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的增长速度？　

陈东琪

　　如何看待当前的增长速度？我讲以下五点看法。
　　第一点，去年的7．1％比较真实，虽然水分还未完全挤掉，但是水分比前年的7．8％少一些了。前年的速度中，有一部分是在第四季度“赶”出来的，当时为了“确保8％”，一方面，各地纷纷赶在年底前上新项目，加快开工速度，当年增发的几百亿国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10-12月“分”出去的；另一方面，当时方方面面对“确保8％”特别强调，甚至作为“首长政绩”来看待，出现了“统计上的繁荣”。去年不同，年初定的7％从一开始就强调“只是作为预测值”，不是指令性指标，实际上有多少就是多少，不强调“确保”，这样各地就不必在统计上攀比速度，也无须在年底“赶”项目。所以我认为，去年7．1％的含金量并不比前年的7．8％低。
　　第二点，去年的7．1％是一个平均值，从月度、季度看，表现为“前高后低”前三个季度在7％以上，分别为8．3％、7．6％和7．4％，第四季度只有不到6．5％。这几个数字告诉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季度性下降惯性下去，今年达不到7％的增长速度。这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要实现7％或咯高一点的速度，则政策放松还得适当加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自由的体制性政策，今年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
　　第三点，从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操作动态看，上述下降惯性有可能在年中扭转，全年出现“前低后高”的增长轨迹。我作出这一判断，有一定的“理论风险”，但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其理由，一是出口增长强劲回升的惯性不会很快逆转，因为6月左右“入世”会保持较好的进出口预期，去年出口权下放带来的“出口增长效应”要比提高出口退税率带来的“出口增长效应”更能持久，预期世界贸易增长加速两个百分点左右将有利于我国今年的出口扩张；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从去年第二季度见底（5．5％）以来，逐季稳定回升，目前在8％以上，如果今年完全停止福利分房，将货币性住房补贴并入工资，提高工资水平，则居民收入预期将提高，这会提高大众购买力，刺激消费，而消费需求上去了，过一段时期后。投资需求会跟进；三是政府今年在加大增发国债力度的同时，将增加投资需求的重点放到激活民间投资上来，可望改变今年非国有投资的疲软格局，今年下半年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增长估计要快于去年下半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高于去年，在10％左右。我在今年1月3日的人民日报发展的一篇文章中说，“今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恢复到前年7．8％的水平”，这有鼓劲、打气的考虑，想在提高市场人气和信心上作一点努力，但是，并非没有根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当然，如果出现国内外非常规性因素的影响，增长速度也有可能在7％左右。不过，要想准确地事前描述这种“非常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
　　第四点，最近，各类谋体宣传“发展是硬道理”的声音多起来了，这是对的。没有发展，要想强国富民是不可能的，三步走战略也会落空。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发展”理解为“高速增长”。“发展”当然包括“较快增长”，但是，还应包括“结构优化、效益改善和质量提高”，没有后者的“发展”，只不过是简单的数量型“发展”，这种“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是没有竞争力的。相反，在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体制创新和提高增长质量上取得明显进展的基础上，实现实实在在的、水分进一步减少的7％的速度，其“发展”的业绩就是了不起的。
　　如果大家翻一翻统计资料，就会发现，最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在逐年降低，由1992年的14．2％降到去年的7．1％，减幅一半，但是，同期的人均GDP在加速增长。这个“增长差”’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贡献，但是，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有所提高带来的。同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如果重复建设的程度越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对称性越好，其发展的意义就越大，人均收入水平就越高。所以，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增长速度条件下，和原来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相比，目前的“为消费而生产”或“为需求而生产”的经济增长，具有更高水平的“发展”涵义。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并不意味着结构矛盾已经解决了，宁可说质量和结构的低水平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此，今年和“十五”期间，要特别强调提高增长质量和调整结构，要特别强调“有效增长”，要特别强调“发展”和“速度”不能等同起来。
　　第五点，今年要在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结构矛盾有所缓解的基础上，实现7％以上的增长速度，不能只靠市场的自发发展，还需要政府干预的力量，需要采取更为放松的政策措施。那么，政府下一步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呢？采取以增发国债、提高工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适当增发货币、增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信贷投放为基本内容的较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家的认识已经基本一致。各种谋体都在宣传，这里我不想多说。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加大体制性政策的操作力度。这个观点，我已经讲了几个月，今天还想强调一下。
　　所谓体制性政策是指哪些突破体制瓶颈，促使体制放松，让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政策措施，它不同于财政、货币政策等“总量性政策”的突出表现是，政府不要花钱，只要放权就行了。这种体制性政策，不仅“增长效应”明显，而且有利于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去年下半年的出口快速增长，有人说是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600亿元换来的，我认为，除此之外，下放出口权对刺激出口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今年扩大内需，可以从体制放松上采取更多的措施，对生产，流通、分配和经营等再生产环节的体制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具体包括：完全停止福利分房，放开住宅交易市场；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加快建立市场型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利率市场化，创新银行信贷体制；适当开放民间金融，建立非国有企业自由融资机制；取消收费制，建立单一税制；重塑国有资本产权制度，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让部分国有资产出售变现；变实物分配制为货币工资制，发展经理年新制和股票期权制；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突破地方保护主义体制；等等。这些体制创新的政策措施，不可能在今年一年内完全推出，但是，今年在这方面的力度应当大一些，范围应当宽一些。体制创新，更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如果今年的增长速度更多地来源于体制创新，来源于“体制效率”的提高，那么，高速度当然是一件好事。
　　2000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