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瞩目。因此，如果我们在已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必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

　　1630年，英国清教移民领袖约翰·温索普在驶往美洲大陆的“阿贝拉”号上，对一千多名移民如是说。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说：“事后三百年，没有人比他更好地表达了美国的命运感。”“山巅之城”和“美国例外论”从此成为美国的立身信条。

　　然而几百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命运感”正在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分裂的社会、加大的贫富差距、举步维艰的政治……美国新政府的上台更是将这些质疑推至一个新的高峰。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直言，2016年大选让他在推广“美式民主”时非常困难。

　　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超级大国是否已经进入了衰落阶段？如果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衰落？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杂志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美国制度的“老化、僵化和退化”

　　《环球》杂志：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曾被一些国家奉为所谓“学习的样板”，甚至被称作所谓的“山巅之城”。而今天的现实却是，美国花费两百多年时间建立的“制度信心”，正被当前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所动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胡鞍钢：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不同的制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们会各有长处和短处，也会共存与竞争。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具有学习力、创造力，因而就具有竞争力。即使处于弱小不利的地位，它们也会沿着国家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进入成长期、加速期，达到强盛期。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凡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国家，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走向退化，进而衰落。

　　美国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衰落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国制度的“三化”，即老化、僵化、退化造成的。

　　国家竞争还是不同国家的创新竞争，而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国家生命周期阶段上会有不同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上升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上升，反之，下降型综合国力反映了国家创新力的不断下降。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发达国家因发达而成熟，也会因发达而老化。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确进入了老化的阶段，既体现为几百年的制度老化，决策机制的僵化，还体现在人口和劳动力的老化。更重要的是观念老化：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不愿贡献，只图索取。可以称之为“老化文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美国和日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约15年）就迅速衰落下来。

　　《环球》杂志：“美国衰落论”在西方，包括美国本身的学术界、思想界，是一个几十年来被反复谈论的话题。你认为美国衰落了吗？有什么理论和数据支撑关于美国衰落的判断？

　　胡鞍钢：我采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认识、分析和理解国家兴衰，并选择5个定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制造业产出、人力资源、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命周期。由此既可以验证美国在历史上的崛起过程（如18701913年），也可以验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顶峰时代（19451955年）、强势时代（19551990年）、独霸时代（19902000年）和衰落时代（2000年之后）。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霸权，形成了人们常说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总量基本稳定，甚至在90年代末期因技术革命还明显上升，美国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下同）占世界比重由1990年的19.7%上升至2000年的20.6%。

　　当美国成为不可一世的超级强国，却也无意识地深深陷入“美国病”，出现了无法预见的加速衰落。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到2015年下降至15.7%，比2000年下降了4.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以及综合国力在世界的分量都有所下降。这是美国持续衰落的重要阶段。

      “保罗·肯尼迪陷阱”

　　《环球》杂志：在你看来，美国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美国总是把自己的问题视为“他国错误”。不过我的研究表明，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内因。

　　进入21世纪，美国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决策错误。

　　一是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策动了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一系列动乱和冲突，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美国已经患上了“战争上瘾症”和“军事干预症”。

　　从历史上看，每当美国发动一场战争之后，其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就会下降。朝鲜战争之后，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越南战争之后下降了3.1个百分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是一样，按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的数据计算，2000年至2008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就下降了3.0个百分点。这两场战争的费用要远高于越南战争，加速了美国自身的衰落。

　　二是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自身陷入持续低速增长期。20082015年期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远远低于19902000年的3.4%。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的“当代贾府”，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扩大。在小布什任期，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GDP的比重由2001年54.7%升至2008年的76.1%，上升了21.4个百分点；2012年，当奥巴马结束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时，这一比重已达到103%，比2008年上升了26.9个百分点。这是典型的“在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机制，每一届政府都会给后人留下沉重的负债。

　　三是美国国防支出属于“过度扩张型”，加速了美国走向衰落。20002010年，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总量比重都在40%以上。其中2005年达到最高峰值48%，相当于当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的1.74倍。2015年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比重为36%，尽管比2005年大幅度下降，但是美国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9%，前者是后者的4倍。这是典型的过度扩张、“得不偿失”的案例。

　　《环球》杂志：对于美国的衰落，你能给出什么样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生产性财富，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的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会遭遇一种风险，即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在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难将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所谓的“保罗·肯尼迪陷阱”。

　　以上几个原因共同制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下的战争和军事干涉危机、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论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还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他们都不会创造物质财富，前者擅长的是摧毁物质财富，后者擅长的是催生虚假财富。他们都不会保护人民，前者是杀伤无辜平民，后者是掠夺投资者和股民。确切地讲，正是他们成了加速美国衰落的“始作俑者”。

　　《环球》杂志：自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状态，这种状态在未来是否会持续？在这一背景下，世界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胡鞍钢：根据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总结，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特别迅速，但是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不平衡性，经济增长模式极不相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悬殊，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发展呈现出“大趋异”的态势。

　　我们根据麦迪森提供的18202008年的世界经济数据库，对2030年世界及主要大国做了长期预测与展望，其主要结论是，未来南方国家将高增长，北方国家将低增长，全球发生前所未有的南北国家大趋同，南北格局大逆转。主要发展指标将由二三十年前的“（南）三（北）七开”到目前的“五五开”，再到二三十年后的“（南）七（北）三开”。

       中国要抓住“天时、地利、国和”的战略机遇期

　　《环球》杂志：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胡鞍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仍处在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机遇期，不止是21世纪头20年，是头30年甚至头50年。我们称之为“中国机遇”。从国际视角看，二十国集团（G20）综合国力呈现南方国家上升、北方国家下降的趋势，这为中国创造了“天时、地利、国和”的战略机遇期。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这是“天时”机遇。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直接影响世界格局走向。

　　中国与G20南方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北方国家的衰落，更期待并需要中国机遇，无论是贸易机遇和投资机遇，还是技术创新机遇和绿色能源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机遇大于挑战；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中国也与G20北方国家建立了各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同时也是G20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成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交汇节点，它们之间的桥梁和渠道。

　　周边大国发展也是中国的机遇，这是“地利”机遇。中国周边有六大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除了日本属于衰落型大国之外，其余都属于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相互之间可以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合作大于竞争。目前，中国已经与俄罗斯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起“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周边六大国中已经有五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友好伙伴关系”，只有与日本一国的关系得不到改善，但不影响整体“地利”大局。

　　中国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发展的“国和”机遇。“国和”本质上是大国关系，是大国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外交之路，创造了遍布全球的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世界绝大多数大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不针对第三国、不搞对抗的平等关系、对话关系。这使得中国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中，拥有大国伙伴关系最多的国家。“和为贵”，这种伙伴关系网络成为中国发展的“国和”机遇。

　　《环球》杂志：如何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

　　胡鞍钢：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还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中国、美国和二者的双边关系，这三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既可能对世界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效应，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极大的负外部效应，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整个国际舞台上，中美国力的相对变化，造成了对中美关系的新认识，导致中美在国际领域的竞争、合作态势发生变化。最坏的情况是中美发生对抗或冲突，这不仅不能阻止或中断中国的持续崛起，还将加速美国的衰落。因为两国处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创造“天时地利”的关键，也是创造“国和”的关键。

　　中国与美国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以往的世界超级大国关系。中国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是反对霸权主义，更不会自己搞霸权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是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是与美国主动合作、相互协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商量、共同承担应尽的责任；中国不会搞我赢你输的零和关系，而是积极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让中美关系成为真正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中国的战略资源越来越丰富，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合作、竞争，还是避免冲突，我们的主动权都越来越多，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既要顺其大势，又要大有作为；既要积极争取，又要守住底线。

　　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实质性变化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客观条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甚大，政治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各有不同，还有各种矛盾、分歧甚至冲突，但这些问题都是中美关系的支流，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可以根据国际规则或双方约定的规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不使竞争走向冲突，更不能使冲突走向对抗。对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