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刘鹤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增长与经济结构和调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居扭曲。固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出现不同的结构性的矛盾。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那些矛盾呢？我想借此机会就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对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简要归纳，第二个方面是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首先我想介绍一下第一个问题。
　　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即定的增长格局和经济运行的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之间出现的背离或扭曲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有四个结构现象，我们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第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过低，甚至出现服务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最近，我查阅了一些研究资料，发现自90年以来，以不变价所衡量的第二次产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出现下降，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1998年与1990年相比，第二次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到55．6%，其中工业的比重由37％上升到51％。增长的幅度之大是罕见的。进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十个百分点左右，低收入国家90年代服务业的平均比重为39％，而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收入的比重为49％。中国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比重低二十个百分点。最近，世界银行行经济家E·C Hua做了一次很好的研究，他发现即使在通货紧缩之中，第三产业的价格还在不断上升，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民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服务业为什么出现滞后的现象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制度性的垄断，包括单一或有限的供给商结构，包括各种进入的壁垒。包括排斥竞争的价格政策，包括对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盲目性等等。第二，目前对服务业既然存在着不正确的歧视和偏见，“无工不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相互关系，但是为什么发展服务业的前提必须是发展当地的工业呢？这两者之间在国际化背景下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歧视和偏见是自足经济或者封建意识，而不是分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逆市场化的。
　　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二个明显的矛盾，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50％，而城市化率只有30％多，两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20个百分点的差别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窄，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仅服务于占人口30％的城市市场，目前中国真正有效的市场空间不是以13亿人口为基数，而仅以2亿多人口为基数。有人曾经做过测算，如果城市人口每年增长3％或增加3个百分点，GDP可以享有1．2到1．5个边际增长率，也有人说，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我认为这些都是有道理的。虽然大家对进一步发展城市有了基本的共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目前提出的命题是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但并不是说应该用传统的计划方法建设一批新的城市，把人有步骤地转移过去。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形成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有活力的都市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从而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他们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从农村走向城市。目前中国存在五类城市：第一类，特大型国际都市；第二类，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城市经济，比如：苏州、常州、一批沿海省会城市及中部省会城市；第三类，发展较好的小城镇，这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都可以看到好的样板；第四、第五分别是没有吸引力的、死的城市经济，比如很多老的工业基地和军工城市，还有逐步消亡的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城乡人口结构调整的本质。应该是形成一种新的机制，努力创造一种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有吸引力的都市经济，而不简单是建设一批新的城市。十分明显，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一批城市的出现。
　　结构矛盾的第三个表现是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尽管中国的硬性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和公路，码头还要继续发展，但是目前软的基础设施与经济转制不配套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如目前的居民对未来改革充满着不稳定的预期，而我们相应建立社会保障的速度与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居民预期之间是严重不对称的。再比如说，目前民营经济正在逐步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体制和制度仍然偏爱病态的国有部门。另外，居民目前正在由消极的储蓄者变成积极的投资者，而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都不配套。还有，中国经济正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社会的冲击，但是目前的种种规则与这种形势严重不适应。总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政府职能的不到位，可能是诸多结构矛盾中最核心的问题。
　　结构矛盾的第四个表现，是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实际上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把它单列出来是感觉到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知道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关系，有了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者的信心增强。投资的回报有了保证，这样外资会不断增加，国内储蓄会更快转为投资，于是可以享受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果没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投资率相应的下降，可能经济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另外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才能的积累，如果有了好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就可以得以顺利的解决。目前我国治理结构的问题有三点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第一，就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还不够明确，以致于使代理人在具体经营操作过程中不明白自己的职能是什么，主要表现为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等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是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和产权没有挂钩，导致一系列的短期行为；第三，是涉及到股东利益、董事会、监事会、CE0、独立外部董事、信息披露、投资人作用等基本制度仍然不健全。总而言之，目前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一种“三缺二”的现象，虽然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但是对投资利益、股东利益、经营者的收益如何实现最大化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固此整个治理结构是不完整的。
　　除了这些结构问题以外，在目前的讨论中还有很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农业问题，制造业的重复建设和竞争力的问题，经济的创新能力的问题，国际分工的问题，基础建设能力不配套的问题等等产业结构的矛盾，以及积累和消费、投资和储蓄等一些重大宏观经济参数比例失调问题，但是我感觉到上述四个问题可能是更为重要，更为核心的。
　　第二，进一步制定结构调整政策的思想方法和政策取向，总的来看，前述结构调整政策都是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因此，下一步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体制性的调整。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强调四个问题。第一，进行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标，是尽快使中国经济回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去。目前的增长格局充满着风险，政府主年经济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而增长在中国转轨的现阶段，仍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如果我们失去了机遇，而急转入下一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中的话，可能增长会更成问题。因此，结构调整应该和增长的目标密切结合起来。第二，在考虑结构调整政策设定的时候，应该适应大的趋势和大的潮流，包括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趋势，市场化的趋势和城市化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强化以往的审比制和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转向更为开明的产业政策基调，包括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透明的法律制度，比较好的外部公共条件和设施。第三，这项调整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在职能和作用的分工，应该界定政府自己应该做的事。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合理的事权划分，这样才不至于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第四，调整政策一个直接的入手点是继续改革政府。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天花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内部形成比较好的工作激励机制，政府人员结构的调整。（比如说有些企业家是不是可以选为公职人员）建立比较好的民主决策程序，都是重中之重。当然，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许多具体的政策，但我感觉到上述四个方面可能更为优先。　　　　　　　　　　　　　　
（200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