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的平台、周期和动能”。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七年时间是一个回调的态势。究竟如何看待其中的变化，包括如何看待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走势，这里有很多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今天我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一、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速回落

    针对过去七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国内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周期性的波动。这种看法基本是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基础，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是有周期性波动的。但是过去七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由10%以上降到7%以下，这用传统的周期理论很难解释。

    第二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经济体和国际经济整体是一个朝下走的态势，因此中国经济也受到很大影响，出现了持续回落。事实上，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整个世界经济朝下走。2009年中国率先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当年中国经济大幅度回升，增长势头很强劲，当时的说法是中国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但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回落，而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是在逐步恢复，最近几年美国经济恢复的相当不错。所以这种观点也不能成立。

    第三种看法是我本人一直提出或者坚持的看法，它就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最近大家都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十九大对中国经济有个重大的判断，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含义与我们所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坚持这种观点。2010年，当时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仔细观察了二战以后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大部分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历了大概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国际元是一个购买力评价指标，我们采用的是麦迪森数据集核算方法），无一例外，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下降的幅度大概是一半左右。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增长速度大概是9%以上，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直接降到了4%。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都同样出现了这样一个下台阶的过程。

当时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全国层面，二是把全国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成六组，三是测算人均钢铁、汽车和发电量等重要实物量指标，结论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一定会下一个很大的台阶。

这张图是2010年时做的，到现在一个符号也没有变过。用不同方法测算的预测值，最后都落到这样一个区间。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但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相信。2014年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人均GDP达到7565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就是11000国际元左右，与国际经验基本相符。

    当然，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减速，仍然有不同观点。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中央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判断以后，应该说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逐步形成共识。这个认识真正要转过来也不容易，因为追求高增长已经成了惯性，但客观规律还是要认可和服从的。

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认识不一，、分歧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迄今为止对这种现象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解释框架，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主要解释后起经济体的“起飞”，对起飞后的可持续性，何时并以何种方式“降落”，“降落”后的前景等缺少关注，更未形成有较好解释力的理论。

    这种类型的增长阶段转换，是中国和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特有的经济现象。我们曾写过一本书《陷阱还是高墙》，提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挤压式增长，这种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是要回落的。近年来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内在原因也展开了一些分析，简单地说，大体上三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基础设施等终端需求和重要的工业产品，包括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在这段时间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某种产品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速最高的那个点。经济学界好像不大强调这个概念，但是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某种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出现后需求增长将会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是是人口和劳动力总量与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典型的是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每年大概减少200万人。劳动力总量减少了，农民工进城数量已经不多，工资就要上涨，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对这样的命题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这个变化出现了。

    第三个是资源环境约束边界的临近。最突出的就是雾霾。如果我们搞经济增长，搞GDP，搞到门都不能出了，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相当多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底线，这样的高速增长还可能维持下去吗？

    中国近几年经济减速是符合规律的，更重要是结构性的变化。过去讲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耻程序，主要是指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重过高、过多依赖外需、过多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在过去几年，这几个指标已经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性变化。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比重在持续逐步提升，相应的投资比重在下降。

过去每年出口经常增长在20%以上，近年则出现了负增长，今年虽然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增长到两位数的水平难度很大，估计以后出口也就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里面有国际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内各种要素成本在上升，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的减速也是符合国际经验的，日本、韩国等国在经济开始下台阶的时候，出口也在减速。

    劳动力总量减少、工资上升，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就业整体上是稳定的。尽管GDP的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每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的增加的，2005年80万人，目前已经到170万人，这与增长基数增大有关，也由于服务业比重增加，吸收就业能力提高。就业基本稳定，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适合的。就业中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有的，比如前些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几年结构调整，重化工业去产能，有些职工下岗了，有安置和再就业的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属于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效益最好的时候也速度最高的时候，因为增长速度高，产能利用率也最高，不变成本、可变成本相对比较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比较好。相反，当速度下降以后，产能利用率就会下降，成本就会上升，企业的亏损面就会加大。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我们曾经做过测算，如果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不变，当GDP增长速度低于7%以后，40%-50%的企业可能要亏损。所以经济开始减速以后，我们很担心企业效益会不会下降的很厉害。

看这条红线，确实企业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但是总体上还算可以。2015年以后，企业的盈利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看这条绿线，有6个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因为他们的效益更大幅度的下降，把工业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拉下来了。中央提出去产能，就是要解决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问题。这种局面最近已经得到了改变。

    财政收入出现波动，但总体上还算稳定。有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尤其是东北地区，虽然财政收入下降，但民生方面的支出不能减少。最近，美国的特朗普减税，中国面临着挑战，社会上减税的呼声不小。从企业角度，可以提出诸多应当减税的理由，如果政府支出减不下来，实际上能减的空间有限。更重要的是，减税要和税改结合起来，房地产税、环境税、消费税等要加上去，同时将生产经营环境的税费减下来，要有这样一个制度和结构上大的调整。

    刚才回顾了过去七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过程和发生的变化，那么对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形势究竟怎么看？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问题。如果仅仅看增长速度，确实比以前下降了，似乎不如以前了。但一定要考虑经济增长阶段的背景。我们已经度过了高增长阶段，到了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这时候增长速度往下走是符合规律的，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来了。这个阶段主要不是比增长速度，而是比经济结构是否能较快调整，动能是否能较快的转换，是否能保证不出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国际上看，有些国家在这段时间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我们遇到的问题比过去多了，但是毕竟还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我们讲要守住不发生全局性、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015年的股灾冲击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毕竟还是稳住了阵脚。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的转变已经出现了，有些转变是历史性、转折性的。我们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是从全球范围来讲，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角度来看，增速其实并不低，反而是相当高的，中国在转型期的表现得是相当好的。

二、中国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平台

大家很关心当前和今后的经济走势。过去七年，经济增长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中速增长的平台，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增长速度总体上是下行态势，有时候看起来有所好转，但是不久又开始朝下走，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因为转换期还没有结束，或者说中速增长阶段的底还没有见到。有些人变得比悲观，甚至怀疑增长速度下滑到底有没有底？2010年我们说过中国经济要下台阶，到了2016年，我们提出对中国经济前景要有信心，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消费通常是相当稳定的。比如大家都要吃晚饭，通常吃一碗面条就够了，如果你没吃，就会饿得发慌，但如果你多吃了，吃了两碗、三碗面条，也不舒服。所以消费通常是相当稳定的，即便出现升级，也会是比较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过去这么多年，凡是经济大起大落，主要是投资在发生变化。如果消费出现大的问题，意味着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吃不上晚饭，这就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了。

从高投资看，主要有三大来源，即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过去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20%左右，房地产投资占比20%-25%，设备投资大概占30%以上，三者加起来在80%以上。而设备投资又直接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相关，所以投资主要靠是这三大来源支撑。

高投资逐步触底，通俗地说就是三只靴子要落地。过去几年，出口已经触底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高点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也在回落。大家注意，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有很强政策背景的变量，政府要稳增长，最容易抓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当政府稳增长的动力强的时候，基础设施投资就上来了，相反就会朝下走。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以后，房地产开始出现历史需求峰值。构成中国房地产投资70%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大概在2013年左右就达到了，以后是逐步回落的态势。2016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又有所回升，原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带动了房地产投资。我说这是暂时现象，房地产投资总体回落的态势不会改变，逐步将达到一种常态，这个常态大概是2%、3%的增长速度，甚至将来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看看供给侧。当三大需求逐渐往下走的时候，供给侧也在调整，但是调整的比较慢，于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利润下滑。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叫PPI，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54个月的负增长。从2015年8月份以后工业企业利润也是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不增长，这个情况很严重。企业不赚钱，你说能不能可持续？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中央强调去产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去产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一方面是用了行政性手段，另一方面市场也开始发挥作用，这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PPI和企业盈利两个指标由降转升，一段时间向上的力度还很大。   

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产能到底有多少，通过统计搞清楚很难。要求下面往上报数字，如果是奖励性政策，下面就会多报，如果是惩罚性政策就会少报。给大家举个例子，前两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中央要求各地上报一下负债情况。刚开始地方上估计是要有惩罚性的政策，所以想办法少报一些。后来才知道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把地方债务进行置换，把短债调成了长债，利息也调低了，实际上成了奖励性政策。有些地方政府一看才知道自己少报吃亏了。所以究竟是胡萝卜政策还是大棒政策很重要，这是经济学中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到底煤炭、钢铁产能有多少，不同口径差别很大。二是更多地要关注市场信号。还需要关注的一个概念是有效产能，统计产能与有效产能有重要区别。有些产能被统计了，实际上已经不生产了，或者生产出来后卖不出去，成了库存。有效产能是那些能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的产能。市场信号反映的是有效产能，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就是把数量统计说不清楚的供求关系，转换成价格后清楚而又动态的表现出来。产能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更多地要关注和相信市场信号。大宗商品价格是大家所关注的，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升，以后会有波动，但这个阶段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供给侧调整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这是去年下半年以后我们提出的判断。最近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新周期”，这个概念缺少明确定义，说法较多。一种说法是既然已经触底，必有反弹，下一步会出现一个新的向上周期，有些乐观的说法是中国经济还会回到7%以上，还可以持续很多年，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这可能吗？如果采取刺激性政策，也许会上到7%，但肯定坚持不了多久，也就是几个季度，一年都不会到，还会降下来，而且会摔得很重，大起大落。不可能有大的反弹，无论这个反弹呈现V形还是U形。我所讲的触底，确切含义是三个字：稳住了，不再明显地朝下走了，然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

    也有人表示怀疑，能稳得住吗？我们的判断是基本上稳住了，虽然这个平台的重心还会下移，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平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

    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增长阶段转换的新的分析框架。我提出一个概念叫GFP，即终端产品。GDP是一定时间内增加值的总和。但是GDP中间有一些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还要再次回到生产过程中间去，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最终产品。有些产品在GDP中被划为投资，比如说住房，住房一直被称为投资，但是它和机器设备是不一样的，房子是用来住的嘛。尽管住房有一些金融属性，但是它本质还是用于住的，实际上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基础设施中的很多部分，比如建一个大剧院，建一个公园，是用来消费的，只是通常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提供。建一条高速公路，上面跑的越来越多的是私家车，也是是用来消费的。所以，我们提出的GFP，有一个严格的经济学上的定义，即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是从经济活动自然过程来看的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是国民经济运行最终“留下来的东西”，因此称它为终端产品。GFP包括全部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再加上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投资中直接与消费相关的部分。这就是我讲的GFP的概念。

    以GFP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我们构造了一套新的分析架构，形成了一个数字时代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系统，包括宏观、产业和区域经济。在这个框架内，存在着三种周期性变量。

    第一个GFP，是长周期变量，与库兹涅兹周期有重合之处，涉及到房地产投资周期，但内容更多，正如前面说过的，除了房地产投资外，还有基础设施投资、其他服务业投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等。在GFP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它会有周期性波动，这一点与库兹涅兹周期是相似的。但需要强调的是GFP的结构性变化，过去七年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主要是GFP中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比重的下降，这种变化是增长阶段转换的主要原因，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变动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个OPL，生产性投资，是中周期变量。OPL是GDP中不属于GFP的部分，或者说是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主要是设备投资、厂房等，这一变量的波动，相当于经济学中的朱格拉周期波动。

这张图，里面的黑线是生产性投资OPL，红线是GFP。生产性投资与终端需求有距离，但围绕着这条红线波动，偏离后还是要想终端需求回归的，因为生产性投资是服务于终端需求的。

    第三个是存货，是短周期变量，经济学也称为基钦周期。要高度关注存货周期，因为这个周期变动是最剧烈、最灵敏的，也最能反映人的情绪。当需求发生变化，一个工厂或一个企业家会做出怎样的反映呢？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容易吗？去招人容易吗？或者增加投资再买一些机器设备容易吗？这些都需要时间。最方便办法就是存货变动，需求下降了，就把产品放进仓库，需求上升了，就把仓库里的存货拿出来。包括价格的变动，企业家轻易不会调价，除非需求变化已经稳定，才会调整价格，，否则客户就会跑掉了。

在企业家所做出的生产决策中，最快的是存货决策。存货变动在中国是很有规律的。我们看从2009年2月份到2012年2月份，是一个周期，再到2015年的2月份，是第二个周期，下一个存货变动的低点应该在2018年的一季度。基本上是三年一个波动周期。存货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做经济预测很大程度要看存货变动，。

近期有人认为增长速度会大幅回升，理由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上升态势。其实，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发现终端需求其实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存货在上升。

这张图里的绿线请大家注意，这是总需求，一直在往下走。而存货这条线在往上升，它上升以后把价格拉起来了。生产性投资一直朝下走，并没有回升。为什么GDP回升？因为前两年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一直在下降。到2015年年终以后，产能利用率已经很低了。存货在需求侧，它起来以后，尽管生产性投资还在下降，但产能利用率开始上升，拉动了产出回升。

所以，概括地说，去年下半年的产出回升，需求侧身存货拉动，供给侧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样一种回升是否可持续呢？存货高点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经出现了，目前处在下行态势，最低点可能出现在明年第一季度。因此2017年整个经济走势是前高后低，这是相当确定的。走低的幅度不会太深，从而为中速增长平台的形成提供证据。今后一两年将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验证期，这样的验证可能还会有多次。

这里需要说清楚平台与周期的关系。周期始终是存在的，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不能由任何已有的周期理论来解释，它源于上面说过的GFP结构的变化，是追赶型经济体特有的。周期依附于平台，高增长平台上有周期，中速增长平台上也有周期。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增长回升，很可能是中速增长平台上由存货变动引起的第一个波动。这也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大L型下边加小W型的波动。

从中长期看，终端需求目前总体上稳住了，但是还有一定的下行空间，未来某个时候可能出现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下移。

    这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量，从2008年开始一直往上走，到2013年、2014年，增量已经达到高点，也就是历史需求峰值，以后逐步朝下走。2016年一季度，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拉动房地产投资回升，持续时间并不长，此后还是朝下走。根据模型预测，到明年五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量这部分会变得很小。增量虽然小，但还是正增长。如果增量变成零或负值，就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基本判断是，中国房地产投资已经过了峰值期，会在一个地方找到均衡点，进入新的常态，这个常态能有2%、3%的增长就很不错了，如果一个时期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是正常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大体如此，历史需求峰值也出现了，总体上回落态势，下一步要看底部均衡点何时出现。

    据此预测，2018年总体上也将是前高后低的态势。上半年总需求会有季节性回升，下半年将会很可能再现下行态势，关键变量是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在终端需求中的比重较大，如果防风险、去杠杆、治理地方债务的力度较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会有一定幅度下降，从而引起中速增长平台重心下移。

模型中有个现象值得关注。存货、PPI、进口和企业利润，这几个变量基本上同向波动。存货下来后，其他几个变量也都下来了，特别是企业利润，一段时间增幅较大，以后还是要回落的。

    做出这样的预测，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前景就不乐观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翻番，今后三年保持6.3%的增速就可以了。到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稳定均衡的值是多少呢？我们估计大概是在5%-6%之间，或者是5%左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进入中速增长期后，这个速度不低，或者说是相当高的。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很大，每年新增量相当于世界上排在第二十位经济体，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这些国家GDP的总量。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以后，大概能持续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

    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人民币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动态。前两年人民币贬值压力比较大，最近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经济触底并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这个基本面的变化，为金融市场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应该说人民币贬值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基本上过去了。如果今后我们的转型比较成功，生产率能够提升，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应该说还有一定的升值潜力。

    三、新增长动能与加快供给侧改革

    最后说一下新的增长动能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将近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8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在40000美元左右，美国超过50000美元。从经济增长的进程看，我们总体上仍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很重要，我们还得放低身段，谦虚谨慎，该学习的还是要好好学习，该模仿也还要模仿。其实模仿可以用更低成本、更短时间使自己获得进步，为什么要放弃呢？从8000美元到四五万美元，这个差距很大程度要要靠愿意学习、善于学习加以缩小。当然，中国经济将来创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后，增长动能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经济如何提升效率。二是有一些行业，比如部分服务业，对中国来讲可能是新的，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讲是老的了。这一块我们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三是前沿性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下一步新的增长动能，大部分还是前两部分，也就是广义上的老经济。老经济如何能够激发出新的增长动能？就是要把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等，全面激发出新的动能，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新经济。做好这个加法，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下面我简单讲一下中国经济六个方面的新动能。

第一，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和竞争。

    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点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民营企业有呼声，说制造业成本过高。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时候算了一笔帐，说在制造业的土地、能源、物流、环境、通讯、融资等成本，中国大概高于美国一到两倍。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表明这种判断是能够成立的。

这是中、美工业用地的价格对比。中、美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基本上相差两倍，工业用电价格的基本相差一倍，汽油价格相差将近一倍，中国移动与英国运营商之间的通讯成本比较，相差将近两倍。融资成本比较，最上面是中国的，其他的是其他国家的。

    我们还处在追赶期，人均收入8000美元，为什么他们人均收入四五万美元，生产成本反而比我们还低？有人说美国土地比我们多，地价比我们便宜，应该说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在与这些要素相关的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问题。比如在石油领域，虽然“两三桶油”表示油价要随行就市，国际油价变了就要及时调整，但是上涨时调整的很快，当全球油价往下跌的时候，只下调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往下调了，说企业受不了。问题是，国外那些石油公司就能受得了吗？如果把国内和国际原油、成品油市场打通，让国内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让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国内竞争，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关于通信费用，中国有将有全世界最大的通信消费群体，有最大的电信公司，按道理来讲市场是最大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但为什么资费水平降不下来呢？还是因为竞争不够。我们多次提出，能不能让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组建一个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仅仅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进入到通信市场去冲一冲，情况就会有变化，那时通信公司一定会主动降价，不是要它降，还是它要降，因为降价才能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   

下一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关键是要把实体经济的能源、通信、物流、土地、融资五大成本降下来。仅靠一些口号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是降不下来的，必须通过啃硬骨头的改革才能实现。

    第二，加快大都市圈发展与相关改革。

    过去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的房价为什么涨得那么厉害？我们要注意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重要结构性变化，这就是大都市圈的加快发展。二、三四线城市房价也在涨，但是你要看它是在什么地理位置，是不是在大都市圈的范围之内。大都市圈以外的一些地方，虽然有些是省会城市，但房价不一定涨。大都市圈成长的很快，因为那里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城市的聚集效应更加明显。人口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往那里流动，通俗地说是能挣到钱，正规一点说是就业创业机会多。

2015年中国人口净流入的前三位城市，上海981万，北京882万，深圳782万，正是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中国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要创新驱动，要转型升级，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里，其他地方机会相对少一点。这是很正常的，符合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规律。发达国家到了这个阶段以后，都出现了这个现象。

这是美国东西海岸，有宝塔尖式的图形，图形越高代表人口越多。日本三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横滨都市圈，大约集中了日本人口和GDP的三分之一。大都市圈人口和GDP的占比，像日本、英国、法国、韩国都相当高，中国目前还是很低。这意味着我们的都市圈人口和GDP的比重还要往上涨。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还是相当强的。

    这是城市经济密度，一平方公里产生多少亿美元的产出。纽约18亿多，北京才2亿多，上海3亿多，广州2亿，深圳2亿多。北上广深在中国已经算很发达了，单位土地的产出已经很高了，但是和国际上发达经济体一比还差很多，意味着我们还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与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直接相关，年轻人朝这些地方集中，对房子的需求在上升。但是房价涨得过高过快，甚至到了离谱的地步，更多是由于体制、结构和政策层面的因素，包括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够直接进入市场，房地产税至今未能起步等等。更重要的是关于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政策，在一些方面与迅速变化的现实不适应。要打破这个困局，出路还是在于加快供给侧改革。

    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长时间在25%以下，最近几年有所提升也没有超过30%。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0%以上，韩国首尔达到了60%以上。所以这个比重需要调整。

    更重要的是改变城市结构。已有的城市结构，人口、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核心区，带来了人所共知的诸多城市病。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加快城市结构调整，要在大都市圈外围发展起一批中小城镇，把城市核心区过度拥堵的一部分功能疏解出去。外围的这些小城镇大体 在核心区20-50公里范围内，由疏解出去的功能形成产业支撑，实现职住结合，也就是尽可能使工作和居住在同一地区，通过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到位，这样大家才愿意住进去。核心城市主要是搞高端服务业，周边城市更多是一些制造业。形成这样的结构，都市圈容量还可以扩大，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提高。

    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宅基地逐步流转的改革落到实处。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特别是长期租赁住房，租售同权。房地产税是城市化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建设，应加快立法和实施。这项改革涉及利益广泛，有一些疑虑，比如70年的土地出让金都缴了，还要征税；低收入阶层本来就不宽裕，再缴房产税不合理，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应该都能找到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开始时，有些可以减免、有的可能是空转，先要把这项制度建立起来。一项好的制度，最终大家都是会受益的。   

第三，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分化，行业、企业分化，地区分化。这是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必然会出现的。需求增长减缓，供给侧相对收缩，竞争加剧、分化、产业集中，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演变过程。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年的转型升级，但进展不大，有一个增长阶段和环境的问题。如果需求空间还很大，日子过的不错，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转型的。所谓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一定是被逼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今后二三十年，中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竞争力，但是一定要有相当多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具备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通过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中国服务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大概占到服务业的25%，中国目前还不到15%。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还有社会服务业，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发展的空间很大，相应地，开放的空间也很大。   

不仅是对外开放，同样重要的是对内也要开放。我们过去的一条经验，是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这一条经验仍然适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句话分量很重。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样才能创造出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中国已经拥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中国的市场规模在世界上最大的。世界上排在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只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呢？人多。人多了商业模式才能够推广得开。再一个是我们的产业配套条件比较好，美国有的创投企业也要到深圳去找零部件配套。中国在历次技术革命中都落在后面，而且差距很大，这次有很大不同，差距已经在缩小，有些方面开始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中国在这些领域，将会出现一批新的增长点和一批世界级技术、产品和企业。

第六是前沿性创新带来的增长潜能。最近人工智能、新能源的进步超过人们的预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开始进入使用阶段等。虽然这部分能够转化为增长动能的比重还很低，但未来的潜力相当大。这方面形成的新增长动能不仅影响到中国，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对于中国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出现更多的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让企业家、科学家等创新主体有稳定的预期，推动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创新不同阶段金融产品的有效服务，产业配套条件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

以上讨论的是下一步中国经济中六个方面的新增长动能。这些增长动能的潜力要充分发挥出来，关键是要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点是加快推进国企、土地、财税、金融、政府体制和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

从改革方法上来说，还是要讲两句话，一句话是加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方向不能搞错；二是划底线，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另一句话说基层试验，大的方向清楚了，底线清楚了，还是要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要让大家敢于去试错。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充满不确定性，只有通过大量试错才能找到对的办法。

    如果改革能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后，依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既有潜力，我们可以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争取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稳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