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7年长安讲坛
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
作者:曹远征 论坛成员、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间:2017-10-12    阅读:1141次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由于人多今天不得不更换了一个场地,不过这也反映出大家对50人论坛的支持。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反思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诠释。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提倡的,而且得到全球的广泛反响。今年9月11号,联合国第七十届大会关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问题的决议,就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写进去了,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引起广泛反响,是和二十年前在这一地区曾经发生过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个地区的各国发现需要用新的方式进行彼此合作。从清迈机制开始,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再到澜湄合作和一带一路的中缅孟印以及中巴经济走廊,新的经济金融合作框架初步显现,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撑区和理念实践区。与此同时,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二十年前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把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选项提出来了;二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增长方式。“十五”计划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下定决心与国际接轨,加入WTO,使对外开放上了新台阶。不仅成就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也为今天“一带一路”的倡议奠定了体制基础和国际氛围。今年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再过几天要召开十九大,这将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里程碑。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针对这个题目想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根源;

    二是危机的平复与影响;

    三是危机后的改革与发展;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我们来看看危机的产生。从1997年7月开始,以泰铢危机为起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股票市场全部开始暴跌。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施浮动汇率制,当日对美元贬值20%,然后资本大量出逃,泰铢急剧贬值,危机开始爆发,并开始波及东南亚所有国家。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货币都大量贬值。汇率应声下跌。资本外流,使本国金融流动性受影响,利率飙升,的股票也会大幅下跌,并传到香港,又由香港传到伦敦、纽约、东京,引发国际股票市场波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东南亚市场的震荡。但是这仅仅是开始。

    1997年到1998年上半年,危机传导至韩国、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全面深化。韩国是1996年加入OECD的,当时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加入OECD,标志着韩国从发展中国家毕业了。但是话音为落,1997年11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传导至与之关系密切的韩国和日本,韩国陷入严重的困难。韩国大宇是一家生产汽车和各种机械设备的很大的企业,很快彻底垮台了。危机传到日本,日本的银行和日本的公司相继破产,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

    东南亚危机的深化又继续传回亚洲,于是东南亚国家反复感染。1998年8月又盯住了香港,做空香港股票以打断联系汇率。为稳定香港经济金融,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和外汇市场“救市”。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全球石油市场,油价暴跌,使俄罗斯的股市、汇市急剧下跌。1998年9月,俄罗斯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宣布延期支付它所欠的其他国家的债务。

俄罗斯宣布不再按时偿付西方债务,导致美国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家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公司倒逼。这家公司是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做顾问,由数学专业人士组成的以量化模型见长的对冲基金,以极大的杠杆寻找小概率的交易机会,由于杠杆巨大,它的倒闭,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的震荡。为稳定金融,美国政府没有办法,也开始抢救这家公司,也进行政府干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一个图景,金融危机一旦从一国发生,便不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它会相互传染,反复感染,使之迁延不息。从这个意义讲。如果说气候变暖、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改革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完善国际治理体系,防范全球金融风险,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实际的需要,而且日显迫切。也是从亚洲金融起,人们开始体会到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平时需要加强监管,预防危机,而危机时刻,则需要及时抢救,避免危机的蔓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使人们前所未有的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统一国际监管标准,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就成为防止危机重演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张图就列示了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波及国家所受的影响。可以看到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经济都在大幅度下降。直到了本世纪初,也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前才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差不过整整十年。可见当时危机之惨烈。蹉跎的十年,失去的十年,至今亚洲各国家提起这场金融危机还是感到心有余悸。

    什么是亚洲金融危机?这种危机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是特殊的危机,区别于成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传统金融危机而成为一种新的类型。

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工业化已经完成,金融的发展容易出现脱实向虚的自我循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表现在高杠杆难以持续,从而出现金融体系快速去杠杆导致的资产负债表难以维持。因此,金融危机的典型特征就是资产负债表快速衰退。

    发展中经济体也会出现金融危机。危机产生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工业化进程受阻,导致实体部门的杠杆不能持续,从而出现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最为典型的是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拉丁美洲在上世纪十七年代,推行进口代替战略,为此借了大量的外债,但是它不像亚洲适时由进口转向出口导向,外汇收入不足,不足以偿还外债本息。换言之,由于外汇不能实行出口导向,流动性出现困难,导致债务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都陷入这种危机之中。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跟这两个危机都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肇始于某种原因导致的资金的大幅流出,使本币对外币的急剧贬值。也就是说是由货币危机开始,本币对外币急剧贬值,进而快速传导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引动了整个金融全面快速的去杠杆。及时这时实体尚有良好表现,如韩国,巴国这种金融的快速去杠杆而难以构架。到形成了包括金融部门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国内外的全面危机。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由出口导向联结起来的“雁行结构”,其产业相互关联程度高,使这种危机并极具传染性。

    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危机呢?这种危机既有它的内部根源,也有外部根源。

    从内部根源来说,在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大批亚洲国家结束了殖民统治,走上了政治独立。同时亚洲国家意识到,只有经济的独立,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于是加速工业化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的诉求,不约而同要借助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

    怎么干预呢?就是通过包括扭曲金融价格在内的产业政策来加快资本形成。发展工业是要需要投资的,资本获得就变得特别重要。如何才能加速资本的形成?两种办法,一个是在国内抑制消费,韩国就是一个典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彩色电视机是可以出口的,但是韩国本身却没有彩色信号,这是典型的抑制国内消费。抑制消费的结果,就是把消费节余转入投资进行资本积累。另一办法是吸引外资。而一旦通过扩大外资流入来加快资本形成,从长期看,就有外汇的支付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一个办法就是要求企业外汇自求平衡,这就构成出口导向的原因。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出口导向,赚取外汇。赚取外汇的目的并不一定使企业利润有所增长,而是获得外汇流动性,能支付,能平衡,为进一步吸引外资创造条件。以此来加速资本的形成。于是亚洲国家就依靠不断地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增长产生新的剩余再进行投入,投入是为了进一步投入形成了投入驱动性增长模式。

    如果从金融角度来观察这种投资驱动的亚洲增长模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一是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技术进步速度并不快,致使资本回报率低,表现为企业盈利能力弱利润率低,甚至接近于零。二是企业盈利的状况虽不是很好,但企业在快速成长,快速变大。秘诀是通过便利的负债条件,加大杠杆,利用介入资金来壮大资产。负债率高是亚洲企业的通病。这种投入-投入式增长模式,反映在宏观经济上尽管GDP增速快,但效率低下,它的经济增长脆弱性也因此显现,而且正在不断累积之中,从而可持续增长前景令人堪忧。

    1995年就有人对这种增长方式提出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此有深刻分析。他说投入-投资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亚洲肯定会出事,结果话音未落,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准确地预计了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根源是什么?

亚洲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并因此形成相互关联的雁阵模式。头雁是日本,日本用主流工业技术形成了对欧美的产品出口的优势。如果说日本的科学研究并不发达,但是日本的制造技术非常发达。汽车、电视机、冰箱都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是日本人把这些产品都做到了极致。并返销欧美,形成了日本的“贸易之国”随着日本经济增长,这种主流工业技术逐渐从日本向周边扩散,集中表现为日本最终产品出口优势的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上。形成亚洲国家和地区工业技术水平各不相同错落的雁阵。换言之,亚洲是先发展国家和地区为日本的工业配套,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为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工业配套,这就是雁阵。

日本的工业制成品向欧美出口,欧美成为主要的消费市场。欧美支出是以美元支付的,进而构成二战后的布雷登森林体系的充分条件。但是,矛盾也由此而生。亚洲各国和地区为日本工业配套,但却以美元结算,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就成为维持雁阵的关键因素。它要求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是稳定的,但是这很困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开始升值,特别是九十年代,泡沫的破裂使日元和美元难以维持稳定可以预期的比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行的代替方案就是日元国际化,在亚洲地区形成日元区。其实,早在日本经济泡沫还没有破裂前,日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日本提出日元国际化,理由是亚洲工业为日本工业配套,日元就得成为结算货币,因为不仅日本不仅亚洲地区相互间贸易大,而且日本成为亚洲出口的目的地。

日元国际化,日本必须得形成国际收支逆差。道理很简单,国际收支逆差我们称之为国际的流动性补充责任,如果日本不形成逆差,对方手上就没有日元,遑论日元国际化。

    因为日本当时出口是顺差,国际收支要做成逆差就要资本输出。日本当年就有了黑字环流计划,向亚洲国家大举投资,形成国际收支资本项目逆差,资本输出使亚洲国家有日元能匹配它的支付日元国际化的循环得以进行。解释这一现象,其实跟下面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息息相关,因为中国现在也成为资本输出国了。

    但是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政府比较短视,放弃了日元黑字环流计划。通过资本项目逆差来补充日元国际流动性的机制中断,亚洲国家突然发现因“日元荒”而不能满足用日元进行国际支付。要用通用货币美元来进行结算和支付。于是出现一个分裂的状况,亚洲国家工业为日本产业配套,但是计价结算货币还是美元,国际收支是错配的,如果日元和美元汇率不能维持稳定,一定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国家只能尽力积累美元。为了获得美元,亚洲国家开放了资本项目,特别是开放资本项目金融科目,以外资的流入,来获得美元。

    许多国家和地区匆忙开放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发现mention更加严重。由于依靠美元的资本流入来对外支付,而出口却不一定是美元,与此同时,如果因某种原因,资金流向发生改变,就会出现对外支付困难的国际收支危机。当年马来西亚央行副行长后来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在他的著作“十年论国”中对此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这就是亚洲地区的货币错配现象,对日本出口和对美元的依赖,迫使亚洲国家开放资本项目,一旦有风吹草动,资金大量流入流出,宏观经济就受到极大的干扰,这成为亚洲金融危机就发生的外部根源。

    由上,从内部根源来看,是投入-投入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从外部根源来看是亚洲地区货币的严重错配,有加重对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最终因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资本项目的开放,资金的流出流入,导致了本币对外币大幅度贬值,产生亚洲的金融危机。

    总结一下,在以雁阵为特点的亚洲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中,固定汇率制是其必要条件。这要求作为锚货币的美元与日元汇率都保持稳定,但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各国都被迫开始了汇率浮动。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不稳定,这个锚的漂移使亚洲各国和地区货币难以盯住。货币错配因短期资本流动而显性化,最终导致本币无力盯住而大幅贬值。货币危机导致国际收支危机,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由于亚洲经济增长的低效率,不仅资本正常回报难以持续,更因汇价变动,国际收支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危机因此全面爆发。与此同时,雁阵之间的产业相互关联,使危机具有传染性,从一国波及到另一国,演化成为国际性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各国关联的复杂性造成的反复感染,让危机具有迁延性,发展成为整个的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以后怎么办?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平复以及后续安排。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上就开展了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救助模式基本套路以IMF为代表的,首先说这是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病根不除掉这种事还会发生。因此基本对策就是对内部进行改革,克服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低效率的痼疾,在这个基础上,相机通过贷款等形式提供流动性以缓解亚洲国家国际收支困难。

    这种模式和救助套路是国际上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常规思路。2008年以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在欧债危机中,对希腊问题的处理就是这个思路。希腊金融危机,首先是你的财政有问题,你只有勒紧自己的裤带我才给你救助。但是希腊说裤带我可以勒,但不能勒太长,也不能勒太深,否则我就完蛋了。于是欧盟在希腊问题上,和希腊反复争论,到底是救助为先还是改革由先。争论来争论去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希腊也急眼了,表示如果你不救助我,我就要退出欧盟。甚至还说如果欧盟再不救助,我的民主政府就要倒台,法西斯势力就会上台。希腊支付反复倒闭,反复选举,每一轮选举都要跟欧盟谈判。希腊的这种情形说明了常规传统救助国际收支危机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艰难性。坦率地说,这种思路虽然看到了金融危机的内部根源,但相对忽视了其外部原因,尤其忽略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和机制的缺陷。

亚洲金融危机的平复,中国在其中起到重大的作用。体现为二,一是除给予这些国际啊和地区相应地一些财务帮助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是在汇率无序波动的世界中,提供了一只相对稳定的锚,而不是加剧贬值的竞争。二是中国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主要出口目的地,而庞大的中国需求,相对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生产。从那以后,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体中,除欧盟和美国外,其余前七个中的五个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成为其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的救助对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由于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承受了极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二十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亏损,中国的下岗工人超过2000万人。中国经济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呈现持续低迷,通缩状态严重。

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并为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

    在企业方面。中国全面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政府撤销所有的工业部,改为公司,变成央企,并着手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让市场纪律来发挥作用,而不再是行政约束。与此同时,抓大放小,对国有资产布局进行调整,小的企业全部退出,央企只留下100多个,相应地成立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在金融方面。提出来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造。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金融风险防范问题。过去我们理解的金融就是提供资金的,而现在认识到金融是有经营风险的,这标志着中国金融由单纯的融资安排向全面风险管理过渡,其核心就是把专业银行改造为商业银行。为此1998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又开始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而且还要上市,加强市场约束。不仅在国内上市,还要在海外上市,因为海外市场要求更加严格,从市场纪律也更加严肃。

    政府方面。进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除了撤销部委以外,行政不再直接干预经济,特别提出要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加入WTO为目标,全面清理政府管制领域与手段,调整政府结构功能,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加入WTO谈判了16年,中国政府为此废除了近两千项规定,最终于2001年加入了WTO。

    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加速,为本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奠定了体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谢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可能还很迷茫。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了个醒,说这种投入-投入模式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与这种模式相适应的金融安排是有重大风险的,要有风险,化解风险,要让它可持续,就必须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改革由此开始加速。

就亚洲国家来讲,危机也促使亚洲经济加强合作。中国的市场因素使东盟国家都把中国视为出口目的地,中国的作用发挥也使亚洲国家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2002年中国与东盟开始签订了自贸协议,并于2010年初步建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涉及19亿人口。中国东盟自贸区是10+1,这个自贸易区又向外扩展,加上的日本、韩国,成为10×3.目前又在10+3的基础上向10+N方向发展(RCEP)。除中国东盟自贸区外,中国与朝鲜签署了自贸协定。如果没有钓鱼岛的问题,当年中国、日本的自贸区协议也会签订。换言之,当年发生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东亚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现在都和中国有自贸协定。

加强彼此的合作是应对危机的举措,但是除掉内部的病根更为重要,于是各国开始反思亚洲经济增长的模式。传统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重点在于它的全部优点和全部缺点都集中于一点,就是将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亚洲国家的经验证明,它是通过初级工业制成品进口替代转向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进而开启次级工业制成品进口代替,再转向次级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即不断地进口代替专项出口导向,层层递进,以经济结构的快速升级实现经济一维的高速增长。把工业化纳入全球化中间,体现的是结构的急剧变动,产业的快速升级,升级中间表现出GDP的快速增长,这就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世界银行《亚洲奇迹》(1997年)曾对此模式进行总结并赞赏有加。同时反思拉美经济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最后债务问题开始爆发,因此对拉美的建议就是如何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家发现这个模式也有它的缺陷。投入-投入虽然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因低效率而难以维持。最典型是韩国,韩国负债率非常之高,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但并不赚钱。要维持投资就得借钱,先在国内借,国内借完又跑到国际上借。企业负债率,也就是杠杆率非常高。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打击非常严重呢?就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后,韩国在国际上借不到钱了,又要还债了,流动性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于是许多企业就破产倒闭了。“汉江奇迹”因此灰飞烟散。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这样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性,在反思的基础上,世界银行又形成一本书,叫《亚洲奇迹再思考》(2002年),逐渐形成了在本世纪经济学界经常讨论的后华盛顿共识。换言之,就是要改善这种模式,要进行市场导向性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减少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要想发展,首先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投入。新技术新装备的采用并不全然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体现为全要素劳动生产的提高,这有赖于企业治理的革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市场取向性政策改革,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改革成为全球重要的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重型世界经济格局,而且随着这一格局的变动,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

亚洲经济是出口导向的,亚洲国家就形成出口投资驱动性经济增长。其中投资的部分来源是抑制消费获得,亚洲地区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口,而出口就需要有承接出口的市场,欧美国家就必须以消费为主。严重国家以出口投资为主为欧美国家提供产品,而欧美国家以消费为主为亚洲国家提供市场,这世界就形成了一个镜像的结构:亚洲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的,消费不足;而发达国家都是消费拉动型的,投资不足。而要让这个镜像结构得以维持,只有一个条件,发达国家的居民必须负债,用负债来扩大消费。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更加意识到积累国际硬通货,尤其是美元来获取国际流动性的重要性,扩大出口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维持经济繁荣,尤其911后,也成为基本国策。通过金融,鼓励居民负债消费也不遗余力。两相综合的结果,使全国经济的不平衡性更加加剧。

    如果各位观察一下美国就会注意到,美国的居民工资收入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就没有再涨过。美国的消费是家庭负债,最重要是资产净收入。如果你买了房子,房价上涨,你就可以把房子涨价部分再质押给银行获得银行贷款,然后吃的穿的喝的都有了。美国次贷仅仅6700亿美元,但这6700亿美元却导致全球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原因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属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机,房价下落导致整个家庭的破产。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不平衡具有不可持续性,因为如果亚洲工业出口产业的扩大和再扩大,就意味着欧美工业的衰落,意味着欧美工作岗位的流失,不仅工资难以上涨,其支持消费的收入也在持续萎缩。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繁华的汽车工业基地,现在是衰落成了鬼城。美国曾经以钢铁、建筑、汽车等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它的中产阶级依附这些产业,但这些产业全部都不行了,于是中产阶级被边缘化了,并出现了民粹意义的倾向。如果欧美国家的工作收入不能上升,失业率高起,甚至消费萎缩,就意味着欧美居民的消费负债上升。虽然金融一度繁荣,但是居民杠杆率持续升高,金融风险陡升。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不可持续性的集中体现。

    美国的次贷和中国的房贷不一样。中国人买房子到银行贷款,一是你得交首付;二是银行要你的收入证明;三是房本还要抵押到银行去。什么叫首付?就是防范自愿性违约。首套房首付至少30%,意味着价不会跌到30%以下,你认为房子很值钱,会乖乖地给银行还钱。什么叫个人收入证明?就是防范被动性违约。银行要看你有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及你有强烈的还款意愿,银行也不会放款的。前面是两道防线,最后还有第三道防线,就是你的房本先压在银行这儿,如果前两道防线全都突破了,对不起银行就把你房子卖了,以覆盖银行的风险。

    而美国的次贷,是零首付、零文件。不需要首付,不需要收入证明,任何人都可以贷款,没有办法防范自愿性违约。因为没有首付,一旦房价跌了,顶多就是多付了几个月房租嘛,我不要了,你快拿走好了。更何况也没有文件证明我到底有没有钱,我就是有钱也不还,这是美国次贷危机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事件经济不平衡的镜像结构的结果。不可持续的。全球经济需要再平衡,含义是什么呢?欧美需要扩大投资,亚洲必须扩大内需,必须扩大消费,这才能再平衡。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你会发现特朗普上台不是偶然现象,他讲的所谓雇佣美国人,购买用美国货,美国第一,就是要增加投资,寻求经济再平衡。中国的扩大内需尤其扩大消费,这也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全球经济在2008年失衡以后,就开始了走向再平衡的进程。

    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新的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开始促使人们对全球治理体系及机制进行重新反思。什么叫全球治理?就是按规则进行的政治经济活动。在二战前,全球的治理体系被称之为“威斯特伐亚体系”。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竞争体系,是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特征的,西方列强各国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为了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国际市场而相互争斗。并由此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短短二十年,又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二战。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国际治理体系,认为这个体系是无法也是不能维持的。必须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多边化的客观形势。按规则进行治理,形成了全球的治理。相应的各国对规则进行协调,进行维护,进行平衡。这种多边的国际治理体系基本有三个支柱:

    一个是政治制度安排。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是政治制度安排,所有的政治冲突都要通过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来解决。

    二是经济制度安排。最重要体现在关税贸易协定,就是投资贸易自由化,进行自由贸易。关税贸易协定后来演进成WTO,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制定规则,如果有争端,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进行解决,而不能单边发起贸易制裁。    三是货币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布雷顿森林的体系。这个安排的典型特征就是“双挂钩、一稳定”。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从而间接和黄金挂钩。由于美元跟黄金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于是各国货币跟美元关系是稳定的,形成固定汇率制。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相一致,在金融监管上和金融操作标准上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各国也必须遵守。相应地也成立了国际货币金融的组织,来协调和监督这些标准的执行,例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现行的这个国际治理体系,就会发现它是0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它反映了二战来时的世界格局,即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的格局。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从GDP角度观察,目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全球的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差距几乎消失了,国际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国际治理的无效性和无力感上升,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提出来了。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设立的目的是要克服国际收支流动性困难。在主权货币做作国际货币情况下,比如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获得美元是最重要的。如果某个国家常年逆差得不到美元,IMF就会提供贷款来帮助它。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国际收支顺逆差的责任是在美元的收受国。你获得不到美元,证明你肯定存在某种问题,因此你需要改革,需要调整,比如你的货币要大幅度贬值。这是传统治理中的国际收支调节的原则。似乎天经地义。但严重的问题是,这次出现的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是美元的提供国出现了问题,而传统的国际治理机制中不含有国际滚动性提供国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和义务,IMF当然没有办法了,于是危机只好听任持续肆虐。改革国际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二十国伦敦峰会,首先改革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调节机制使其开始对国际金融稳定负责。

    基于南北差距缩小的事实,改革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其治理能力已经十分迫切。但是改革难度也非常之大。从2010年就提出改革方案,直到2015年底材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发展中国家的表决权才得到某种程度的提高和认可。改革进展的如此缓慢,同时金融危机又必须应对,于是出现了区域性、专业性的合作机制,这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补充。除了20国峰会外,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很多的国际治理机制,如金砖国家合作,也包括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就意识到亚洲金融体系存在货币原罪,主要表现三个错配: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不仅区外贸易很大,而且区内贸易也很大,但是无论区域内不是区域外用的货币都是第三方货币,本区域的贸易投资交易不能用本区域的货币,因此出现了货币错配。一旦第三方货币不能及时补充,本区域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和投资也就就没法进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个事实,因为美元出现困难,全球出现美元的流动性不够,于是亚洲国家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就难以展开了。

    二是期限错配。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各国迫切需要资本投入,因此也是全球外资流入的最主要目的地,外资不仅流入量大,而且增速最快。尤其亚洲的基础设施需要更长期的投资,这也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特别受欢迎的原因。英国是第一个欧洲要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不是英国人对中国多么友好,而是它在亚洲地区殖民多年,知道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商业利益。AIIB作为创新的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对更长时期资金的需求,因而是有利可图的。亚洲需要长期资本,但是客观事实却是流入亚洲的大都是短期资本,这与亚洲的长期资本需求形成期限错配。更为重要的是短期资本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三是结构错配。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于是形成了稳定向好的储蓄。但是亚洲地区金融市场非常落后,金融基础设施非常薄弱,金融体系也很脆弱,当地的储蓄不能被当地的机构所动员,并转化成当地的投资,反而是流向海外。例如亚洲国家形成大额的外汇储备,很多都放在美国。中国的外储相当一部分也放在美国,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等等。美国拿到这个钱再反投到亚洲地区,形成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就是投资跟储蓄的结构的错配。

    这三个错配之所以称之为亚洲的货币原罪,是因为它构成亚洲金融危机重要的根源。因此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再次重演,必须减弱货币原罪,这就构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进行金融治理合作和建设地区金融组织的根据。

    从过去一段时间亚洲地区经济金融合作来看,其具体做法是:首先要加强区内相互间贸易和投资,减少对区外的依赖。有中韩自贸区;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间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六国的澜湄合作;此外,在中亚有上海合作组织。今年九月份在厦门召开了金砖国家合作会议,会议的重大成果就是金砖国家不再限于五国,而是变成金砖+,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可以参与金砖机制,由此金砖国家银行改名叫金砖新发展银行。这些安排不仅都有利于扩大区内国家相互间贸易投资,有效减少了对区外国家的货币依赖,同时也有利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互合作和支配。缓解了货币上的错配。

    第二,加强区内金融合作,改善金融基础设施。亚洲金融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金融落后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的短板,为此加强金融合作就成为重中之重。

    2000年,在东盟的基础上开始有了旨在加强金融合作的清迈协定。2004年清迈协定在中国提议下变成多边化协议,叫清迈倡议。这个倡议最核心的两点,一是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收支危机,建立总额为1200亿亚洲外汇储备库,其中、日、韩三国出资80%,东盟为20%。2014年储备库增资为2400亿美元,而且份额不变。这个储备库类似亚洲的国际货币基金,并在新加坡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叫亚洲宏观经济办公室,来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现任办公室主任是中国财政部国际司的副司长。

二是要缓解期限错配,加快发展亚洲债券市场,设立亚洲债券基金。

在清迈倡议的鼓舞下,为改善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海合作组织也成立上合银联体,2017年5月又在北京成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其宗旨是联通合作,共治共享。除此之外,2015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作用也是缓解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期限和结构错配。

    但是金融合作还不只于此。人们发现要纠正这种货币原罪,最重要的是推进本币化进程。换言之,区内经济使用区内货币,就是要实现本币化。这既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欧元区的经验。

    由于亚洲本身的实际情况,目前尚无条件形成亚元,但次优选择是使用本地区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作为本地区的结算、投资、融资和储备的货币。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主要经济体GDP总量大,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主要经济体是该地区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曾经最有希望承担这个角色。但是由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以及短视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且也使它丧失了日元国际化的机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元流动性困难所致的美元荒,本币化变得更加迫切起来,构成了对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应运而生,这为构建亚洲金融安全网提供了最重要的货币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既是对中国金融的挑战,也带来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加强经济合作、金融合作,一定会形成这么一个网络。为了扩大贸易,首先应该实现设施连通,设施连通就会带来贸易畅通,贸易畅通就要有金融安排,需要资金的融通。要做到这“三通”,就必须要有政策沟通使各国间有一致的政策安排。政策沟通的基础是民心相通,最终必然形成以多边资源贸易协定为基础的自贸区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治理安排。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基本内容。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来解决发展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如前所述,二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其经济现代化经验就成发展中国家的圭臬,从而使其治理安排具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单向性。与此同时,受制于这一单向性,时期治理理念具有了不包容性,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同类,必须向我靠拢,否则就需要制裁。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中国理念。它既是传统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也是现代中国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中国应对或理解方案。传统中国看待世界是“天下”的概念,不太在意民族,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强调和合共生,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天下大同。换言之,现代中国秉承了这一传统理念,针对目前国际治理体系的缺陷,提出“共商、共建、共赢”的一带一路新理念。所谓共商就是以和为贵,有事好商量,在尊重彼此利益关切的基础上,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谓共建就是做大蛋糕。这也是中国经验。发展是硬道理,四十年前,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改革开放的蛋糕做大,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尽管蛋糕做大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它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条件。所谓共享就是做大蛋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蛋糕应该为广大人民共享。在国际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正是一带一路的理念针对了当下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在今年9月11日,联合国第七一届大会上,将“共商、共建、共赢”纳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决议,成为国际治理理念。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看,这一治理理念的核心。就是包容性发展,合作共赢,体现的是“交易为上”的市场经济真谛。当年我在农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我的房东老太太很穷没有钱,她养了几只鸡,说鸡屁股就是她的银行。鸡下了蛋,她拿到集市去换针头线脑,用以家用。这故事说明你没有钱没关系,可以拿东西来换;你没有东西也没关系,还可以用经济发展的未来换,这就叫包容。当年泰国需要修建高铁。尽管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大,但我想说明的是它也体现了“交易为上”的市场经济朴素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会发现,这也是金融创新,银行贷款,还款来源却是大米,但是泰国没钱,只有大米,于是就提议用大米作为支付换高铁。能不能把大米保量保价卖掉成了需要防范风险的大问题。金融因此而创新。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东北人最早这么干过。苏联崩溃以后,东北人带着大包小包的商品到俄罗斯换东西,叫拼缝。其中最大的拼缝是用衣服鞋帽居然换来了几架飞机。成为四川航空运营的基础。一句话,市场经济是交易为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的本质不就是促成交易吗?

如果把这些观点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经济全球化将进入新阶段,不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以此来克服克服去全球化的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新理念,目标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理念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要想把这种理念变成机制化,变成一个可操作的安排,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而面对这种前无古人的调整,需要从一带一路实践中来总结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反复锤炼,精心操作,其中,做为一带一路主要参与国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很多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所借鉴。比如现在大家批评的地方融资平台,固然它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客观地说,地方融资平台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如此之发达,地方融资平台的作用功不可没。总结地方融资平台的经验教训,可资一带一路借鉴。因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要连通,就要合理地将地区的财力与国际金融活动有机的衔接起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再如中国改革开放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创办经济特区。深圳在四十年前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变成中国一线城市。经济特区通过招商引资,通过制定政策洼地,吸引资本和产业流入,形成经济增长点。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可资一带一路借鉴。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中有优化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的经验。比如义乌小商品城。比如北京附近的白沟市场。这种市场为小企业提供了经营的环境和销售的渠道,从而增加了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当下,

我们可以利用新技术来进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和互联网连在一起,特别是电商、互联网支付,都是全球领先的行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国际贸易并创造就业和收入。从一定意义上讲,互联网的发展对于落后国际和地区来讲是个机遇,比如在非洲用手机就可以解决他们支付的问题,从而不需要从头开始布置银行网点。这些中国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好好总结,可资“一带一路”借鉴。中国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所借鉴,关键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的时间为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就是包容,包容促进的创新。包容性发展就是创新发展,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第一位的。改革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