后者明确了落实产权保护的突破口。

文件提出和解决的是一个真问题。结构改革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心不是什么供给侧或者需求侧，而是产权安排、产权结构及其保护；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批投资、上项目、保增长，而是平等有效地保护产权。做到这一点，保增长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公有产权的保护问题不大，中央始终关注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前主要是企业治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自家人监守自盗。但非公有产权的保护问题非常普遍和严重，解决也相当困难，因为侵权的主要是政府及其官员。

中央文件使人看到了希望，但还需要聚焦，更需要行动。改革以来，侵权事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整倒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二是强征强拆，侵吞了他们的财产。要知道，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整倒了企业家无异于自毁长城。因此，从甄别和纠正被整倒的企业家入手，是解决产权保护唯一可行而又有效的途径。比如，顾雏军案因“郎顾之争”而无人不知，顾始终不服，多次申诉，得到了全国工商联的支持，十八大之后广东高院重新受理，但三、四年过去了，广东高院不审不判，最高法院也不闻不问。能不能以重审此案为契机，甄别和纠正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案件，人们将拭目以待。 

   郑新立：当前投资领域存在一些尖锐矛盾，主要表现是投资结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背道而驰。根据去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投资领域出现三个冷热不均：第一，国有投资热，民间投资冷。国有单位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在内同比增长20%以上，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仅为2%；第二，实体经济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低迷，虚拟经济投资增长较快。制造业投资增长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更低。银行贷款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房地产按揭贷款，M2、M1的增长速度相差十几个百分点，大量企业拿到银行贷款之后没有投资出路，以活期存款方式又存到银行，或者放在自己财务公司的账上；第三，海外投资暴增，国内投资增长缓慢。海外投资同比增长50%多，国内投资仅增长8%。

我们说，民间投资增速是经济活力的标志，制造业投资增速是经济增长后劲的标志，国内投资增加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投资领域出现的这三个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矛盾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形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旧的增长动能已经失去了，而新的动能还没有形成。新的增长动能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这个动能的形成需要投入，需要技术创新的不断累积，需要等待，不能急于求成；二是鼓励发展第三产业，这方面近些年做得最好，发展势头很好，但发展过快特别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会产生负面效应；三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包括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镇建设等等，这是最大的新动能。现在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比是1：2.7，差距最大时达1：3.3。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始终保持在1:0.9左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到第二、三产业的三分之一。因此，提高农业的供给效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提高农业的供给效率，关键在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目前产权制度的最大问题在农村，城里人的房子和各种生产要素早已市场化，但农民的房子、土地等要素尚未市场化。城乡差距在本质上是由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相互隔离所导致。因此要发展农村的全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来释放最大的新动能。

   管涛：我讲两点：第一，要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比如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状态。滞胀一般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美国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并伴随着两位数的高通胀。而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六、七的增长，通胀只有百分之二、三，难言是经济滞胀。

    第二，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是非常迫切的。从过去经验来看，加息预期长的时候，美国金融市场会调整，现在美国股市全面上涨，因为大家理解耶轮的表态，美国对经济前景有信心。中国货币政策有很多目标，有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中国需要尽快确立一个清晰的货币政策锚，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更充分地享受汇率市场化带来的好处。另外，过去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央行资产的80%多都是外汇占款。现在资本外流、储备下降，外汇占款渠道的货币投放减少，对内资产成为央行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但问题是，现在的货币投放缺少抵押品，属于纯信用投放。长此以往，会影响央行货币纪律，进而损害央行市场信用。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考虑，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都非常迫切。 

   张承惠[5]：我认为未来如果做以下三件事的话，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增长是可期的。第一，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流转。最近两年政府力推两权抵押贷款，我非常不看好这件事情。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一个银行家会要不能流转、不能变现的抵押品吗？我曾经去一个试点省调研，发现所有的镇都设立了土地资产管理公司，最后对经营权抵押贷款兜底的是土地资产管理公司，因此还是依靠政府信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点一点推，这种挤牙膏式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例如有一个企业家在某省一下子流转了四万亩地，自己种不了转包给农民，让农民付费使用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空手套白狼。为什么不能做一点大的调整？其实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情，一是土地用途管理，如果做好的话，守住十八亿亩红线应该不会成为大问题；二是通过社保体系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把农村土地流转放开，可以吸引巨量的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

    第二，国企改革。现在中国金融机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行政控制的力量非常强，表现为：一是公司治理不规范；二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边界不清楚，商业性银行承担了政策性业务，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又在做商业性金融；三是高管限薪；四是缺少市场约束，既没有机构的退出机制，也没有人员的退出机制。

    第三，可以考虑研究中国的迁都问题。迁都可以造就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机会，可以化解产能，也可以解决北京面临的城市病问题。 

   高培勇[6]：减税降费的三种选择

    认识到税费收入终归是支撑政府支出的财源基础，在不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一般意义上的减税降费可有三种选择：第一，政府支出规模不变，对税费做结构调整。比如减费增税，或者减企业税、增个人税，减间接税、增直接税；第二，政府支出规模不变，以增加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减税降费后的收入亏空。实际是政府有偿性融资方式和无偿性融资方式的相互替代；第三，政府支出和税费收入一起减。减多少税费收入就相应减多少政府支出。

将减税降费置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之下，便可以看到，以效应优劣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应是第三种选择，即政府支出与税费收入一起减。减多少税费就相应减多少政府支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由此调整资源配置格局，真正给企业降成本，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排在第二位的应是第一种选择，即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税费的结构性调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兼顾降低企业税负和税费结构优化两个目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目的。排在第三位或说最差的一种选择，就是通过增加赤字、增发国债办法支撑减税降费。那样做的坏处，就是既不能由此调整资源配置格局，也无助于给企业降成本。因为，虽然表面上企业税费有所减少，但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格局并未因此改变，而且由增发国债所带来的利息支出总会叠加到未来的政府支出规模之上，从而形成未来的企业成本。更要命的是，还会徒增当前的财政风险。虽然不少人以为中国财政赤字水平不高，但注意到中国的财政赤字历来有名义赤字和实际赤字之分，而对整个政府收支做一个全口径评估，就会发现，其实当前的赤字率要比3%高出许多。 

   赵民：关于几个企业关心的问题：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保护企业创新。保护企业创新的根，在于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属大陆法系，企业创新的知识产权被侵权后，作为原告的被侵权企业，如果起诉侵权方还需要自己收集司法证据，这在实践中通常很难做到，显然不利于保护企业创新。有些地方如中关村已经有知识产权法庭，应该加大推广力度和范围。

    第二，在去年这一轮房价上涨之后，应该考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适当上浮动。至于浮动的幅度，可以根据去年土地出售之后的财政收入，算一个单位面积的单价，看涨了多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以激发消费激情。

    第三，修改《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在执行时已经宽松很多，但这不符合法制精神，应该加快通过《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否则，文字的法律是一套，在实施过程中，面对企业的困难，执法机构睁一眼闭一眼，这不符合法制精神。   

   郑秉文[7]：刚才白重恩教授发言指出企业税费的负担里主要是社保费，我不是税务专家，就说说社保，有四个观点：第一，我国是世界上养老保险缴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可统计的100多个国家里，中国名列第15位左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这确实是导致企业负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的养老保险肯定是出了问题。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我国缴费水平占工资的28%，而美国和加拿大只有12.4%和9.9%，但我国养老金水平并没有相应高那么多。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程度大大低于美国和加拿大，而且美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已经82年，加拿大也有51年，历史都比我们长，但他们没有一块钱的财政补贴。相比之下，我们的制度离不开财政补贴，几乎每年都占很大比例。

第三，降低养老保险费为降低企业负担做出贡献，但长期看怎么办。去年符合降低养老保险费的省份大约有20多个，如果降低一个百分点，去年大约能减少收费600-700亿元，应该说为降低企业负担做出了贡献。估计今年还能降一年，那么以后怎么办？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该找出问题的病根，对症下药，做到长期内真正地降低费率。去年有几个团队在为顶层设计做方案，都是为降费后出现的缺口找钱，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如何扩大融资上。

第四，制度改革比单纯找钱的作用更长远。我的看法是，这么高的费率都很难降下来，肯定不是因为缺钱，所以不用四处找钱，缺的是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导致名义费率太高），缺的是制度的管理体制不顺（导致每年必须给予财政补贴），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费真正要做的事情。   

   黄群慧[8]：实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2015年10月中央出台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6年国务院出台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这两项制度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都有重大意义。

    但是，无论反垄断执法还是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具体实施推进中都面临着巨大阻力，在保护公平竞争、使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这背后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执法管理部门分别隶属于发改委、商务部、工商局三个部门，部门内部管理协调、共同执法部门间管理协调问题突出；二是这三个管理部门在进行反垄断执法、公平竞争审查中面临着地方政府、行业经济管理部门的巨大阻力。例如，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而通过对金融业反垄断执法这种市场机制完善手段，是非常有利于纠正这种失衡的，但是由于银行背后的管理部门“强势”，这种手段几乎难以发挥作用。问题的根源在于行政体制问题，这种市场机制保护部门“内嵌”于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行政体制，无法保证实现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需要将这三个部门的反垄断机构整合为一个独立机构，使其真正对其它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形成制约，从而逐步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

    因此，从这里引申看，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关键。否则，仅仅是通过“目标管理”的方式让政府部门层层分解任务，努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无法实现“标本兼治”，无法真正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实际上，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四梁八柱”都已经具备，但缺乏执行和实质推进，而执行的障碍在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组织跟着战略走”，改革战略的执行和推进需要政府组织构架的完善甚至重构。因此，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刘志硕：充实创新领先企业的资本金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也是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前提。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普遍处于产业集中度提升的初期，如果产业集中度不高，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创新行为就得不到利润保护，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就不顺畅。总体来看，当前实体上市公司整体有两个问题：一、盈利能力不强。最新年报数据显示，上市公司（除金融类）销售净利率为4.6%，净资产收益率（扣非/摊薄）为0.2%，总资产周转率为0.65，经营净利润能力不足以覆盖当期资金成本的门槛要求。二、产融分离现象突出，资金向虚严重。当上市公司的经营收益无法覆盖金融成本时，部分上市公司会弱化经营和创新投资，转而选择大量购买理财产品。仅2017年1月，上市公司公告中涉及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已高达1025亿元，同比增长145.6%。由此带来的产融分离和资金空转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未来三到五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和国内市场不断成熟，国内产业集中度将明显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显著提高。针对新旧动能过渡存在时间差和如何引导产业集中度变化这两个关键问题，具体的应对建议是：一、设立政府引导、市场化和专业化运作的大型并购基金，支持企业并购重组，加速产业集中度的提升进程，同时减少和避免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具体项目投资；二、加大对该类基金的政策保障力度，通过贴息、返税等杠杆手段放大政策效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为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过渡保驾护航；三、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高审核效率，降低重组成本，拓展融资渠道，使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升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许善达：要关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有四个大概率事件：第一，加息。加息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中国的资本外流，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第二，贸易政策变化。美国已经开始对我国生产的洗衣机、不锈钢加税，对一些出口美国的大宗商品加税的可能性也很大，加税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多甚至七十多，我国的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困境。如果美国扩大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加税范围，对我国国内的影响有多大，要有充分的估计。第三，制造业回流美国。曹德旺在美国出资设厂就是一个案例，美国通过降低企业综合经营成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资源进行支持，很有可能会吸引那些以美国市场为主的出口商，把制造企业转移到美国。第四，减税。如果美国把企业税减到15%，对我国国内冲击有多大？也需要充分的估计。

   卢迈[9]：本次会议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权、动力、质量为切入点，切中要害。我想倒过顺序，谈三点：第一，要将资源利用效率作为关键抓手，全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以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资源投入，也关注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缓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即将完成的《中国发展报告2017》，主题就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国每年物质资源消耗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人均物质消耗接近美国水平，单位GDP资源消耗居世界前列，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也危害国民健康。要以资源的利用效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依据，最终实现资源利用“控制总量、降低排放和提高效率”的目标。

第二，要重视不同收入人群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现在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有精准扶贫；对其他低收入人群，通过增加收入、促进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等措施来满足需求；同时，也要关注占总人口近40%、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我们最近在做中财办交办课题“提高教育和医疗的供给质量”，发现每年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支出达6千亿元，境外医疗健康服务支出是6千亿元，家长在国内非学历教育市场一年的支出大约在1万亿元。中等收入以上群体对于高质量教育、医疗服务有巨大需求。因此，要加快供给侧改革，同时扩大对非国有单位的开放，增加供给，提高供给质量。

第三，国企改革是重点。国有企业产权清晰的关键是国有产权的实现形式。加强党的领导能够解决国企基本的监督问题，但激励方式仍需改进。我们正在筹备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都有70多家外国大型跨国公司董事长和CEO前来参会，其中有外国国有企业，也有家族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怡和集团是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家族控股企业，现在有8家下属公司，其家族管理经验是：1. 行业对标，以此作为考核标准；2. 家族从总股本中划出5%的股份，其收益用于对下属公司的高管实行奖励；3. 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总部有200人，其中一半从事内部审计工作；4. 集团董事会控制投资和高管任用，各公司具有经营管理权。这些企业在市场中能长期生存并且具有竞争力，说明了有效产权实现形式的重要性。 

   张文魁[10]：民资主导的行业会自发地调产能、调杠杆、调库存

“三去一降一补”笼而统之地看很难看出门道，分行业看就有意思。可比较一下纺织行业和钢铁行业。纺织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典型的困难行业，当时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产能过剩导致全行业亏损，所以从1998年开始去产能，国家决定产能从四千万锭压到三千万锭，实际上确实降低了一千万锭左右。有意思的是，从2001-2010年，产能又有很大扩张，2010年产能到了1.2亿锭，是压产能之后的近四倍。2011年又开始去产能，从1.2亿锭降到1.1亿锭。从纺2000年之后，纺织业无论加产能还是压产能，都是自发的、市场驱动的。这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资产利润率、利息保障倍数在2000年分别是70%、1.9%、2.0，2015年分别为52%、9.2%、5.3。为什么纺织业所有指标都稳步改善，由典型的困难行业变成正常行业？因为在1998年之后几年的去产能过程中，大量国企关闭或者转制，整个行业从以前由国资主导变成了由民资主导，企业自己会调产能、调杠杆、调库存。钢铁行业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例子，2000年的资产负债率只有54%，现在是67%，产能过剩严重，全行业困难。一句话，只要让民资起主导作用，企业会根据市场变化自发地调产能、调杠杆、调库存，如果民退国进，不叫改革。   

   刘光超：我想从法律的角度谈谈供给侧改革中的产权问题。从供给侧的角度看，产权问题主要应该关注产权的客体范围、产权的交易自由和产权的安全保护三个方面。

    在产权的客体范围方面，建议特别关注集体产权、非上市公司股权、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四个蓝海。其中，集体产权包括集体土地、林地等，制度都有很大的释放空间，应该形成新一轮改革红利；非上市公司股权的托管、质押、交易制度，都需要规范和深化；对知识产权的评估、转让、入股、质押等重视和保护也有待进一步加强；资产证券化能够让实体经济和金融更好的衔接，但需更加规范和和大力拓展。

    在产权的交易自由方面，应重点关注在新经济领域、互联网+、金融创新三个板块中法律对交易边界和尺度的规制。对于一些新经济领域，立法应该把握基本规律，守住交易底线，避免过多交易限制；对于互联网+，应对各行业的现行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做好立改废的工作；对于金融创新，应该注意行为边界。

    在产权的安全保护方面，应重视通过加强立法科学性、执法稳定性和司法公信力来解决产权的确权、稳权、维权三个问题。其中，特别应该重视的是司法公正，这是激发产权活力的基础，也是建立民营资本投资信心的保障。   

   周健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主要来自三群人：农民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这些动力现在都遇到了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如何把经济增长动力旧思维转到新思维？如何保障和提升企业家的创新力？有两个观点，一是产权保护，二是降税负。

    对于农民工，可以把它扩大为一个劳动力的概念。如何调动中国劳动力对整个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参与度、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两部分：一是农民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积累了一批优秀的产业工人和技师，曹德旺曾说，在自己的行业，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产业工人至少高出一倍。要保住中国的优秀产业工人，提升他们的技能，让他们更加适应现代制造业。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产阶层劳动力日益扩大，除了参与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外，他们还是消费者，是纳税主力，也是投资者（比如许多还是股民），他们还有可能是发明者、创造者、创新和创业者。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产权保护。要推进法治，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创新性、参与性和积极性，释放巨大的能量。

最后再强调一下，动力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潘刚：乳品行业的供给与需求

对于中国乳业的媒体报道，有两件事很抓眼球，一是杀牛倒奶方面的报道，一是中国消费者到国外爆买婴幼儿奶粉的报道。矛头所指或是中国乳企不善待奶农，或是中国乳企生产不出放心奶，总之，都是中国乳企不行。事实上，这些年国家检测结果表明，国产乳制品是整个食品行业质量水平最高的，与国外产品的质量完全处于同一水平。

但是，相比欧美国家，中国奶业生产的各项生产要素成本都高，使得生鲜乳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国外，中国生鲜乳收购价格每公斤3.5元，而欧美国家在2元左右，这样在生产原料方面，中国乳企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再加上大家关注的税费问题，国产乳制品在成本上没有竞争力。

海外爆买主要的因素是价格因素，其次的因素是中国购买习惯，总认为国外的产品好于国内，这点在爆买马桶盖中体现得很充分。

由于少数人的无耻与多数人的无知，对于国家公布的监管数据不做科学解读，对于海外购买不做深层次分析，对中国国产乳制品的声誉时时给予负面影响。目前检测发现问题的主要是行业内一些不知名的小企业，其生产销售范围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是检测结果一公布，社会公众就会把帐算在整个行业身上，认为行业又出大问题了，反复如此，严重影响了消费信心。其结果就是大量进口的产品挤占了市场，使国产乳制品销售不畅，进而无法消纳奶源，产生杀牛倒奶现象。

中国人均饮奶量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中国乳制品的市场空间还很大，对于中国乳制品行业，一方面要降低供给侧的成本，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消费端要引导消费者购买国产产品。当前，尤其后者更重要也更易见效。建议政府加大对抹黑中国民族产业行为的追责力度；加大对乳企龙头企业的宣传力度；建议在公布监管抽查数据时，对那些很小区域销售产品的小企业出现的问题，仅仅在其所涉及的区域内公布即可，不在国家级平台上公布，避免影响社会消费心理。国家要进一步扶持乳业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地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构建科学、和谐的乳业产业链。 

   余永定：近两年来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储备由2014年6月的近4万亿美元跌至3万亿美元以下。从恒等式的角度看，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量应等于中国海外民间（非政府）资产的增加量和海外负债减少量之和。于是，大家认为外汇储备的下降是藏汇于民，不足为虑。但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在这两年由于汇率从长期升值转而逐渐贬值，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海外非储备资产的增加和负债的减少与做空获利平盘、套利套汇交易平仓、资本外逃等活动相联系。由这些活动导致的外汇储备减少不是“藏汇于民”，而是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

    自2011年1季度至2016年3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积额为1.28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累积额代表中国的资本净输出。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民间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增加量应同这段时间经常项目累积额大体相等。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124亿美元。尽管存在估值效应、统计口径变化等因素，这个巨大缺口的存在仍说明，外汇储备的下降并未转化为相应的民间海外资产的增加和海外负债的减少。这个问题对中国未来数十年国际收支状况和国民收入增长会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蔡昉（主持人）：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奉献了一次思想盛宴，尽管时间有限，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会后秘书处将与各位联系，请大家提供发言摘要，把没有说透的内容再充实一下。我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闭幕！谢谢大家！

[1]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

[2] 论坛特邀专家、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3] 论坛特邀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4]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5] 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6]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7]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8]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9]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10] 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