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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不存在保外储还是保汇率的问题
发布:2017-04-24    来源:第一财经    阅读:429次   

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就全球市场、货币政策、汇率机制、特朗普政策、雄安新区及地产调控等热点话题,接受《第一财经》电视专访。

不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

3月份以来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引发热议。央行多次强调今年货币政策基调为稳健中性。您认为在债务风险频发背景下,货币政策基调是否有可能逆转?

樊纲:中性的货币政策,是现在整个供求关系的需要,我们不会再刺激经济了,但是必须要紧缩经济,因此有这么一个中性的概念。至于出现一些违约的情况,一方面也是正常的,我老说中国如果不出现违约,那就太不正常了,有金融就有风险,有借钱就有还钱,有这么高的杠杆率就可能出现一些风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必大惊小怪,我们也不是出现大量的违约。第二,违约的问题很多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出现的这么多的产能过剩,这么高的杠杆率,杠杆率越高,违约的风险都是1%的话,你会看到的案例就会多一点,就像5万亿的1%和500万亿的1%,那一定是500万亿的1%看到违约的现象更多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是监管问题,是过去经济过热当中产生的后遗症,怎么来清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三去一降一补”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违约的事情总会发现,要有思想准备,不需要大惊小怪,一见到违约就觉得“违约潮”要来啦,是不是货币政策要换,这是两码事,金融风险要控制,但是不能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使它不违约,不违约反倒是问题,问题没有暴露,反倒是问题。

降准并不意味着宽松,而是保持中性

今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余额的增长为12%左右,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62.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5%,高于12%的增长目标。您认为这一数字预示着货币政策立场更紧还是更松?今年是否有降准降息可能?

樊纲:12%比去年还高一点,去年是百分之十一点几,是不是要降准降息,降息不一定,降息有很多因素,但是降准在中国这种背景下,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正常?我们过去为什么搞了一个17%、18%的准备金率?是因为过去大量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长几千亿的外汇储备,放出那么多货币,因为外汇储备是基础货币,我放出那么多货币,我们就把它收回来,把它冻结一块,这就是准备金率当时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外汇储备减少了,从4万亿降到3万亿了,下部分可能还更降,这个降了,我们准备金率要跟着降,否则我们的货币就不够了。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降准,可不是要放松货币,它是保持中性,什么意思?就是它不使货币减少,我通过降准的办法保持一定量的货币。再举个例子,我们有1万亿的货币在经济当中,我们的准备金,外汇储备减少了,现在变成9000亿了,那就紧缩了,我们不紧缩,我们要中性,中性就是保持1万亿,这时候我降准,降2个点、3个点,把它恢复到1万亿的货币。

不存在保外储还是保汇率的问题

有专家提到,汇率最不值得保,外储值得保,现在外储降到三万亿,您认为是良性的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外储降到3万亿太好了,我觉得2万亿都多,人民币已经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也是硬通货了,原来我们需要多一些外汇储备,为什么?是因为市场不信任人民币,需要弄多一点外汇储备像抵押物一样。现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了,所以少点更好,过去老说我们4万亿借给美国人花,美国人打伊拉克,而且美国国债效率那么低,收益那么低,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保外储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保汇率?我觉得也没有说要保汇率,中国不会再搞固定汇率了,中国不会再跟美元挂钩了,一定是逐步走向更灵活的汇率,所以这也没什么可保的。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是我们,以前的日本、德国、英国都是这么一个道理,不希望看到货币,还有外汇储备一夜之间发生大波大动,大跳水、大升值或者大贬值,外汇储备一下子减少很多,因此,会采取一些措施,让它比较平稳地过渡,汇率也好,还是外储也好,比较平稳地过渡。我想最近所谓市场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都属于这一类,而不属于要保哪一个,不再保了,中国的企业,全世界的企业和个人都是面对每天变来变去的外汇汇率,为什么我们的企业非要有一个固定汇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灵活多变的汇率就是将来我们的制度。

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是“软退出”,比较平稳地退出过去的固定汇率和盯住的汇率制度,当然不是大波大动,而是让它逐步地软着陆地退出。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对任何一种货币都是灵活变动的,而且这个货币篮子本身也在变动,所以它是双重性的,具有双重变动的过程。

美元短期走强,长期走弱,要有思想准备

大家都认为2017年外围风险比较大,特朗普之前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现在改口了。但他之前强调的减税、加大基建投资、贸易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您认为会不会被证伪?怎么看待其中的风险和机遇?

樊纲:特朗普上台以后,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在不确定性当中也有一些是确定的。第一,特朗普没办法再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他自己也是商人,也看的懂数据,看的懂图表,人民币走势的,他一看就知道,现在他没法再说这件事。第二贸易保护主义,从他本人和他选的贸易代表来看,他一定会退出TPP,一定会加大跟中国、以及墨西哥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导致的关税增长、惩罚性措施肯定会比以前多,比以前力度要大,但我们也很确定,他不会搞全面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惩罚性关税,不会针对中国打全面贸易战,他也不想用树敌的办法来把整个世界贸易搞垮,这对美国人是没利的,美国人依靠的是国际经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比较确定的,他不会冒那种大的风险。第三,国内问题上他现在已经受挫了,例如医保等问题,越受挫他越要做一些买人心的事情,所以他一定会减税,但具体减多少不知道,一定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超过1万亿,而且大干快上,要赶紧做,这些都是可能的。因此短期来看,美元还是会走强,这个短期有多短还是多长,先不说,但是这些措施,减税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各国投资到美国去,这些都会增加美元的筹码,使美元能够走强,同时会使国际的原油、大宗商品也具有走强的趋势。

从技术分析上来看,前段时间美元呈现“头肩顶”形态,如果说看技术的话,前面一轮美元已经见顶了,您说的这种外部的刺激对于美元后势有什么影响?

樊纲:它现在是前面一轮美元见顶了,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美元回调,人民币回升,但是下一波政策再出来,上一轮主要是美元加息预期导致美元走强,但是下一波特朗普的政策,财政政策这些东西再出来,还会再有一波,再有一波当然也是短期的,但是这个短期可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长期那是另外一回事,长期有多长,负面效应什么时候显现出来,这是需要研究的,但是长期来讲,它具有走弱的趋势,为什么呢?特朗普又要减税,又要搞基础设施,奥巴马care又没取消,社保支出还在增大,这几个因素加起来,美国的国家赤字会不断攀升,通货膨胀也会不断加剧,通货膨胀加剧、债务攀升都是导致美元会贬值的压力。但这些压力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在市场上使得美元掉头,这还需要研究观察,但这是长期趋势,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所以这些风险和机遇都存在,但是可能不是一年,需要站在较长的时间里面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特朗普采取这些措施也不是说2017年,产生的效果也不仅仅是2017年,可能会对后面两三年都会产生效果,有待观察。

除了美元和原油,从一个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把新兴市场也考虑进去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资产是看好的?

樊纲:黄金不一定,黄金因为跟美元相对的,美元走强,它不见得走强,但是大宗商品有些是走强的,还有走弱的地方,什么走弱呢?欧洲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德国选举选出什么结果还不知道,法国大选,意大利大选,荷兰等等,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英国脱欧这些因素,欧洲自己又没有什么新的举措,使它更加团结,使它制度得到更多的改革,希腊前一轮改革的承诺现在还在判断,有没有完成,希腊会不会再出一点事,东欧现在几个国家对难民的问题就非常的异类的措施,匈牙利等等。没有机制使得欧盟有更好的、更团结、更坚强的前景,所以我说对欧元不看好。

想住房的人有房子住,这是最基本的

在房地产税没有办法征收的前提之下,我们都希望需求端和供给端一起来调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土地供给在逐渐减少,特别是北京地区由去年的计划用地850公顷减少到260公顷,您认为这样的用意是什么?

樊纲:原来大城市土地供给一直是受限的,因为要限制人口规模,一直是人为设限的办法来面对大城市拥挤问题,房价上涨问题,所以它就是没有土地供给了。所以像雄安新区这样新的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土地供给形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这样的新区出现,能否缓解供给侧的压力。与此同时,需求侧仍然要做事情,长期来讲要出台房产税,房产税如果做不了,短期就得限购,就得采取控制、调节需求的短期措施,一定要在供求两方面来解决问题,不能老光想需求。过去我们只想着需求,抑制需求,不想供给,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一有风吹草动,稍微放松一点政策,马上投机性的东西就又来了,所以还是需要从长远的机制、长效的机制来思考问题。

如果我们把雄安地区的建设和京津冀,包括滨海新区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关系?

樊纲:这就是大城市群的概念,将来围绕北京、天津和雄安,这是三部分的城市,通过快速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

要认识到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首先是大城市发展。最近发生的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分化,也表明这个问题,人都涌进了大城市,继续在涌向大城市,而大城市没有土地,没有空间,不供地,不供空间,小城市无限供给,但是人走光了,那么怎么办呢?还是要发展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大的城市群,不一定在原来的地方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密集,但是要建一些城市群,现在有了轨道交通,快轨的技术,可以把这些城市连接起来,才可能容纳我们14亿人口进城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所以雄安新区不仅仅是一个新区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大城市群的概念,京津冀不再说是一个松散的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关系,有一个城市群在那里,就可以依托更多的城市的发展,依托更多的人口进城,依托大城市来发展更多的现代经济。中国有14亿人口,可以想象,一定需要若干个5000万到1亿人的大城市群,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现在炒房团都很兴奋,未来雄安是不是会以公租房,或者说廉租房为主,还是说可以把房地产开发再次带到雄安地区?

樊纲:上上下下都明白要防止房地产泡沫、防止炒房、防止投资性的房地产需求,中国缺少一些基本体制,像房产税这样的机制来提高房子的持有成本,所以一旦发现有投资机会,大家拼命地投,至于他投了之后,持有的成本,他可以不考虑,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他能租出去就租出去,租不出去就不租,他就把在那里等着升值,等着赚钱。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越是这种新的投资机会出现,我们越需要思考一些长治久安的体制,怎么使房地产的供求关系能够更加均衡,更少受一些炒房波动性的干扰,大家更加平稳,需要房子的人才能有房住,不管是买还是租,总的来讲,房子是用来住的,是想住房的人有房子住,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