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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韩文秀 论坛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时间:2017-06-08    阅读:1409次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谈到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不平坦,人们通常会提到历史上著名的若干“陷阱”,包括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等。这些陷阱,都是借鉴历史经验或假历史学家之名概括出来的,时间跨度从古希腊到20世纪。其中每一个“陷阱”,都有若干厚厚的著作,都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里,我们把主要的“四个陷阱”集中串联在一起,着重从经济学视角,浓缩剖析一下其渊源、表现、原理和现代启示录,以期有助于跨越这样那样的“陷阱”,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下面讲五个方面:一是“四个陷阱”历史经验的概括性分析;二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四是如何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五是如何避开塔西佗陷阱。

一、“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

(一)“四个陷阱”的渊源和内涵。

1.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复兴》第17-18页)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分化为两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占67.3%,似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南非2016年人均GDP为5276美元)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只能被迫进行存量调整,陷入“增长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失序—复苏无力”的恶性循环。伊朗和马来西亚人均GDP分别于1983年和1992年达到3000美元,但至今仍未跨过中等收入上限(2015年分别为5038美元和9768美元)。整个拉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年均增速1.2%,人均GDP增长为-1.9%,其中1963—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还出现了16年负增长。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四国分别于1986年、1990年、1994年、1996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但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社会矛盾激化、群众抗争此起彼伏,沦为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表1:世界银行不同国家人均GNI划分标准(美元)

年份

低收入国家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1987

<= 480

481-1,940

1,941-6,000

> 6,000

1988

<= 545

546-2,200

2,201-6,000

> 6,000

1989

<= 580

581-2,335

2,336-6,000

> 6,000

1990

<= 610

611-2,465

2,466-7,620

> 7,620

1991

<= 635

636-2,555

2,556-7,910

> 7,910

1992

<= 675

676-2,695

2,696-8,355

> 8,355

1993

<= 695

696-2,785

2,786-8,625

> 8,625

1994

<= 725

726-2,895

2,896-8,955

> 8,955

1995

<= 765

766-3,035

3,036-9,385

> 9,385

1996

<= 785

786-3,115

3,116-9,645

> 9,645

1997

<= 785

786-3,125

3,126- 9,655

> 9,655

1998

<= 760

761-3,030

3,031-9,360

> 9,360

1999

<= 755

756-2,995

2,996-9,265

> 9,265

2000

<= 755

756-2,995

2,996-9,265

> 9,265

2001

<= 745

746-2,975

2,976-9,205

> 9,205

2002

<= 735

736-2,935

2,936-9,075

> 9,075

2003

<= 765

766-3,035

3,036-9,385

> 9,385

2004

<= 825

826-3,255

3,256-10,065

> 10,065

2005

<= 875

876-3,465

3,466-10,725

> 10,725

2006

<= 905

906-3,595

3,596-11,115

> 11,115

2007

<= 935

936-3,705

3,706-11,455

> 11,455

2008

<= 975

976-3,855

3,856-11,905

> 11,905

2009

<= 995

996-3,945

3,946-12,195

> 12,195

2010

<= 1,005

1,006-3,975

3,976-12,275

> 12,275

2011

<= 1,025

1,026-4,035

4,036-12,475

> 12,475

2012

<= 1,035

1,036-4,085

4,086-12,615

> 12,615

2013

<= 1,045

1,046-4,125

4,126-12,745

> 12,745

2014

<= 1,045

1,046-4,125

4,126-12,735

> 12,735

2015

<= 1,025

1,026-4,035

4,036-12,475

> 12,475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多。1950年至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去除8个西欧周边国家,只剩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东亚新兴经济体有的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日本的发展水平已较早位居世界前列,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用了23年左右时间,韩国1970年人均GNI为260美元(1978年中等收入标准人均GNP为260美元,韩国1976年人均GNP为67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韩国人均GNI在1981年为2070美元(1987年标准为1941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1993年达到8980美元,越过了862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2015年为27450美元,2016年约为27533美元。历史上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2.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他曾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因被上级指责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被革职流放。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这本书而有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他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21页)。他认为,新兴力量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老牌霸权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但修昔底德本人从未用过这个词。

表2:《大西洋月刊》世界近代历史16个案例

在能查找到的资料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 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当时用来警告美苏之间的冷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者。他在2015年9月24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Destined for War: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文中,研究了世界近代历史(16世纪以后的世界史)中的16个案例,发现其中12个最终走向了战争。

根据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1495—1975年间,欧洲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

近代以来德国和日本很典型。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德国各邦建立德意志帝国后,德国迅速崛起,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之后,就想在亚洲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发动了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3.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1910-2003)是美国国际经济金融历史学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主要著作有《西欧金融史》、《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国际经济学》、《1851—1950年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反响:贸易、金融及增长的比较研究》、《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经济霸权1500—1990》等。

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第12-13页)中,金德尔伯格提出,如果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那么世界会陷入无序。例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二战的爆发原因在于,大英帝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但是美国又不愿领导世界,由此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使得整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大萧条之中,并进一步导致了强调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他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居霸权或者主宰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

4.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塔西佗(约公元55-117年)是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元老院元老、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历史》和《罗马帝国编年史》。历史背景是: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到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历史》一书对此评论到:“不过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的渊源。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论谋叛与变乱”一章中,在论述国家虽有良好的举措,但由于谣言的恶意解释而遭受诽谤时也说过:“如同泰西塔斯(即塔西佗)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

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却出自中国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8月一篇讲稿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

(二)中文表述统称“陷阱”,原文其实不然。

中等收入陷阱的英文原文是:Middle Income Trap,无论英文还是中文翻译,都是最符合作者本意的。

修昔底德陷阱的英文表述为:Thucydides's Trap,同样使用了Trap一词,这也许符合、也许不符合修昔底德的本意,但总体上表达了后人概括者的思想。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英文表述是:Kindleberger Conundrum,原意是难题、谜题,不是陷阱,但引申为陷阱亦无不可。

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可以说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

以上几个“陷阱”,其实是历史现象和难题,不是必然,更不是宿命。

(三)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四个陷阱”?

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几千年来,许多历史教训被不断重复。例如,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和平的时间更长,但战争的次数很多。据统计,到1982年,在有文字记载的5560年中,世界上共发生过14531次战争,平均每年2.6次。又如经济和金融危机,1825年以来世界已经经历过20多次,1929年以来共发生过6次大的危机。就大的金融危机而言,似有十年一次的周期,如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十分重要。

2.习总书记对相关问题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论述。

总书记特别重视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对这四个陷阱都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该理事会是由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美国投资家贝格鲁恩等一批全球著名政治家、战略家和企业家于2011年发起的非政府论坛,每年定期聚会,就如何改善全球治理向各国政府建言献策。理事会以推动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当前主要使命,被誉为“影子G20”。)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习近平主席在接受该报专访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讲的是国际公共产品问题。总书记没有直接提到金德尔伯格陷阱,但对国际公共产品问题有过多次重要论述。2015年9月22日,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说:“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关于塔西佗陷阱。2014年3月18日,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关键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当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中上收入水平。2016年,我国GDP约合11.2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127美元,人均国民收入(GNI)估计为8106美元。与高收入门槛(人均12736美元)差距为36%。

对于今后一个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是很有把握、充满信心的。但也有质疑的声音。例如,有人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同时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风险爆发之时无法收拾。也有人表示,中国目前的资本边际收益接近于0了,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人均收入停留在大概1万元美元左右的魔障中。一旦到资本收益等于0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宏观政策失灵,“脱实向虚”只不过是宏观政策另外的一个反映,宏观政策这个时候没有用了。我们对其结论不认同,但其个别观点应关注。换言之,从问题导向角度看,这些质疑提醒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高度重视解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大关键举措。

1.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升级。

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个维度是,特定传统产业在不同国家经济结构中历史地位的变迁。这里以纺织业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不同国家经历了昨是今非的穿越之旅。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靠纺织业起家,1785~1850年,英国棉织品产量从4000万码(码,yard,英美制长度计量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骤增到20亿码,增长了大约49倍。1800年,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全英国出口总值的25%;1828年棉织品出口额高达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棉纺工业发展到一个高峰,纺织工业出口额占世界纺织贸易总额的58%以上,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棉纺织产品市场。而今天,纺织业在英国产业结构中几乎不见踪迹。美国的纺织业也曾经具有较大规模,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50年代美国纺织品生产技术和纺织机械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凭着棉花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棉纺业,棉纺锭数最高达3600万锭,并开启了化纤工业化生产的先河,美国东南部曾经遍地都是纺织厂。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新工业产能使得美国的纺织品生产业成为一个亏本的行业,从1994年到2005年间美国有超过90万从事纺织服装类的工人失业,那时大多数美国纺织公司选择停业或将业务迁移到国外。而今,在美国产业结构中谁都不会拿纺织业说事。然后是日本,二战前后,日本纺织业影响很大, 1947年日本开始出口纺织品,1955年纺织品出口额占到整个出口总额的37.13%,居第一位,1957年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纺织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纺织制造中心,我们看的许多日本影视剧,如电影《啊,野麦岭》、电视剧《阿信》等,都反映了日本纺织业工人的生活。而今,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主要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到主要进口国的蜕变,成为继欧盟、美国以及香港地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进口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接下来是香港地区、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时代。1947-1958 年这段时期内,香港地区纺织业迅速崛起。1958-1980 年是香港地区纺织业的全盛时期,也是快速发展时期。但上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伴随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及香港经济的转型,香港地区纺织服装制造业迅速滑落。

接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纺织业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全球纺织品产品出口方面增加了8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是全球纺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015年,中国纤维加工量达到5300万吨,占世界比重超过50%。(类似于钢铁产量,中国世界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纺织业也正在遇到劳动力资源紧张、成本上升等挑战。可以预见,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纺织业的重要性下降是必然趋势。纺织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地位兴衰变化,折射出产业结构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升级的基本道理。做不到这一点,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个维度是,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变化。例如美国,1860年以前,产业结构中轻纺产业占主要地位;1860-1900年钢铁、煤炭快速增长,并出现电子、化工和汽车产业;1900-1950年重化工业产值超过轻纺产值,钢铁、机械制造和化工产业迅速发展;二战后,美国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把钢铁、汽车、机电作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1970年以后,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航天航空、IC、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1990年以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进入新世纪后,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3D打印等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这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存在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任何产业都不能成为永久的主导产业,如果说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是创新和升级。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支撑。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错过了前几次工业革命,国家民族陷入了一百多年被动挨打的落后地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我们一定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搭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快车,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2.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确保社会有公平的分配结构和发展机会。

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保持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而稳定十分重要。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总体上都保持了这一特征。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往往超过0.4,但通过收入再分配后,基尼系数降低到0.3左右,而且保持长期稳定。韩国也介于0.30-0.35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而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持续偏高,通常在0.5左右,且多年如此。2013年巴西基尼基数为0.547,智利0.521,哥斯达黎加0.507,秘鲁0.481,墨西哥0.472,委内瑞拉0.448,阿根廷0.445。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损害效率和增长。也正因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又被称为拉美陷阱。

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一种倒U型轨迹。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29(1979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为0.16和0.24),后来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明显上升,最高时达到0.491(2008年),近几年逐步收敛,但2016年仍达0.465。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迅速扩大,有学者测算财富分配基尼系数达到0.52。据世界银行(2010)一项研究表明,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41.4%的财富。有的科研机构(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2月)调查,中国10%最高资产家庭拥有60.6%的资产。这些数据可能不准确,但所反映的财富分配差距应当重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福布斯2017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共2043名,1940个排名,有并列),中国富豪已有较大的数量和比重。其中,中国大陆富豪有319名,占15.6%;前100名中,中国大陆富豪有7名,占7%,前200名中,中国大陆富豪有14名,仍占7%。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项重要课题和挑战。要认识到,财富会产生收入,财富差距会带来收入差距,产生马太效应。十八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关键在于具体落实。同时,要持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既促进人们在区域间横向流动,又促进人们在社会层次间纵向流动,使社会始终充满活力而又规范有序。

3.反对民粹主义,努力保持“两个同步”。

民粹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过于迎合民众的非理性诉求,超越发展阶段和国家财力提供过高福利,吊高胃口,结果是导致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拉美国家民粹主义较为盛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较多。例如,1970-1994年,巴西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8.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处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上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途径和原则。一是坚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不做过多的承诺和过头的事情。二是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把资金用在刀刃上,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家庭。三是努力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坐标系,使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实践中对这“两个同步”应当细化量化,可以容易地进行比较、参照和监督,例如把偏离度定在10%之内,从而确保既不向一个方向偏离过多,也不向另一个方向偏离过多,从而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三)前景展望:我们有把握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又要防止所谓高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回顾历史,1978-200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78%;2001-20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2011-201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8%;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6-7%之间。多数专家学者测算,现阶段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在6-7%之间。

对中国何时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推算。不考虑汇率因素,在2016年中国人均GDP 8127美元基础上,按2016-2020年平均增长6.5%推算,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或略超过1万美元。按2021-2030年平均增长5.0%推算,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万美元左右,2030年达到1.6万美元以上。即使考虑到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上调,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讲,中国将在2025年至2030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自此可以高枕无忧?NO。

还要防止掉入高收入国家陷阱。所谓“高收入陷阱”,是指有的国家虽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和持续发展动力,长期在高收入国家的底部徘徊,属于二线水平,没有能够持续上升到如美、日、德那样的一线高收入国家水平。比如希腊,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14万美元,十年后的2015年为2.03万美元;葡萄牙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1.81万美元,十年后的2015年为2.05万美元。而美、德等国本来已是一流高收入国家,却仍在持续增长。如美国人均国民收入(GNI)2005年为4.47万美元,到2015年增加到5.5万美元;德国由3.48万美元增加到4.58万美元。展望未来,我们要动态地赶上美、德等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恐怕需要极为漫长的过程,而且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要防止掉入高收入国家陷阱,因为中国的发展奇迹还不能画上句号,不能止步于跨过中等收入阶段。

三、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一)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何以成为热议话题。

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即PPP法,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经济总量已于2014年1010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4年中国GDP达到17.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后,在讨论中美关系时,修昔底德陷阱就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国际上相当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美之间可以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例如,刚刚去世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负责任和有水平,欧美大都会认同”。 领导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案例研究的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自己也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2015年3月,他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表示,“陷阱”并非铁律,更不必迷信,中美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然,不同声音和担忧也是存在的。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这一话题仍将被反复讨论。

二战之后,俄罗斯(苏联)和日本曾经是美国的重要竞争对手,但都是局部和暂时的。在许多人看来,日本已成为过去时,中国是未来时。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拥有持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如果说中美客观上存在竞争的话,中国是全方位、持久强劲的竞争者。而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之间综合国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尚在动态演变之中,中美大国关系尚未定型。因此,这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二)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或伪命题。

一方面,时代和世界格局变化使中美掉入经典修昔底德陷阱(硬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不存在。所谓经典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战争或热战,这在中美之间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在于:(1)中美之间不存在势不两立的根本矛盾。目前不存在以中美为首的意识形态对立的两个国家集团(回想战后丘吉尔的铁幕之说及其后的美苏冷战)。(2)中美之间距离遥远。历史上,战争往往发生在邻国或相邻地区之间。(3)现代高科技和核条件下的大国大战,可能导致相互摧毁甚至毁灭地球的后果,人类的集体理智将占上风,不允许发生。(4)美国的相对衰落趋势将继续发展,爆发热战的胜算越来越小,时间在中方一边。(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相互合作需要,越来越超越彼此争霸的竞争需要,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非经典修昔底德陷阱(或软陷阱)始终存在。历史经验表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始终存在,从未停止或消失。这包括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等。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经济博弈。1979年曾有一本名噪一时的书《日本第一》,由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所著。曾几何时,日本经济似有超越美国之势,日本的汽车大量出口到美国,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难以招架,日本的外汇储备遥居世界第一(1979年,日本外汇储备达到319.26亿美元,而那时中国只有87.08亿美元),1990年日本银行在全球前10大银行中占据7席,并垄断前6位。然后好景不长。1985年美国通过七国集团会议,达成广场协议等,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政府应对失当,股市、楼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失去的N年,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威胁基本解除。从政治博弈看,持续几十年的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而告终,但美俄之间新的政治角力并未停止,今后还将延续。而现在,中国则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试图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迟滞、消解是必然的、长期的,有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还是比较激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非典型修昔底德陷阱是存在的,甚至是常态,对此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之策。

需要从经济角度和非经济角度综合施策。

一是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且对届时第二大国具有压倒性优势(例如1.5倍)之前,都要坚持优先办好自己的事情。换言之,今后很长时期内,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全球事务中也没有多大发言权。美国早在1913年二战之前的1890年前后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位,但在二战之前的几十年,国际上的发言权很有限。1939年美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英国GDP的3倍左右,这时美国才准备真正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当前,我国经济总量74.4亿元,折合1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我们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发展壮大自己。据预测,到2025-203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赶上美国,即使那时,我国经济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人均水平只不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英国、美国等在当年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也都同时是科技、军事领先的经济强国和综合实力强国。因此,办好自己的事,发展壮大自己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全部工作的重心所在。

二是努力在双边关系中扩大最大公约数,构建中美之间犬牙交错合作共赢的全方位利益共同体。要加强相互贸,2016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243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3470.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47.2%,要积极采取措施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要加强相互投资,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投资累计798.6 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投资499.9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增长,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2.4%,今后还要继续扩大相互投资。要加强人文交流,包括互派留学生,扩大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合作。两国利益越是交织融合,就越不容易撕破脸皮、兵戎相见。

三是努力在多边关系中扩大最大公约数,加强中美之间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尤其是需要大国之间合作。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看,中美之间相向而行、加强合作,许多事情就可能办成;如果中美之间背道而驰、相互拆台,则许多事情基本上办不成。

四是研究借鉴二战前后美国与英国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的经验,努力实现全球治理话语权主导权的和平过渡转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两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构思和设计战后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分别提出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同是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但运营方式不同。由于当时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例如,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因此,尽管凯恩斯是经济学大师,他设计的方案不无合理之处,但由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地位,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包括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仍采用了美国方案,更加符合美国的意志,对此,凯恩斯曾耿耿于怀,但无济于事。这是全球治理主导权和平转移的一个范例。

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柔克刚。无论对方如何咄咄逼人,引诱你过早亮剑,然后置于死地,都要保持战略定力、不为所动,善于用打太极的方式化解对方的硬挑战,避免掉入硬陷阱。

四、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金德尔伯格陷阱提示我们要加强对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

公共产品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他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于1971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将公共产品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国际公共产品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消费和生产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具体包括国际秩序、全球经济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公共产品与国内公共产品在提供方面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搭便车和供给不足,这一特征甚至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同,前者是一国政府,后者是国际社会,一国政府在提供国内公共产品方面是自主掌控的,国内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与政府的财力、供给效率等相关。例如,中国制定了“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是可预期的。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在较大程度上缺乏约束力,很难由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完全掌控,供给赤字时常存在。

表3: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分类表

序号

国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8个领域)

联合国(10类)

斯蒂格利茨(5类)

其他(3类)

1

公共教育

基本人权

国际经济稳定

纯全球公共产品

2

就业创业

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3

社会保险

全球公共卫生

国际安全(政治稳定)

4

医疗卫生

全球安全

准全球公共产品

5

社会服务

全球和平

国际环境

6

住房保障

跨越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

7

公共文化体育

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俱乐部产品

8

残疾人服务

知识的集中管理

9

(环境保护)

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

知识

10

(公共安全)

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

注:1.我国的国内公共产品分类依据《“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联合国的国际公共产品分类依据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报告。

2.依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一是纯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如和平与安全、冲突、金融稳定、额外财政支持、经济稳定、防止全球经济衰退、设高效市场、提高无效市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传染病控制或消除、防止扩散等。二是准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只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这两个标准之一,或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国际交通运输系统规范与标准、尊重人权与国家主权、多边贸易协定(如WTO)、语言的融合、生活方式及其他社会标准规则的协调等。三是俱乐部产品,它的特征是具有部分的竞争性,即在非拥挤的情况下对该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是非竞争的,但是当消费者过于拥挤之后便出现了竞争性,同时,可以较为方便地将非付费者排除在外,如臭氧层保护、减少消耗臭氧物质释放量、大气净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海、基础教育与消除贫困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可以说供求缺口正在扩大,国际公共产品赤字和债务正在积累。例如,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架构是六七十年前形成的,在不少方面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格局的新形势,需要更新改造,但是没有成熟的方案。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几乎陷于停滞,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要求。气候变暖日益明显,但应对气候变化协定达成不易、执行更难。《巴黎协定》刚刚签署,墨迹未干,美国就宣布退出。令全世界大跌眼镜,甚至美国国内有人说美国也成了无赖国家。恐怖主义袭击不断发生,国际社会缺乏有效对策。国际网络攻击时有发生,信息安全没有保障。全球化条件下各国贫富差距扩大,出现数字鸿沟,部分国家和人民被边缘化。一些国际组织成为耗时费力的论坛,没有足够的执行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失序的、缺乏应有规则的世界。

(二)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宜坚持量力而行、与时俱进、增量优化。

世界是全体地球人的世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应当由国际社会成员共同负责。同时,各国大小、贫富不同,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责任大小也有明显不同。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换言之,我们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们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要把握好三点:一是量力而行,即与国力相适应,既不超越国力勉为其难,如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勒紧裤腰带自己省吃俭用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也不逃避国际义务。二是与时俱进,即国力越强,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越多,同时要增强针对性,根据国际社会的急需,优先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三是增量优化,即在不触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存量格局的情况下,优化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量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一定意义上就是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上有人曾批评我国搭便车多、做贡献少,这不符合事实。从实践看,我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生事物),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提供新平台,这些并不是取代原有合作机制,而是一种补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种理念和愿景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相信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中国必将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金德尔伯格陷阱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存在。

金德尔伯格陷阱所言,不是一般意义的国际公共产品,而是世界领导力,这不仅是极为稀缺的,需要能力和愿望的同时具备,而且培育这种能力需要假以时日。从理论上讲,这类国家的综合实力与这类国际公共产品的关系发展演变,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构成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第一阶段,一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增强,但国际公共产品(世界领导力)供给明显不足,二者之间不匹配,因为原有的公共产品存在,既不需要也不欢迎新的公共产品(新的世界领导力)出现。第二阶段,一国综合国力强大与其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世界领导力强大)基本匹配,同时二者之间相得益彰。第三阶段,国家实力下降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责任仍然巨大,二者之间出现新的不匹配,这时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已经力不从心,而且收益与付出不对等,但没有合适的继任者,而且主观上也不愿意把世界领导力拱手让位于可能的继任者。第四阶段,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公共产品责任卸载同时发生,形成新的匹配关系。现实中,一国世界领导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要有足够的智慧,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协力有效实施(即集众智、汇众力)的解决方案。无论缺乏能力还是缺乏意愿,都会使世界陷入特定公共产品空白或世界领导力缺位,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和今后几年,应对气候变化就可能出现新的变数,美国主动放弃领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很高,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能力和意愿如何呢?欧盟等国想推中国举起大旗,我们如何选择。全球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演变史(如20世纪20-30年代),也显示了同样的道理和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治理的某种失序恐难以避免,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五、避开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表述,在国际学术界也很难找到这个词,研讨会上提这个词可能会让老外一头雾水,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值得深入研究和有效应对。

(一)现实生活中塔西佗陷阱例子或政府失信现象有增多之势。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房地产调控。在过去十多年中每次调控都要求稳定房价,但每次调控之后房价都明显反弹,甚至报复性上涨,因此社会对房地产调控普遍缺乏信心。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提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还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调控后房地产投资和供给下降,新开工面积增长率由2003年的27.82%下降到2004年的10.43%,但房地产价格上涨势头并未控制住,反而加快了上升速度,全国新建商品房价格上涨4.84%,2004年上涨17.76%;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国六条),新一轮调控大幕开启,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2007年频现天价“地王”,稳房价的目标实现并不理想;2008年12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房地产销量下降的情况,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六条),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房地产市场触底复苏,2009年房价大幅上涨,全国房价平均上涨23.3%;2016年9月30日以来,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特别是实行严厉的限购限贷限售政策,一二线城市房价和销量迅速降温,但这一轮房地产调控还没有结束,特别是长效机制仍有待破题。

二是公检法执法。前不久一名男子谭某给陕西咸阳兴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赠送了一面“胡乱作为以权谋私”的锦旗,由于谭某妻子的车被电动车擦伤,虽然交警大队已经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骑电动车的贾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事人双方却因赔偿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其急于获得赔偿才送出了“胡乱作为”锦旗,虽然其中有些许误会,但也折射出交警大队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现实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对法院判决,许多人不管结果如何,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判决不公,因而不服、不执行,甚至还要上访,造成信访不信法的怪现象。

三是环境项目中的“邻避现象”。近年来我国许多重大化工项目和污染处理项目,都因为部分群众反对、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受阻。2016年6月下旬,湖北省仙桃市、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先后出现反对垃圾焚烧发电事件,7月2日至3日,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禄步镇部分群众在镇政府门前聚集,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在当地。结果是,广东肇庆、湖北仙桃紧急宣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停止征地或停建。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开建两年,计划投资2.09亿元。而仙桃日均产生生活垃圾750吨,目前只有一座规范的垃圾填埋场,日处理量仅为500吨,剩余库容仅可坚持三年。厦门PX项目计划投资108亿,2004年2月获得国务院批准立项,2006年11月开工,原计划2008年投产。项目开工后便受广泛质疑,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105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即使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6月1日当地市民还是爆发大规模集体抵制活动,国家环保总局重新组织环评后,项目最终迁址漳州。宁波镇海炼化年产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扩建工程,总投资估算约558.73亿元。从2012年10月初开始,附近部分村民多次就该项目落户后的相关环保及村庄搬迁问题到镇海区政府信访。2012年10月28日18时50分,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造成邻避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府缺乏公信力,你再说确保安全无污染无危害,群众就是不相信。就如同凯恩斯所讲的流动性陷阱一样,当利率降至不能再低时,再增加多少货币都没有意义,不会对需求产生刺激作用。

(二)塔西佗陷阱是政府失信行为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政府失信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事后尽快补正,通常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失信现象接连发生,而且主观宣示与客观效果截然相反,那么就容易被人贴上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标签,一旦标签化、妖魔化,则恢复原来形象、重拾社会信任就非常之难。而且,在现代信息网络社会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征很明显,少数地方政府的失信行为可能被反复炒作,使各地政府都蒙受失信恶名和实际代价。政府公信力关乎政策执行力,一旦政府失去公信力,则政策再好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造成政府失灵。

(三)避免塔西佗陷阱之策。

建立高效、善为、廉洁的现代政府十分重要。一要科学决策。如果决策不科学,则实际效果势必出现偏差,人们对决策者的能力和信誉就会产生怀疑。二要政务公开。积极主动向社会公众解疑释惑,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越是涉及群众直接的利益得失,越要公开透明,不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以取得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三要防止民粹主义。如果事事都迎合大众,作出过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到头来还是自食其言、自食其果,丧失公信力。四要多做少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受欢迎的政府不意味着执政时必须时时讨好人民,要紧的是,任满时,政府已经执行了所有不受欢迎而必要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还说,“我总是少说我要做的,而争取比预期更好的成绩。”五要加强预期管理。宏观调控本质上也是预期调控,无论好的预期还是坏的预期,都有可能自我实现。要科学有效引导管理预期,使社会期望和政策取向尽可能形成耦合共振效应。

要说明的是,塔西佗陷阱所说的政府公信力,不是狭义政府,而是包括公检法等在内的宏观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凡具有公权力的机构和领导人员,都责无旁贷,应当力避塔西佗陷阱。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既是伟大光明的,也是崎岖不平的,我们还需要爬许多坡,过许多坎,跨越许多陷阱,但我们已经积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势能,我们相信,中国已经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大国经济增长奇迹,也一定能够创造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现代化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