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看，改革从放权再跳跃到还权，实在是个小概率事件。道理很简单，“权力过于集中”的成本所驱动的放权，从中央放到地方市县政府，凡带来正收益的，谁也舍不得再放走。80年代就有发现，放权改革之后，“王熙凤管得比贾母还要紧”，因为地方财政利益更直接，市县政府干预企业和市场更起劲。这也是后来所谓“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起因，今天看是愈演愈烈了。

在此背景下，成都（ 农用地、 商住地、 工业地）市2008年提出还权赋能，意义重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能不能真搞得下去？这当然只能靠持续的观察。当地定下从确权入手，我们以为选了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因为从逻辑上推，得到清楚界定的农村山林土地房屋等产权，会因为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而容易进入市场。加之以政府的权威颁证，农民拿到手里总要用的，一来二去，等有了经验，“还权”就到位了。

没有人认为确权将一帆风顺。我们调查中注意到的一个受阻的事例，是有个地方宣布，农村可以确权，但划为城镇建成区的就不搞了吧。介绍过的，“建成区”是“城镇”范围内真正城市化的空间，按现行体制全部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划为建成区”的一个含义，就是那里农民的土地要被政府悉数征收。因此在建成区搞确权，遭到不少官员的反对：今天确权颁证，明天又去征收，农民拿出你颁的产权证来和你讲价钱，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这点不难懂，因为合逻辑。比较不好懂的，是说那里的农民对确权也顾虑重重、裹足不前。农民怎么可能也反对确权呢？房子本来就是他们住着，山林田地本来就是他们承包经营着，现在加一个确权颁证，财产使用权的边界更明晰，防止因人口或其他变动因素的“入侵”，更因为有了权威的产权证而有助于流转。为什么他们要反对？

赶快到现场请教。果不其然，真有其事——划入建成区的农民不但对确权顾虑重重，且他们担忧的问题，还真不容易解决。最让我感到尴尬的，是当地人介绍此事原委，讲出来的理由我居然完全听不懂！不可能的吧：别说在语言生动好懂的成都，就是在藏区甘孜（ 农用地、 商住地、 工业地）、在讲客家话的广西（ 农用地、 商住地、 工业地）、在讲“比外语还外语”的温州（ 农用地、 商住地、 工业地）、甚至在出了新德里的印度村子，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听不懂的。在下有兴趣的，不过是布劳代尔所言“普通人的日常经济生活”而已，有什么事情会复杂到完全听不懂！

读者你想试试吗？当我问为什么划入建成区的农民对确权有顾虑时，当地一位做确权工作的村级干部答：“大家都在血战到底。”经验提醒我，这样的答案怕有什么“地方禁忌”吧？不可鲁莽从事，听不懂也由着他说下去，缓一缓再发问。又谈了一阵，实在因为那一个关键词没听懂，后面的说明一概不甚了了。于是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什么叫血战到底？

这回轮到我的教官大惊失色：不知道血战到底？真不知道？声音里满是不应该不知道的意思。我只好说真的不知道。人家也许看在我算教授的分儿上，点出了问题的答案——“血战到底”系麻将术语，是成都麻将的一种打法。是啊，我们在成都，一个戏说飞机凌空也听得见麻将声浪的地方。连麻将也不懂，怎么搞得了调查？

我的问题是基础知识太差。人家从头讲起，我还下来做了功课，查了网上信息，仍然似懂非懂。譬如说：“血战到底是四川（ 农用地、 商住地、 工业地）成都地区一种特色麻将的玩法，一般去掉字牌、花牌，只留条、筒、万的108张牌；游戏人数为4人，每人抓13张牌，不能吃牌，可以碰牌或杠牌，手牌满足相关规定的牌型条件时和牌；每盘中一家和牌后牌局并不结束，而是直到和走三家或抓光牌城为止。”明白了？不明白，而且是那种“每个字都认得，但加到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不明白。突然想到，我们的经济学给不少人带去的，怕也是这样的感觉。报应啊！

没办法，还是直接请教建成区的土地问题。原来划入建成区后，政府征地早就开始。征地是把农民的土地经由征用环节，转为国有土地，然后政府就可以使用和出让了。这里涉及“变性”，即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属性，从农民的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既然是改所有权，那就是“国家”对“集体”的关系。作为30年改革之果的家庭联产承包，不过是集体内部关系的变革，说“长期不变、长久不变、永远不变”，都可以。但遇上征地，要改所有权，那就对不起了，再不变也要变，而且一道命令就要变。

国家征地要给补偿，数目多少、如何决定是一套问题。补给谁，是另外一套问题。征集体的土地，当然补偿给集体，这没有问题。问题是“集体”由很多农户组成，集体得到的补偿款，如何在各家分配，构成当下我国城镇化的一大分配问题。“集体”权利含含糊糊，代理人（干部）容易上下其手，分配不公引发冲突，早就不是个别的现象。

调查的这个城镇建成区，习惯做法并不是政府征用了谁家的土地（连同作物或上盖的建筑）就把补偿发给谁家，而是政府把补偿给集体，集体再在各家分配。但是政府征用的土地总是具体的，总是已划给某某家的宅基地或承包地。问题来了：张三李四家的地被征，补偿却由集体所有户分享，张三李四岂不亏了？办法就是补偿平分，损失也平分——集体各户都给张三李四家调出点土地来，等于国家把每户的土地都征用了相同的一份，然后给每户一份相同的补偿。

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呢？征谁家的就补谁家的，不是简便很多吗？错了。因为——这也是当地人教我的——政府征地补偿政策一直与时俱进，不断在变化。大的节点，1999年以前的土地管理法白纸黑字规定，征地补偿“不得超过土地原用途年度收益的20倍”（注意，是“不得超过”，也就是法定上限，但没有规定不得低于多少的下限）；后来改为“30倍”，以及到今年国务院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征地补偿。加上各地的规定和实际执行，征地补偿的水平变化更多。麻烦来了：张三家的土地早被征，按早期标准补偿；李四家的晚被征，按新标准补偿——“公平何来”？干脆不论何时、何种标准的补偿，凡征地一概各家均沾，那就“在多变的政策面前家家平等了”。

要注意了，以上这个家家均沾的游戏，谁也不得中途退出。原本每次家家均沾，就是因为以后也是家家均沾。中途变法，改为“征谁家补谁家”，原先的利益关系就摆不平了。至此我才明白，什么叫“血战到底”。原来那路麻将的玩法，要点是“每盘中一家和牌后牌局并不结束，而是直到和走三家或抓光牌城为止”！中途变戏，谁家和、谁家走，原先牌局里吃亏的占便宜的，都不会放过他。

这样看，村庄经济不仅往事如烟，外人难以理出个头绪来。更重要的是，那里面还存在种种微妙的债权债务链条，不是拿把快刀就斩得了乱麻的。确权的本意是划清权利、减少麻烦、促进流转。但鲁莽从事，却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