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就“长周期与创新”话题与各位交流点看法。

一、中国经济进入微波时代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一个世纪性奇迹。从长期动态看，它的增长轨迹，并非线性，而是强周期波动，上得快，下得也快，大起后伴随大落。虽然未出现全面计划经济时代（1953-1977）常见的古典型周期，告别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那样的负增长，但中周期的强波特征非常明显。

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中周期：第一个中周期在80年代，1985年前繁荣，1986年后衰退，1989、1990年达到周期谷底。繁荣期3年，GDP增长从5.1%上升到15.2%，升幅近两倍；衰退期6年，GDP增长从15.2%下降到3.9%，虽然中间有反复，但波动很大，峰谷落差接近75%，典型的强周期波动。第二个中周期在90年代，1992年前繁荣，1993年后衰退。繁荣期2年，GDP增长从3.9%上升到14.2%，升幅为2.64倍；衰退期7年，从14.2%减速到7.7%，降幅为56%，强波显著。第三个中周期从本世纪初开始，繁荣期8年，比前两个中周期的繁荣期时间长2-4倍，但衰退期从2008年开始，目前还未结束。

按照周期理论逻辑，始于2008年的中国经济的中周期调整应该在2015年前后结束。然而实际上，2016年经济继续下行，GDP增长从上年的6.9%减速到6.7%，2017年政府主动将预期目标下调到6.5%左右，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一季度的复苏没有改变下行趋势，这意味着本轮经济下行的时长将超过10年。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中周期消失了？还是在进行长周期转换？答案是后者。按照熊彼特的理论，由繁荣+衰退构成的长周期一般为50年左右，繁荣由创新动能逐步释放推动，衰退因创新动能渐渐衰竭造成。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用两个半中周期走完了一轮长周期繁荣，2008以来的下行既是第三个中周期调整，也是始于1978年长周期的调整，目前处在中、长周期调整的重叠阶段，只是长周期调整时间长于中周期调整时间。在这个重叠阶段，中国经济呈现出三个新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经济运行微波化。最近三个季度，经济回暖。到今年3月，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企业发电和社会用电、铁路和公路货运量等先行指标均持续上升；价格特别是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去年初跌至近-6%的谷底后持续上升，快速反弹到今年2月的7.8%；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指标都不同程度地回升，其中出口由两位数负增长转为两位数正增长；工业企业特别是受益于去产能的钢、煤等原材料工业企业的利润，今年头四个月的增速超过20%；等等，这都表明经济的确出现了短期复苏。据此，有人判断“经济新一轮上升周期开始”。可是到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又都不同程度地转弱，有人又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甚至“可能陷入改革以来第一次内生性经济危机”。然而从大趋势看，这两种判断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在旧长周期调整后期和新长周期复苏前期，经济变化主基调是调整，所有复苏都只是短期的微复苏：上升力度小、持续时间短；GDP名义增速反弹明显，而实际增速回升微弱。

从GDP名义增速看，2007年见顶23%后逐年下降，2015年触底6.5%后回升，2016年加速到8.6%，上升期累计升幅只有前两个中周期升幅的一半不到，预计这种加速会随PPI见顶回落而减弱。从GDP实际增速看，虽然近三个季度的增速趋向回升，但每个季度的加速幅度只有0.1个百分点，从去年一、二、三季度的6.7%加速到四季度的6.8%和今年一季度的6.9%，而年率去年比前年减速了0.2百分点，如果年初预期值“6.5%左右”成为现实，则比去年再减速0.1-0.2个百分点。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的经济复苏，属于季度性“微复苏”，年度增速依然没有改变自2008年以来的周期性下行趋势，经济“L型”曲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完“一竖”。

由于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的新旧长周期转换需要时日，短期微复苏后的下行，也将会是缓慢的、平滑的，表现为微降，不会出现1989-1990年那样的“硬着陆”，更不会出现1960年-1.4%,1961年-29.7%,1962年-6.5%、1967年-6.7%,1968年-6.5%和1976年-2.7%那样的古典型经济衰退。这是因为，整个经济的体制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自动稳定器作用机制基本形成，宏观调控方式有了很大改进，调控能力显著提高。从历史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旧常态（1949-1977）到超常态（1978-2012）再到新常态（2013-？）三个大的阶段，在目前所处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周期波动明显收敛，微波运行成为新常态。这有点类似于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的走势：上、下幅度都不大，且都向下收敛。所不同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从前一轮长周期上升期平均3-5%向2%左右收敛，而中国从10%左右向6.5%左右收敛，二者收敛后，后者3倍于前者。如果遇到大事件冲击和大的政策性失误，西方发达经济容易出现古典型衰退（负增长），而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离长期平均曲线乖离率不大的增长型衰退。

第二个特征是景气交叉。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经济增长的同步性特征明显，要上大家都上，你追我赶，歌舞升平，要下大家都下，同步收缩，拥挤退出，结果是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大起大落。2015年以来，这个趋势变了，之前景气同步，现在变成景气交叉：有的上，有的下。

地区间经济景气交叉。互联网发达的杭州经济,2014年触底后快速增长，智能制造领先的深圳经济,2015年触底后一直稳定向上。而资源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城市的经济,目前还在下行途中，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如果扣除“去产能”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去年经济增长的实际值在零轴上下。

产业、行业间景气交叉。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6.8%，而机器人、光电子、锂离子电池分别增长55.1%、51.6%和35.2%；创新动力最强的深圳，一季度经济增长8.6%，其中新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航天航空、互联网、新能源、节能环保、海洋产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分别增长25.2%、19.3%、18%、17.4%、17.3%、14.9%和11.7%。有的产业、行业景气向上，甚至超常规增长；有的产业、行业向下，甚至持续衰退。

行业内不同企业间景气交叉。以家电为例，美的、海尔等部分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营收、利润快速增长，而大部分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的营收、利润不断下滑，有的甚至大量亏损。企业业绩分化，出现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同一产业和同一行业。

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城市、产业、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经济景气交叉成为常态, 一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常态。25年前，我在写《强波经济论》时希望看到的西方市场经济经常出现的“景气交叉”现象，今天在中国出现了。

那么，造成这种景气交叉和业绩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创新能力差异：创新能力越强，增长动力越强，抗衰退动能越强，复苏则越早、越快；创新能力越弱，增长动力越弱，抗衰退动能越弱，复苏则越晚、越慢。这是一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常态，更是解释2015年前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减速较快，而之后减速放慢的深层原因。

第三个特征是风险结构化、分散化。近两年，宏观调控对防控风险格外重视，在安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时，加大了“去杠杆”的力度，这是对的。但是，研究者和决策者对微波和景气交叉经济的“风险”，应当有新的认识，并做出新的应对。景气同步造成强波，放大风险；景气交叉形成微波，降低风险。

首先，与强波经济的风险长时间积累不同，微波经济的风险成于“微”，释于“小”，在时间上分散，像人体感冒一样将一些过剩热量在到达临界前逐步释放出来，可免生大病，免除大手术，也可减少大病带来的心里恐惧。以往的强波经济，“过热-高通胀-全面收紧-急剧衰退-全面放松……”循环往复，调整代价高，上升时恐慌，下降是也恐慌，经济运行效率低，宏观风险非常大。微波经济摆脱了这种“紧运行”的循环，GDP增速在6%-7%的区间内波动，上去平稳，下来平缓，既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促进持续性增长，也可减轻市场震动、摩擦，减少大调整的代价，平和社会心理，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降低宏观风险。

其次，经济景气交叉，特别是“传统下、创新上”，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经济此消彼长，是一个“向好”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下”和“消”的领域，业绩下降，负债率上升，风险增加，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风险，存在结构性风险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应对结构性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一是让这些风险由市场决定其自动释放，防止小风险累积为大风险，以时间换空间；二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进有出，有生有死，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重组，这既可以防止和化解宏观风险，又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突破目前的“劣币驱逐良币”（如只进不出的股票市场）格局；三是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特别是改善再就业环境，让退出者通过创新、创业获得再发展机会。总之，不能用“堵”的办法阻碍、停止风险释放，而应当用“疏”的办法让风险在不断释放中化解，在不断化解中释放，防止小风险累积成大风险、局部性风险聚集为系统新风险。

      二、全面创新，为新一轮长周期繁荣积蓄能量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用35年时间，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数量奇迹，实现了上一轮长周期繁荣。可不可以再用一个35年创造一个伟大的质量奇迹，并由此促进和引领新一轮长周期繁荣呢？可以。只要选择的动力和路径正确，实现这一动力和路径的战略导向、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正确，中国经济在经过10年左右（从2008年开始）的适度减速，以“软着陆”方式完成前一轮长周期下降调整后，完全有可能迎来新一轮长周期繁荣，创造2.0版的中国奇迹。

长周期与创新驱动。无论是几千年古代中国文明，还是两个半世纪西方工业文明，或是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奇迹，共同之处是创新驱动。创新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是一轮又一轮长周期繁荣的核心动力和源泉。长期动态经济学的精髓表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其经济在起伏波动中发育、成长和发展，始终有一根平滑移动向上的长期曲线，这根长期曲线就是创新曲线，它引导经济长周期的繁荣和衰退：

当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创新出现，特别是出现新技术产业革命，其成果的产业化运用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步产生虹吸效应（吸纳人才、技术、资本和资源供给）和扩散、辐射效应（拓宽市场需求），驱动经济从前一轮长周期的低迷，转向新一轮长周期的复苏、扩张和繁荣；当这种具有全局性、革命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其产业化应用达到临界点后，就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步产生退出效应（退出人才、技术、资本和资源供给）和收缩效应（需求收缩、市场空间变小），促使经济从前一轮长周期繁荣转向下降调整，甚至引发经济衰退。可见，具有革命性意义和产业化应用的技术创新是长周期的红线，全面创新的扩散和收缩，引发长周期的上升和下降。

自18世纪中期开始的世界工业文明，经历了蒸汽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这四次大的革命性技术创新，每一次“化”的扩散和衰减，都带来了一次长周期的上升和下降。以2014年“德国工业4.0”和2015年“中国制造2025”为界碑，人类正逐步走向智能化。目前处在智能化孕育期，下一步将进入智能化的扩散、扩张期，虽然智能化的阶段转换，以及由其驱动经济从旧长周期调整转向新长周期复苏、扩张和繁荣需要时日，然而，胸怀梦想和面向未来的人们，实际上已经听到了智能化时代的脚步声。

全面创新的条件。未来中国经济，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根本途径是创新。这个创新不是单一、局部的，而是系统、全面的，内容包括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下包括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创新，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创新。人人有创新激情，处处有创新活动，像杭州、像深圳、像华为一样，使创新成为经济体生命的源泉，成为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原动力。

下一个35年，中国走全面创新发展之路，有没有条件呢？有。

首先，在宏观层面，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成为政府推动改革发展工作的核心，而且可以利用政府主导的优势，实施单一企业难以完成的重大创新工程，如超级计算研发、量子通信研发、超大型智能化交通、电力装备研制、超级武器研发，太空、深海、极地研发，大规模灾害预警防控，智慧农业和智慧城市发展，等等。

其次，在微观层面，中国拥有超越任何国家的信息化规模，网民8亿，手机网民7亿，其规模相当于整个欧洲或2个美国，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信息化平台，是迈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在国家范围内实现全面创新的平台条件，这也是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市场条件。

其三，在人的方面，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口多，然而对创新来说，重要的是知识人口多，人力资本多。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预计750万人左右，比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增长约67%，研究生毕业和回国人员分别接近60万人和50万人，比10年前分别增长约90%和10.36倍,加上企业并购和合作项目吸纳的国际人才，共计新增高知人才在1000万人左右，而同期新增从业人员只有200万人。如果将高知人才快速增加、从业人员逐年减少的动态趋势考虑进来，未来中国从业人员知识化程度将显著提高，这为全面创新提供了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人才条件。

更重要的条件是，十八大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以倡导创新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理论，为各行各业创新指明了方向和前景，增强了思想和行为动力。以全面创新理论指导全面创新行动，必将迎来一个全面创新时代。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正向我们走来的全球网络化+智能化，将是“脑矿”逐渐替代“地矿”的时代，各国之间将会出现 “地矿”竞争程度下降、“脑矿”竞争程度上升的新发展格局。过去、现在的地球人类，哪里有煤，哪里有油，哪里有丰富的矿产储藏，哪里就有繁荣，就有财富积累。未来的网络化+智能化人类，哪里有知识，哪里有技术，哪里有人才，哪里有吸引知识、技术、人才的平台、制度和环境，哪里就有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驱动的繁荣，就有新财富的持续增长，就有掌控和引领未来趋势的能力。动态看，“地矿”越挖越少，终会衰竭，而“脑矿”越挖越多，可以实现相对较长时间的持续增长和繁荣。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总量增长减速的大格局中，创造能力较强的美国、德国保持了增长，而矿产资源丰裕的南美、中东、澳洲的经济快速下降，巴西、俄罗斯在连续多年下行后出现连续两年衰退。中国呢？总量增长从10年前超过14%的超高速，“软着陆”到近两年6-7%的中速，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山西、内蒙、河北、辽宁和黑龙江经济快速下降，有的资源区目前还处在衰退之中，而新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深圳和杭州，逐渐复苏，进入持续增长轨道。深圳、杭州没有矿产资源，没有像北京这样绝对优势的教育和人力资本，他们靠什么复苏和持续增长？靠创新，靠良好的保护和鼓励创新的体质机制和营商环境，靠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的“虹吸效应”。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让每一个创新者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让每一个大脑的创新潜能得以最大化释放，其创新成果一次次刷新人类创新史上的纪录。最近几年，深圳和杭州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专利等创新成果快速增长，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断前移，深圳甚至超越了美国的硅谷，表明中国已经拉开信息化+智能化相融合为主旋律的全面创新时代的序幕。创新是未来增长的核心动力源，而良好的制度环境则是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

强化“学习”，全面观念创新。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的“十三五”规划，表明全面创新已成为国家理念和高层共识，已成为实现战略指向和宏观目标的根本途径。目前，创新发展理念“不全面”的深层问题是：中间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发展理念还存在较强的经验约束和路径依赖，新知识短缺不能适应创新发展新要求。这在落后地区、传统行业和思想守旧者身上表现尤为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强化“学习”，通过强化“学习”来改变传统观念的路径依赖和经验约束。在智能化走向人类的新时代，智能机器人通过强化“自我学习”正在追赶甚至部分超越人类的计算、决策和创造能力，而人类中的“后进者”如果不努力“学习”，就无法及时转换发展观念，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创新、创造大趋势。强化“学习”，增加新知识，是改造、改变传统发展理念的前提，也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必然选择。

构建全面创新制度。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挑战传统、超越经验、突破惯性，以新模式、新路径、新工具和新方法，形成新动意、新思想、新设计，提出新目标。然而，任何创新，无论是能引起全局性、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创新，如世界蒸汽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五大技术产业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本世纪初“入世”两大制度创新，还是每天发生在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的实验室和家庭小屋子里的技术创新和发明，都要付出巨大心血和成本，都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风险，有的重大发明甚至要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为了保护、激励创新者，并让创新者精神不断传承和发扬，为国家繁荣发展提供在代际间不断延续的创新流，就必须建立恒久不变的创新保护制度，为创新者甚至是不断失败而又不断创新的创新者，提供一个自由选择、自由研究和自由创造的制度环境，让创新者能安心、专注于他们的创新事业。保护自由创新，是构建全面创新制度的基石。

要构建全面创新的制度，就必须深入推进以下五项重要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严格保护产权，特别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从奖惩制度上保证创新者的权力得到权威认可和不被侵犯，在全社会形成对知识和知识产权的敬畏；二是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强化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和必要回报；三是加强对创新特别是原创项目及其成果的财税金融支持，减税中提高研发抵扣率，融资中提高研发支持比重，拓宽研发支持资金渠道；四是从工商、海关、信息服务等公共事务方面，加大对研发的支持和帮助，为创新者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五是加快教育、科研和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构建人才、技术自由流动制度，为创新者和创新项目提供充分而持续的智力供给；等等。

    创新驱动，对于国家、企业和每个人的理想实现和事业发展，都十分重要。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没有个人、企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创新，要求我们的政府引导创新，要求我们的企业开拓创新，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自由创新。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化社会，它的创新成果及其影响，将比蒸汽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时代更加激动人心，将给世界带来更加伟大的革命。而这场空前的创新革命，必将给创新者——国家、企业和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成果回报，必将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文明发展。以全面创新的理念，全面创新的机制，激发全面创新的行动，是中国赢得全面创新的未来，赢得21世纪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