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领导人更大的自主权；二是允许人口、资金、土地、技术的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条件，某个城市领导者观念跟不上，机会少、成本高，人就要朝外走，用脚投票。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强大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城市发展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也就是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好的竞争机制，城市发展也会经历优胜劣汰，一批生气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将会脱颖而出。只有经历这个过程，那些落后的、有悖于规律的观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纠正。

      关于第三个问题，大城市或大都市圈具有不可替代的聚集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着结构问题，各种“城市病”相当突出，也就是聚集的负面效应。首先要解决“大都市圈半径有多大”的问题。陆铭教授提到50公里，现代轨道交通的发展可能会让这个半径有所调整，但是一定存在一个合理的半径范围。比如，北京周边应该建设一批小镇，把城市核心区的部分职能转出去，在小镇形成产业支撑，同时用快速轨道交通把小镇与核心区连接起来，配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些小镇与市中心的距离不能太远，大致不超过50公里，太远聚集效应就会打折扣，市中心的人也不愿转出去。在确定合理的聚集半径后，要通过优化空间和功能布局，尽可能降低城市聚集的负面效应，如职住结合，缩短通勤距离；形成紧凑型城市结构，减少污染和拥堵等，使城市的聚集效应达到一种更高水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