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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谈城镇化:加强大中城市承载力是关键
发布:2017-08-09    来源:时代周报    阅读:104次   

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两本书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一本是《突围集:寻找改革新动力》,另一本是《城乡中国(修订版)》。前者是作者近年有关经济改革、创新、网约车、城乡发展等问题的文集,后者则是作者2012年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文章合集,曾在2013年出过一版。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及土地制度变迁。在《城乡中国》专栏之前,周其仁还曾撰写过多个专注于某一主题的系列评论文章,最有名的是《货币的教训》。

周其仁写作的特点是不脱离调研,素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之称。因此书中举例往往是亲身经历,有明显的具体感与现实感,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讲理风格,更为通常来说枯燥的经济文章增添了可读性。另一位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在给《突围集》的跋中,盛赞周其仁的社会调查能力和对真实世界的洞察力,并将跋的标题取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6月,时代周报记者在北京金融街就创新创业主题采访了周其仁。在采访中,“我这个人是非常经验主义的”“我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我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非人们有什么议论)”……类似这样的描述时不时从周其仁口里说出。

采访中,除了聊创新如何发生外,周其仁也对现实中的创新本身表达了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在谈到互联网创新带来的一些问题时,他说:“从现实出发,鼓励大家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常常说,一个问题你不解决,就永远是那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又会带出一串新问题。但整个社会要有耐心,要往前看而不要回头看,这样一拍一拍地打下去,过几年再回头看,哎?我们进步不小。”

有拿来主义也要有原创创新

时代周报:历史地看,你如何看待中国这几年兴起的创新创业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高潮?你认为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改变?

周其仁:是的,这是形势决定的。以前,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不需要依靠自己去创新,直接模仿、拿来就可以,许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增长的高速期过去之后,在原来的那种发展模式下,产能过剩就很容易出现了;还有,全球的贸易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总需求萎缩,在2008年之后,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2009年靠4万亿拉回来一些,但到2011年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就非常明显了。

但形势比人强,以前不用创新也能赚钱,人们也就不会想着去创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一开始也是“跟着跑”,跑着跑着就跑到前面去了,就像任正非说的,华为已经身在“无人区”,往前没有可跟的对象了,这样一来就需要企业长年的独立研发的积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跟着跑”的太多了,大家把路堵了,产能过剩了。这个情况下,一些地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有一批不服输的人,总能找出新的路来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者互相作用。

时代周报:过去中国的发展中,通过对外开放引入了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搞创新,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

周其仁:在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中,本身就会把各种信息带进来。比如,总会有人想:西方这些层出不穷的东西,到底是哪来的?于是人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生产结合得非常密切,基础研究攻克技术困难,最后形成一批可以变成产品的专利,再加上风险资本的支持、政策的支持,最后形成产业—这套打法慢慢就对国内产生影响。

这些元素拆开了看,我们都有。我们有很多大学,国家也很重视科研,有大量的科研项目、国家实验室,每年也招大量的高级人才,但我们的问题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实际的生产过程咬得不够紧,没有像硅谷,MIT周围那么打成一片。所以不够的就需要加强,各种元素加强融合、互动,打通壁垒。开放的最大好处就是互相可以看,不仅可以学别人已经成功的东西,还要学到根本上去。

时代周报:现在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中国的互联网创新活跃度已经超过美国,

周其仁:(笑)我觉得人们容易把话说得过头。互联网是美国人最先发明的,包括互联网的商业应用,也是美国先搞起来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你不能说阿里巴巴办得比Amazon还早。只是我们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加上文化特点不一样,互联网运用得更加活泼,形式更加多样,这是实情。

这点也说明了应用性创新的重要,也就是说,原创的东西是别人的,但是我们拿过来进行新的应用。比如我在腾讯就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最开始的网络社交应用是以色列开发的,引进来以后就面临一个中国式问题:发达国家每个人有台电脑,所以也叫个人电脑,在跟别人网络社交的时候,信息都存储在电脑上。但我们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年轻人在网吧里上网,没有个人电脑,最后腾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个人账号,让你的东西永远跟着你,不解决这种问题,QQ就不会有几亿的用户。

再比如说我们的资费比较贵,带宽比较小,但现在微信上一个很大的文件很快就能传过去,而美国人开发的东西很久就传不过去,因为他们假设你的带宽很大,流量很便宜,他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微信需要考虑。所以像应用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可以适应不同资源条件下的更广泛的经济环境。在特殊的约束条件下产生的改进、创新、对技术的新的应用,是大量存在的。

但不是说我们这些应用型创新比较有看头,就不需要原创了,所有的这些都要感谢原创的贡献,中国还是要鼓励原创性的创新。

“想把人摁在农村,我看做不到”

时代周报:近年媒体时常会评论说,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他们的新一代已经丧失了开拓精神、创业精神,你怎么看?

周其仁:没那么差,我看到日本年轻一代的有些创新也做得不错,只是有些创新被大规模运用要有个过程。我认为这些评论没有什么意义,议论这些对我们也没好处。

时代周报:不管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社会期待,都希望中国的制造业在品质上得到提升,你觉得这个过程会顺其自然地发生吗?

周其仁:不会顺其自然,有问题有挑战,但总会冒出一些英雄。比如你看小米,现在把一个电插座都做得那么好,挑战了原来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并且影响了行业,以至于现在整个行业都在改。经济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总会有人针对市场中的问题采取行动,尝试突破。

时代周报:你一直关注改革也关注中国土地问题,最近关注的热点有变化吗?

周其仁:目前的关注点有二个。一个是城市建设,这还是跟城乡中国的主题有关。一方面,现在仍然有巨大的需要进城的农村人口没有进到城里来,但另一方面,城市里又人仰马翻,存在各种拥堵、混乱。我关注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想把人摁在农村,我看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仅仅在县城呆着,我看也做不到。我的看法是,出路还是要把大都市、中型城市的承载力,通过人才培养、观念突破、政策调整给提上来,增加容量,吸纳农村人口。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创新。我也访问了很多创新企业,想看看有哪些经验,哪些问题。企业面临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的技术很成熟,但政策不允许;有的没有政策障碍,但是研发有困难;有的是国内障碍很大,但是可以打到全球去……不过我们的很多企业不擅长在全球布局。不同问题需要不同应对办法,不能笼统而论。

时代周报:城市建设的问题,你有解决的框架吗?

周其仁:哪里谈得上框架。我这个人是非常经验主义的,我喜欢东看看西看看。中国有很多几百万人口的小城市做得不错,很多地方有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