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刚过完87岁生日。此后不久现身“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并做压轴发言的他，看起来与十年前并无很大变化：忙，且精神矍铄。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他说出的每句话，都让倾听者深刻回味、思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言，这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反复表达同一个观点：“政策很好，关键要落实”。

       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安全感

       环球时报：前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这与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等因素有关，您是否认同？

       吴敬琏：人民币汇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呈现随行就市的特点。这也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警告，要赶快提高竞争力。目前资本有外流现象，但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外流。我认为原因之一是，有些企业家对未来资本的安全性没有信心。

       环球时报：应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安全感？

       吴敬琏：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去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一开头就明确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文件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实际，能解决困扰多年的许多问题。比如，提出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加大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再比如，坚持有错必究，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等。这个文件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举措，使大家有信心。关键是要想办法把它贯彻落实。它的执行涉及到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宣传部门等多个部门很多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使它真正落地。

        环球时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表示，虚拟经济把实体经济搞乱了。二者是矛盾关系吗？

       吴敬琏：首先，什么叫虚拟经济，什么叫实体经济？有人认为房地产是虚拟经济，这完全不对，房地产是实体经济。金融是典型的虚拟经济。二者在某种层面上是矛盾的。在经济学研究中早就有过相关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学者是辜振甫的侄子、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写过一本书，认为当出现资产负债表问题时，就会表现为现金为王，即使货币政策再放松，资本也不会到实体去，因为它要找流动性高的地方，如资本市场。现在，我们确实出现了资产负债表问题，简单说就是杠杆率太高，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资本就要准备随时跑，不愿投到实体经济里。所以，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是号召资本投实业起不到太大作用，还是要通过改革让实体经济能赚钱。

如何看产业政策大讨论

        环球时报：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去年发起了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讨论，引起政学商各界人士热议。您如何看待这场辩论？

       吴敬琏：前段时间，我们召开了一个“产业政策研讨会”。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工具箱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上世纪70年代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深入探讨。这些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研讨已取得了许多有助于各国行政当局改进工作的重要成果。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去年那场讨论中，主要发言人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些讨论及其成果，使讨论变成对产业政策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各自经济哲学的宣示。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引进了日本的“硬性”产业政策，也就是政府在“宏观调控”名义下以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但后来，日本国内外出现了用批判眼光看待硬性产业政策的论著，否定意见逐渐成为主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等主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1984）一书。其主要观点是，多数在日本取得高速发展的产业，如照相机、半导体、彩色电视机、钟表、机器人等，都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扶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产业政策只是从侧面支援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该书本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汲取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经验教训的有益参考书，然而它销行不广，印了一次就告绝版，以致于没引起人们对这类批评意见的足够重视。

       直接干预市场和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在中国的执行效果乏善可陈，使我国产业结构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变得越发扭曲，由行政力量推动下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竞争力下降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以致“三去一降一补”，即“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供给短板”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紧迫而沉重的任务。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要求，就是“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意味着，必须摒弃直接干预、限制竞争的传统产业政策做法，使产业政策成为促进竞争、提升市场功能的辅助手段。这将是我国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应当努力促成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

   供给侧改革取得进展

        环球时报：“三去一降一补”目前实施的效果如何？

        吴敬琏：对于“三去一降一补”，有人把它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另一种说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从它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去年我们在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它的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那么显著，甚至“去杠杆”方面，不但没有去，而且杠杆率有所提高。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话，叫“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我这里讲的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今年中国经济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过去的一年里，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上，发布了多方面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力气，使这些决定、文件得到真正落实，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