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刘鹤

　　我本来应邀介绍中国新产业发展的对策，接到题目后，我感到有些为难，一是新产业的概念不清楚；二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冲击加剧的条件下，如果不把主要趋势搞清楚了，无法进入具体的产业发展环节；三是如果论新产业，首先要谈知识经济的主体——信息产业。因此，我想试图重点谈一下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问题。
　　一、准确把握知识经济的影响
　　最近，国内学界从语义学角度和技术角度讨论知识经济的比较多，但从经济角度讨论问题的比较少；在从经济角度讨论这一经济现象时，正面提倡比较多，全面分析的却比较少。对此，我感到有些担忧。我认为，要特别下功夫，准确认识知识经济的发展特点，充分估计其正面和负面影响。
　　今天讨论知识经济，是有特定时代技术背景的。主要的背景是人类知识所形成的第三次技术储备，在通讯、计算机领域充分释放出来，以互联网把亿万终端联结在一起的形式加以体现，在这个网络上，光纤通讯技术、数字化技术、芯片技术、多媒体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以使人们用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生产、贸易、消费、科学研究学习和其它社会活动。这个过程是革命性的，它快速推进，并且是不可逆的。1995年，世界只有500万人接入互联网，1998年，人数增加到1亿人，预计2-5年内，人数会猛增到10亿人。公司和个人在网上开始交易，科研人员利用网络进行研究，医生利用网络给病人进行诊断，学校在网上开展教育——网络正在丰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使距离消失，使国界淡化，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更值得重视的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使夕阳工业获得了第二次成长空间，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其结构转换的一次难得机遇。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归纳出知识经济的不同特点。厂商可能更重视其交易特点和定价方式，技术人员可能更重视其科研内容及发展趋势；社会和心理学家可能更重视其对人类行为、组织的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我认为应当重视四点：
　　1、看到这一经济现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会
　　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以往技术储备的产业化，以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不断下降和质量性能不断改善的特点推进，过去30年，主要信息技术的产品体积减少了六分之一，从事信息处理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但成本却下降了近80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较少的支出，购买和安装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使用较成熟的软件系统，在使用信息技术的起跑线上与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另外一个机会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中国家占据相对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与现代的信息技术有机结合，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在交通、电力生产和供应、钢铁生产、有色生产、汽车设计和制造、机器装备制造以及金融、保险、贸易及大多数服务业，都存在新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极大空间。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机会是利用市场规模的力量引导供给体系的变化。虽然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但国内的巨大潜在市场最终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看到这一经济现象所具有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特征，无论是早期的预言家，还是现实的消费者，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的出现，更没有预料到其飞快变化的供给体系调整速度。除美国之外，几乎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各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最初都是以极其被动的方式接受知识经济到来的事实的。在中国也是如此，当人们刚开始熟悉使用386型计算机时，486 很快问世并过时，奔腾586计算机吸引了大量用户，在人们还未充分利用其内部功能时，300、400和450型计算机已取而代之。同样，谁也看不出WIN98比WIN95 强在哪里，但WIN95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少数供给商在推出新产品时，已经同时规定了在何时淘汰这个产品，软弱的需求体系完全受控于少数供给商的公司战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让萨伊定律复苏的现象?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技术的绝对垄断，与知识经济相关的技术储备、产业化生产、配套的金融组织方法、市场渠道、技术标准几乎为个别国家的几个公司控制。即便是某个局部市场出现了技术创新，也很快被纳入现存的技术垄断体系；二是产品体系复杂的系统配套性，这个领域的产品，不可能象冰箱、洗衣机一样可以一枝独秀，计算机、服务器、网络设备及其内部元器件必须相互高度吻合，在这个体系之内，最好的产品首先不是其孤立的高性能，而必须具有系统配套性。正因为这个原因，美国著名信息经济家卡尔·夏皮罗(Carl·Sharpiro)说：“竞争不只是与对手的市场竞争，而更在于与供给体系如何协作和配套”。三是消费者的“高转换成本”，在这个时代，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消费者，其消费是关联性的：有了终端，就必须有软件，一旦上网，就要有相应的服务器，当向纵深方向消费时，又必须追加投资，以便使追加的消费与原有的消费设施配套。消费者在选择最初的产品时，可能充分领略获得“消费者剩余“的快感，但一旦锁定，可能就难以自拔，他必须在被锁定的技术领域和品牌内不断扩大购买，如果想改换门庭，则要付出很高的转换成本——抛弃已经支出的，重新置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信息产品厂商的推销模式都具有“欲擒故纵”的特点。
　　 3、看到这一经济现象对就业、收入分配和传统产业的巨大冲击。美国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93-1998年，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从6.4% 上升到8.2%，在名义GDP中的份额增加到了15%，这是在单位产品价格从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的背景下发生的。建设互联网，发展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的数字化传递和有形商品的销售是这个产业发展的四大动力。可以看到，其发展正对就业、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认识这种影响，对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就业产生影响，在美国，1997年因信息产业发展而新创造出740万就业机会，但同时却相应减少了其它领域370万个就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的影响与美国截然不同，可能负面影响要大大超过美国。在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受过高等以上教育并属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会得到机会，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本来就很低，业内合格人员就更少了，在世界银行最近题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冲击”的报告中作者发现，知识和教育的国别差异要大大高于收入水平的差异，这种现状如果不改变，将引起穷国更穷，富国更富；与就业相关的是收入分配差别的明显化。美国商务部报告表明，1996年信息技术产业人均工资为4.8万美元，1998年达到5.3万美元，而同期全社会平均工资为2.97万美元，在信息产业内，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工资最高，达到5.6—6.0万美元，高出平均水平一倍以上。收入分配的另一个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互联网把世界的大中城市结为一体，用更快捷的信息技术相互沟通，而农村则又一次落后，因为那里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信息源。就业、收入影响总是与现存产业的增长机会密切关联的，互联网把世界结为一体之后，消费者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购买到最优质、低价的产品，二流企业和次优化产品突然变得严重过剩，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都极力推进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建汽车厂、搞钢铁项目，建大批出口加工区。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全球性质的生产过剩。挑战不仅如此，在网络经济出现后，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干脆从根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间。亚洲危机发生后，人们忙于在金融制度的补救上做文章，这可能是必要的，但造成这次危机的长期结构性原因恰在于生产过剩，正是没有了市场机会，投机者把大量资本注入房地产和二级资本市场上，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次危机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关系问题，仅从短期角度静态地认识问题，我们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
　　4、看到这一经济现象的“超国界性”
　　农业经济以村落为地理活动区间；工业经济以区位和国别为地理活动区间，而网络经济则使国别概念淡化，就其物理运行方式上，具有极强的“超国界性”和全球化特点。各国的通信网络，已经通过海底光缆卫星等介体，与国际互联网接通。通过这个网络一次可传输150万比特信息，到2000年一次可传输1 千万比特的信息；与这个高速网相适应，咨询、娱乐、银行、保险、教育、卫生、住宅、汽车销售等业务与电子化相结合，使生产率有了重大改进，这些业务逐步轻易地跨越国界，对我们已经习惯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产生冲击。“超国界性”的影响至少应从几个方面去认识：（1）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是全球性的。在这次新的竞争中，在大部分产业领域中，只要是可贸易产品，将出现“胜者全取”(the winner takes all)和“败者全光”(the loser lost all)。由于信息不对称性下降，可能在一个产业中，胜者只属于产业内的排头兵，第二名也是失败者；（2）即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项目管理，有条件地降低关税和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信息流和网上贸易流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3）对不同的文化、社会心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上述三点，并不是否认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巨大进步作用，也不是否认其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这两点已经讲得再充分不过了，不想再占篇幅。
　　二、中国的战略性对策
　　第一部分归纳的特点，实际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在充分享受后发优势，利用现有技术供给的同时，如何确立正确的信息产业发展思路，冲破垄断的门槛，摆脱做为纯消费者的地位，纳入供给体系?二是如何在应用环节上抓住机遇，避免“结构转换”的巨大冲击，并与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加快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充分就业和消除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三是如何调整公共政策，转变正在转变中的政府职能，使制度、体制和政策与21世纪知识经济(或网络、信息经济)的要求相适应。三个问题是相互交叉的。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展开深入和细致的讨论，我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关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思路和逐步纳入先进的供给体系问题
　　我国信息产业自9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其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1997年后，全国已铺设光缆80万公里，电话交换机1.1亿门，网路规模居世界第二；信息设备制造业的销售额也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PC、外部设备、网络设备和元器件产值达到1400亿元以上。尽管如此，我国信息产业存在两个致命弱点：第一，产业结构严重纽曲，信息服务业严重发展滞后，1997年产值仅达148亿元，仅为硬件的十分之一；而设备制造及软件业又与应用脱节，略有超前的信息基础设施出现了能力闲置；第二，国产能力难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信息产业的关联效应主要体现在对进口要求的拉动，国内需求体系对国内厂家生产的产品认同感比较低。我在参与制定国家电子产业政策时，不少人提出了贸易保护的主张，期待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但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对重点产业我们保护了几十年，但婴儿却永远长不大。因比较优势的态度认同目前的国际分工，理论上美妙，但实际可能十分危险。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即通过启动信息服务业来拉动国内的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技术水平。说起来可能内容很多，但思路却十分易解：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网络平台上，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展和公开化，使满足信息社会需求；扩大的信息用户与网络范围相结合，推进电子商务，从而建立信息资源开发走上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拉动国内以汉化为基础的软件业发展，达到规模后形成自主的标准；以标准为启动器，重组国内硬件产业。为实现这一思路，急需办三件事：一是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二是在电讯业鼓励竞争，把通讯费用水平降到国际标准以下；三是对信息资源开发业的发展给予优先的政策支持。中国是一个大国，信息服务业又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充分利用大国市场优势再组中国信息产业，是这个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起点。
　　2、关于避免对现存生产和就业结构的冲击，“击活”存量生产信息问题
　　如前所讲，信息技术是一把“双面刃”；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其所长，并尽可能避免其负面影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把这项技术革命的成果，与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和国有部门改革的大思路统一起来，避免出现“三元结构”(农村、城市和网络经济)。首先，对现有生产体系能力的生命周期有个冷静判断，选择那些产业前景光明的部分进行与新技术的重组，大胆抛弃而不要继续改造过时生产能力、企业和生产基地；其次，以增长点为切入点，推进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调是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因此，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型城市入手，拉动国内生产能力释放，推进市场竞争和法制体系建设，使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运作，可能是新旧结合的现实出路。
　　3、关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公共政策的作用问题
　　我国政府机构正面临重大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带给中国经济迈入21世纪。而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政府克服“越位和缺位”现象，正确发挥公共职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我认为，要特别重视以下五点：（1）进一步树立全球一体化概念，即使是项目布局、投资审批，也要考虑全球的生产能力供求；即使是设置高校学科和专业，也要考虑利用国际社会的闲置人才；在大的方面，包括金融、贸易、投资体制，也要从知识经济的特点出发，考虑网络互联的客观要求；（2）把信息公开化和信息发布做为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3）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的普及、教育内容的改革放在至高的位置上。目前，每天人类社会产生的新知识相当于以往20年的总和，必须改变那种重视知识记忆而忽视知识创新的作法，把重点放在如何学习知识的知识上；（4）尽可能加大对科教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5）把公务员素质的再教育和培养放在比减少公务员数量更为重要的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