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8）

　　加快结构调整与保持高速增长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若干问题*

         3．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大胆借入国际优惠贷款，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我国到底可以借多少外债用于经济建设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1991年开始我国进入还债高峰期，很多人担心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按国际口径测算，我国目前的偿债率和债务率都仍低于警戒线。从韩国的经验看，外债利用并不可怕，在70年代中期韩国进入还债高峰期时，每年还本付息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1982年甚至达到58.7亿美元，结果只能是举新债还旧债。但韩国利用外资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并大幅度地扩大了出口创汇水平，因此外债包袱并未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显然利用外资数额多少并不是利用外资的关键点，而外资利用好坏（效果）才是问题的焦点。当然，利用外资不仅仅是借债，还有合资、独资兴建企业等，但对基础设施等行业筹资来说，借债大概是最主要的途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外债的利用效果，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采取由国家对外债的借入实行统一管理的办法，在外债用途上也明确规定：政府借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主要的支柱产业，商业借款则主要用于创汇行业的发展。这一规定必须继续坚持。我们应该积极利用当前国际上游资较多的时机，引进更多的外资以解决目前国内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4．建立政策性银行，明确其主要职能是为基础设施等行业筹资，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贷款。各国政策性银行尽管都是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筹集资金的，但因各国的财政、金融体制的差别，各国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重点投向也是不一样的。目前，韩国政策性银行的贷款重点是重化工工业及输出产业，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贷款重点则是基础设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的几大专业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国家可以对其资金投向作直接的调控，因此实际上具有极强的政策性金融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是，目前尚没有专门的为基础产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基础产业建设所需的资金十分短缺，且随着各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深入，专业银行对基础产业的贷款将日渐减少。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急需成立，另一方面必须明确新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必须以基础设施等“瓶颈”部门投资作为主要任务。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可以有以下几条：一是向金融机构（含邮政储蓄）发行金融债券，规定各金融机构按新增存款的一定百分比以低息买入，并不得转让，二是向社会发行国家担保的债券，三是国家财政预算安排的经营性建设资金和核拨的注册资本金，四是借外债，五是靠设立一些基金筹得部分资金和部分保险基金结余资金。
　　政策性银行主要业务是为基础设施及部分基础产业筹资，但也必须认识到有一些基础产业只适合财政投资或低息贷款，如公路建设、上下水道建设。政策性银行可以对大部分有一定收入的基础设施等部门实行低息贷款，也可受委托运用一部分财政资金进行贷款，否则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也会日益紧张，这一点也许正是政策性银行难以取代财政投资的的原因。另一方面，建立政策性银行正是为了提高一部分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使企业摆脱财政软预算的无约束状况，同时将一部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基础产业建设，这就要求政策性银行必须是有一定的赢利水准，这种赢利水准必须低于商业性银行，这样才能使得政策性银行既有生命力又带有“政策性”。
　　5．设立普通长期信用银行，为基础设施等“瓶颈”部门发展提供长期商业贷款。所有的基础产业都是商业经营性行业，它们的建设资金都可以且也应该从资金市场上获得；对于商业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部门（如邮电通讯、铁路等）也完全可以从长期商业贷款机构获得建设资金。目前的几大专业银行虽都涉及一些长期贷款业务，但它们并不愿意对此予以更多的重视，可以说我国的长期信用业务远未形成规模，远未走上正规化的道路。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基础设施的筹资需要还是从资金市场形成角度来看，普通长期信用银行的设立都是十分必要的。
　　普通长期信用银行一方面以其纯商业性而区别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又以其长期贷款特点而有别于一般商业银行。它既可以在现有的建设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也可以以新的机构出现。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吸收居民长期存款；二是发行国内金融债券；三是在境外发行金融债券。
　　普通长期信用银行设立的难点在于其资金来源是否稳定及其资金利用是否高效。就资金来源而言，随着各种保险基金的设立，国内将出现一批可供长期使用的资金，只要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他们都可以用于长期投资。再就其资金利用来说，只要确保其经营独立性，按照自负盈亏原则经营，都应该是可以赢利的。
　　6．积极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加强基础产业的筹资发展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土地的价值，特别是最近两年内，一些城市有偿出让土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通过有偿批租土地为基础产业筹措更多资金。此外，还可以采取向重点项目划拨土地，作为国家股本，进行联合投资。铁路、电站、城市基础设施，特别适宜采取这种形式。
　　六、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分行业的筹资对策
　　上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了宏观筹资环境及政策，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具体行业的筹资办法。
　　1．铁路。据预测，“八五”期间铁路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为一千亿元。铁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目前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部门。其自身筹资能力的提高及筹资渠道的拓宽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铁路建设内部的积累能力提高，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进一步提高铁路的运价。尽管近几年铁路运价不断提高，但与总的物价水平提高的幅度以及相关的消耗品价格上升指数相比，铁路运价依然增长过慢。特别是货运价格还处于入不敷出的水平。据测算，货运价格每公里提高一分钱，即从目前的0.0265元/吨公里提高到0.0365元/吨公里，每年就可收回资金100亿元左右。至于短途铁路运输的价格应提高得多一些，使其与长途运输的价格拉开差距。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部分运输分流到公路，减轻铁路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增加铁路的收入，使铁路转到以长途货运为主的轨道上来。对于客运来说，可以考虑按照供需平衡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客运票价，特别是卧铺价格。实际上，目前很多城市卧铺黑市票价已超过牌价的1/2-1/3。显然，再把卧铺价格提高50-100元，社会对此也是有承受力的。而由引带来的收入也将达到100亿元左右，作为缓解铁路资金不足的应急措施，提高铁路运价是最为关键的。第二，进一步提高铁路的折旧水平。长期以来，铁路固定资产基本折旧率仍然很低。80年代以前为1%，目前也仅为4%（全国工业企业平均基本折旧率为5.7%）。铁路的低折旧率实际上是掩盖了铁路部门资金利润率吃老本的虚假因素。建议国家将铁路行业的基本折旧率提高到6%的水平，大修提存率由目前的6%提高到7.5%左右。由引提高的折旧资金将达到100亿元。实际上铁路运输能力提高的另一重要措施是不断挖掘现有的线路运输能力，而提高折旧率正是挖掘潜力的最主要措施。第三，在铁路行业普遍实行责任承包制，提高铁路的经营管理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铁路服务质量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究其原因，管理体制落后、吃大锅饭是一重要因素。尽管这一问题与资金筹措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我们认为这是提高铁路全行业素质的重要方面，对此应予以重视。
　　从拓广铁路筹资渠道来看，我们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通过股份制的办法，积极诱导资金投到铁路建设中。据悉，现在已有合资建设的铁路干线16条，合资主体包括：中央、地方（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及若干企业，这无疑为铁路建设提供了一条新路子。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做法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在资金来源上相互“钓鱼”，工程完成后运力分配不均，相互扯皮的事情屡有发生。为了将这种合资建路的形式更为规范化，我们建议尽早使这些合资铁路成为股份制公司，以便这种形式走上健康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筹资单位都明确其股东地位，而且在适当时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第二，设立铁路建设基金，由国家统一安排运用。基金制是各国为基础设施筹资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形式。铁路基金的主要来源为：（1）发行铁路建设债券。可以设想，每年以国债形式发行为期10年左右的、金额为100亿元的建设债券。这种债券的发行，可以与一定的行政办法相结合，例如在职工购买住房时，一定要买一定数额的铁路建设债券。（2）按照货运吨公里加价0.5-1分钱的标准征收铁路建设基金。该基金统一由铁路建设基金委员会管理使用。（3）国内、国际金融机构的低息贷款。（4）国家拨款及社会捐助。有效地使用好这笔基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成立铁路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必须每年向国务院提出经营管理报告书，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争取利用更多的外资及国内贷款。铁路部门不愿利用贷款，总是觉得商业贷款利率高、还不起。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按1991年铁路系统盈利150亿左右计算，其借债规模至少应达到200-300亿元以上。在目前资金紧张且筹资渠道又单一之时，利用更多的国内外商业贷款是缓解铁路建设资金紧张的现实办法。
　　第四，对铁路建设，国家在土地划拨上给予优惠待遇，不仅铁路工程占地可以如此，还可有意识地在沿线主要地区划拨一部分商业性用地，以利铁路企业扩大筹资能力。
　　2．公路。作为非经营性的行业（当然一些高速为半经营性的）其建设资金在“八五”期间缺口为四百多亿元。预计“九五”期间资金缺口可能更大。现就其筹资渠道的拓宽提出以一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对公路建设的拨款。我国公路建设的支出占GNP的比重为0.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及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普通公路完全是一种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其资金来源只能靠国家拨款，建议争取在近一、二年内，将公路的预算内拨款占GNP比例提高到1.2%左右的水平。
　　第二，提高车辆购置费标准，对所有的汽车都必须征收养路费。目前我国公路建设资金源于车主的费用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车辆购置的附加费，二是养路费。附加费缴纳标准是国产车10%，国外进口车15%，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进口车辆购置附加费增加到20-25%，国内车提高到15%，仅此一项就可增加收入10多亿元。另外，原来的养路费规定按营业收入15%计提，这部分资金都由地方政府支配。但是，各个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逃避上缴养路费的情况。如北京，免征养路费的车辆达50%。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应该明确规定所有的车辆都需缴钠养路费。
　　第三，开征燃油税种，使其成为公路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公路建设的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汽油税，一般做法都是按不同车种而对不同型号的汽油制定多种税收标准。而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方法却很单一。建议对不同型号汽油开征20-100%的特别消费税，并将其全部所得都用于公路建设。可以设想在汽油税种较为完善时，取消汽车的购置附加费。
　　第四，积极发行公路建设债券，为特定的公路建设筹集更多资金。我国近几年来各省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公路建设投资热，“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想已深入民心，这为国道及地方道发行建设债券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特殊国道干线的债券可以以国债名义在全国发行，而地方道路建设中尚未就发行债券筹资做过尝试，建议国家可以就国道建设率先进行试验。从国外经验看，这是一条为公路建设筹资的成功道路。
　　第五，在继续争取更多的外国资金之时，积极利用各种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他筹资办法。“七五”我国利用世行的两批公路贷款约2亿多美元，第三批贷款为3亿多美元，我们要进一步努力加强与世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争取更多的外资流向公路建设。对于“以工代赈”、集资或利用商业贷款修建的高速公路、桥梁实行收费的办法，我们也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效果。
　　第六，国家在土地利用、税收政策上对公路建设予以一定的优惠。对于普通公路建设所占用的耕地，可以实行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政策。对于从养路费中征收能交基金及预算外调节基金的政策建议予以取消。当然这可能减少一部分财政收入，但也要看到这可以大大提高公路建设自身的筹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减少了其向财政要求增加投入的压力。
　　3．邮电通讯业。近年邮电通讯业务增长迅速，经济效益显著，是基础设施发展最快的行业。但是，其“瓶颈”作用也并未因此消弱。邮电通讯业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在于其设备、原材料都可以通过进口获得（这是交通运输设施所无法做到的），前提是一要有资金、二要有市场。基于目前其效益显著、市场巨大的特点，建议尽早让其走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另外，国家对邮电通讯部门必须进行严格的督促，制定出超前的邮电通讯发展计划，给它们以足够的压力。这是邮电通讯业能否在近期内取得预期增长的前提。邮电通讯业建设资金来源今后只能更多地依靠资金市场，而不是依靠国家财政援助。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对其拨款将取消，政策性贷款式的比重也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因此，如何利用资金市场是解决其建设资金不足的关键所在，具体说可以有如下办法：
　　第一，更加大胆地利用外资，不仅更多地争取一些政府的优惠贷款，还要努力利用国外的商业贷款。利用外资已成为邮电通讯行业的第二大资金来源渠道，1990年外资利用额为10.2亿元，1992年大约在15亿元左右，其主要形式是政府低息贷款和成套设备的引进。建议在1992年外资利用额达到30亿美元，显然，这就必须大胆引进商业贷款。国家应把邮电通讯行业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部门予以大力支持。
　　第二，积极发行债券筹集建设资金。目前，邮电通讯行业很少利用债券进行筹资，这是很不正常的。邮电行业资金利税率高、信誉佳、市场总体看好，这些都很有利于其债券发行。问题可能不在于其债券能否成功发行，而在于邮电通讯行业本身不想通过资金市场筹资。这就要求邮电通讯部门要以经济发展为已任，尽快使其在短期内有一个飞跃发展。另外，也要求国家必须制定出科学、严格计划，迫使邮电通讯部门努力去开拓新的资金渠道完成计划任务。
　　第三，更多地利用银行贷款，争取在“八五”末期利用贷款金额10亿元以上。
　　第四，允许移动电话、传呼电话等无须垄断的业务实行民办民营或合资建设，以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
　　4．煤炭。作为最主要的基础产业之一，煤炭工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1990年，统配煤矿亏损额为119亿元。1985-1990年，国家用于统配煤矿的亏损补贴高达130多亿元，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作为经营性产业，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的。统配煤矿的出厂价格过低，企业没有定价自主权。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在近期内要使煤炭供给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尽快调高煤炭价格。1990年，原煤生产成本56元/吨，而计划内价格为30元/吨。建议在近一二年内，将煤炭出厂价格调高到生产成本以上，使煤炭行业基本上消除政策性亏损。实际上，煤炭最终用户的购买价格已经大大超过成本价。南方一些地区煤炭销售价达200元/吨以上。因此，只要消除流通环节的不合理加价，那么提高煤炭价格对最终用户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第二，增加国家对煤炭行业的投入。“七五”期间，煤炭工业投资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结果是统配煤矿没有达到计划指标所规定的产量。“八五”后续生产能力将严重不足。
　　第三，建立煤炭基金。要满足“八五”期间煤炭生产对资金的需要，仅靠调高煤炭价格及增加国家支持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而建立煤炭发展基金就是其中的一种。煤炭发展基金主要来源：一是煤炭用户支付煤价2%的加价基金；二是国家对特大煤矿的开采（如神府煤矿）发行债券。估计通过这种办法每年可为煤炭工业提供数十亿元的资金。
　　第四，积极挖掘各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为煤炭建设筹资。统配煤矿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采挖的，因此主要的用户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企业用煤要动员各地投资，鼓励各地积极运用股份制形式采取合资、参股及各种集资办法为煤炭行业筹集更多资金。
　　5．石油。自1988年以来，石油工业出现全面亏损。据有关部门预测，“八五”期间石油投资缺口高达900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及石油工业本身的经营性特点，积极将石油工业推向市场。具体设想如下：
　　第一，提高原油的销售价格，使其基本上达到国际价格水平。原油价格偏低，油价与成本倒挂，是油田亏损的根本原因。有关部门提出新井油实行新价，而老井油则部分按“平转高”逐步提高其价格。我们认为，老井油实行逐步提价还不如一次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价以上为好。原油价格双轨制的并轨宜早不宜迟，这是使油田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经营者的前提条件。
　　第二，为油田企业提供各种优惠的政策，它们包括：减免石油行业的能交基金和预算外调节基金、减免土地征用费、提供更多的政策性优惠贷款。
　　第三，积极种用债券、股票形式为石油开发筹资。对于一些大的油田开发，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债形式筹资，同时也可通过合资进行开采。对一些大型的油田亦可通过股份制改造，使其在管理及资金筹措渠道方面有新的突破。
　　6．电力。1990年，电力生产部门资金利税率为9.96%，电力供应部门的资金利税率为18.7%。尽管电力企业资金利率达到全国水平且近几年电力投资增长迅速，电力工业发展也很快，但电力依然是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部门。目前电力发展资金来源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局面，但电力发展依然面临资金短缺的制约。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电力基金制。其资金来源为：一是按照每度电售价增加2-3分的附加费，每年估计可增收40亿元以上的资金。二是发行电力建设债券。三是国外借款。值得强调的是今后电力投资的重点主要是放在技术改造上面。从投资结构上说以发展水电及电网建设为主。
　　第二，大型火电站建设的资金来源以长期贷款为主，同时也应该发行特殊债券、引进外资以及通过集资等办法筹措资金。财政资金对此不应该提供无偿拨款。
　　第三，加强电价的管理，初步采用一个地区一个价格。对一些集资办电的项目在提供给用户时，依然可以采取一定的浮动。
　　第四，地方小电厂建设，可采取灵活多样的集资办法。如用户集资、合资建设、政策性贷款等。国家在一些政策上给予优惠。
　　7．原材料及其他基础设施。目前原材料行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走上了一条以市场筹资为主的道路，这是近年改革取得的一项巨大成绩。我们认为将来随着市场作用的强化，原材料产业的“瓶颈”含义将消失，国家对他们的扶植也将逐步以政策优惠为主，而不是资金和物资的直接支援。
　　至于其他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需要强调的是机场和码头的建设（因为它们已成为水运和航运的“瓶颈”）。我们认为，一方面要求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争取早日实现财务自理，另一方面，在目前其本身还无力解决巨大建设资金需要之时，国家应予以适当的资金支持，既可以通过拨款，也可通过优惠贷款形式进行。
　　8．教育。教育作为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的重点之一，在尽快增加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资同时，要大力开办其他民办或合资的学校，努力提高国民素质。近年来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我国的教育尚未走出封闭的体制，教育投资渠道仍仅仅局限于国家财政，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加之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一直较少，其占GNP的比重一直在1%左右，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无疑更加阻碍了教育的大力发展。实际上，这也是过去10多年以来人们对教育的偏见──即教育只是第三产业不能创造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从日本或是从韩国及其他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看，教育始终是国家的重点投资部门之一。大家常言人口太多是我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殊不知日本、韩国等地的人口密度均大大超过我国，因此我们无须过份强调人口数量对经济落后的影响，而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口素质太差。改革开放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但只有教育才能提高人的素质，对于国际竞争来说低素质的劳动者只能永远是落后的。显然，大力发展我国的教育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任务。一方面必须提高财政对教育投资的比重，争取在3-5年内使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达到2%。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教育融资体制，它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允许全民办学，既有私人小学、中学和大学，也有合资形式的各种学校；二是扩大目前已有的大学招生数量，允许更多学生以自费和走读形式进入大学。
　　基础产业建设资金筹集问题，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总是的途径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体制转轨时期，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改革措施和政策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我国基础产业的发展能三五年上一个新台阶，这样，我国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赶上发达国家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
　　注：*这是一份课题研究报告。课题负责人是罗精奋和本书作者，本报告执笔人：郭树清、孙国华、许江萍，参加讨论的还有：邵宁、韩文秀、陈炳才、臧跃茹。
　　
　　铁路筹资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我国铁路建设终于出现了一个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投资热潮。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交通和通信能上去，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从发展角度看，交通和通信的先行官意义众所周知。从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角度看，交通和通信落后，实际上成为建立统一、完整、开放市场体系的最硬约束条件。而在交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铁路。铁路发展在现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性，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但是，铁路建设的资金筹集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困境。尽管国家已经采取了提高运价、建立基金的措施，银行信贷计划中也把铁路建设贷款列在仅次于农副产品收购的突出优先地位，在鼓励中央地方合资修路和引进外资方面也作了许多努力；然而，要满足“八五”计划的资金需求，仍然有相当大的缺口。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现在确定的“八五”建设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仍然是一个被动跟进的计划；即使圆满完成，仍将不能改“九五”时期交通滞后的不利局面，经济增长不得不继续为之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我们寄望于“九五”时期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有根本性改善，那就必须在“八五”后期再上一批如京沪高速铁路等骨干项目。从我国整个经济资源的潜力来看，这个期望值应该是可以达到的。预计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很可能将超过1万亿元。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前期，曾经出现过铁路投资超过其他全部工业投资的局面。而在我国，这样的“起飞”准备阶段从未有过。即使现在铁路建设投资份额有所提高，无论“内比”还是“外比”，都仍然是微不足道的。问题的核心，或关键，或要害，在于如何在筹资方式上有突破性转变，把更多的资源吸引或诱导到铁路建设中来。
　　铁路建设资金筹措，和大多数产业部门一样，有两个渠道：一是内部积累，一是外部融资。这两个渠道同样重要，而且相互紧密联系，都不可偏废，从内部积累来看，现在的主要出路是提高运价，这方面确实还有潜力可挖。但是必须考虑到以下不利因素：
　　（1）铁路运价调整事关全局，主要由国家决策，提价的速度、幅度总是有限制条件的，不可能十分理想；
　　（2）铁路运营的主要投入品煤、电、油的价格在此期间也需要大步调整。铁路员工的工资性支出，即使保持社会平均增长速度，也将是一笔巨大的成本增支。因此，提价的增收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被增支所抵销；
　　（3）即使提价后能使运输企业的盈利率提高，也并不意味着立即就能满足现阶段超常发展的投资需要，还存在一个“远水”和“近渴”的矛盾。
　　因此，现阶段铁路建设资金势必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开拓外部融资渠道。所谓外部融资，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和非金融形式，动员社会总储蓄的大量资金进入铁路建设事业。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即铁路筹资的社会化和市场化问题。
　　一、要进入市场，首先要成为企业
　　目前铁路的外部筹资，主要还是政府行为。银行对铁路的贷款，是银行根据国家计划和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性命令，向铁道部或地方政府提供的信贷；中央与地方合资建路，各级政府使用预算内预算外资金（除去地方拉银行贷款之外）投入铁路建设，自然是典型的行政行为；铁道部发行铁路建设债券，数额很小，而且铁道部作为债务人，依然是政府机构的行为：以国家或地方政府名义借用外资，数额也十分有限。
　　政府采用上述方式筹集外部资金，存在着很多带有根本性的不利因素。首先，强制性地要求银行贷款，不符合专业银行企业化方向，最终势必取消。虽然今后要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但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也要面向企业，即微利和低利企业；政策性资金运用不以追求盈利为首要目标，但也不允许逾期不还或亏本。况且，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产业部门不止一家，铁路能占的份额肯定是非常有限的。第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资建路，因为都是政府机构，行政性的讨价还价造成许多拖延、推诿和损失浪费，合作谈判、组织协调，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矛盾和冲突。第三，以铁道部或地方政府名义发债，风险和责任都集中在国家，还债无法具体落实，政府综合部门不积极，债权人也有顾虑，扩大债务融资受到很大限制。第四，与这类筹资方式相对应的是没有完整明确的业主和利益关系约束，建设费用普遍超概算，重点项目往往成了“无底”项目。第五，更重要的是，采用这些行政性筹资方式建设新路，建成后的新线重新纳入老的路局管理体制，难以加快铁路系统的企业化进程。
　　上述筹资方式不可能一步改变，将来也不必要完全取消。但是，外部筹资的主体方式必须转变，否则就无法动员社会资金、特别是引导居民储蓄资金更多投入铁路建设。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于加快铁路企业化改造，而首先应把新线新模式置于改革的突出地位，先成立公司，后开工建设，在筹资的过程中同时完成新企业的创立过程。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选择是搞股份制。
　　股份制企业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不公开发行股票。目前，我国已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市值已近千亿元，吸引了相当可观的社会资金，而铁路行业则被排除在外。其实，最适合搞股份公司的行业是铁路，对此早有历史定论，尽人皆知。现在的问题是，铁路系统内外还有种种认识上的障碍。一种说法是，铁路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非国有的产权因素进入，可能会影响“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原则。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搞股份制并不妨碍国有股和公有法人股占主体，不妨碍国家占据控股地位。即使在股权结构高度多元化的情况下，铁路作为特殊的基础设施部门，其经营活动仍受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以防止其可能的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铁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而收益慢，将来价格也受国家管制，盈利率不会太高，出售股份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其实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铁路运价合理化是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现在开工建设的铁路，等到完工投入运营的时候，价格可以基本合理化。而且铁路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主要的运输方式；若考虑到高速铁路的发展，则可能在更长时期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会发生衰落，因此是投资风险极小的产业。如果铁路建设能和经济开发、特别是土地开发相结合，铁路投资的回收期不一定很长，而投资回报率也可以达到较高水平。
　　铁路筹资的社会化、市场化，首要前提是铁路自身的真正企业化。现有铁路组织体系如何向独立法人实体的企业转变，可以有几种选择。已经开始试点的是“块块”法，即原来的路局变公司。也可以考虑按线路设立公司，或者两者皆有：老路按区域，新路按线路，而且可以相互参股、控股。
　　二、开拓多种筹资方式
　　在逐步改变“国家筹资、国家建设、国家经营”这种老模式的过程中，社会化市场化的筹资方式可以不断发展壮大。
　　首先，新线建设大都可以采取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或出售股份以及转换债的形式筹集大量资金。要根据各条线路的具体的建设周期、回收周期及预期盈利率来确定发行股份和转换债的比例结构、时间期限等等。铁路证券上市，由于其自身的性质，难以被投机商炒作，不仅有利于铁路自身筹资，而且有利于解决宏观证券市场上供给不足、小公司股票被反复炒作，市盈率严重脱离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等问题，大大促进股票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其次，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金融信贷资金的同时，采用新的方式仍然可以扩大利用商业银行贷款。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要做好现金流规划。在既有线更新改造中，在有老企业参股的新线建设中，都可以利用铁路每天都有大量运输收入的有利条件，把银行的短贷长期化。具体做法是，借一笔期限为3个月、或半年、1年的贷款，到期就归还，还后立即又再借一笔，这样等于经常负担的是贷款利息，银行也乐于这样做。1991年我们去广东调查，发现广东省的公路部门借用银行贷款的规模达15亿元，而且大都是短贷，令人不可思议。仔细研究后才发现其合理机制之所在；因为公路部门每天都有一大笔养路费收入。
　　第三，铁路公司以雄厚的股本资金作为后盾，还可以发行大量的一般债券，从企业债券市场融资。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作为投资安全性极高的行业，政府对铁路企业发债规模与自有资本的比率可以放宽要求，债务超过自有资本1倍或数倍也不会出问题。由于铁路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公众对铁路发展的关心和支持，适当采取低息债券形式。近几年来铁道部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个人捐款，新线建设中人民群众像当年支援红军一样支援修铁路等事实，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佐证。如果不是要求无偿捐赠，如果债券还可以与若干年后的股票发行挂钩，那么低息债券的吸引力应当是很大的。低息债券可定名为“铁路建设爱国债券”，设立专门帐户，用于特定项目（比如某一大桥、某一车站建设），并树碑立传，这样是很有筹资潜力的。不仅国内大众会认购，海外同胞侨胞也会认购。
　　第四，国家应当通过法令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征地定价的原则标准，杜绝地方和某些居民乱敲竹杠的行为。此外还应相应划出一定数额的国有土地由铁路公司开发。目前在南方个别地方已开始类似试验。如果新线建设得到土地开发的辅助，铁路资金供应就会非常充裕，机动余地也大大扩展，在资本市场筹资就更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三、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铁路建设利用外资目前还十分有限。今后还应尽力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外国政府的贷款。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拓引进国外民间资金的渠道。中国铁路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曾经在美国作过考察，拥有数万亿美元的各种养老金基金会和保险公司，特别看好中国的基础产业。他们对加工工业的兴趣并不很高，因为加工工业的投资风险太大；他们也不在乎回收期长的问题，因为这些资金本来就是可以长期投入的。对这些机构的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与安全。这类资金应当成为铁路利用外资的重点动员对象。
　　在铁路引进外资的问题上，目前依然顾虑重重。主要担心是怕外国人控制中国的交通大动脉，怕借了钱还不起（特别是外汇自身平衡太难），还怕统一运输网将来会出现破裂，等等。这些提心虽然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办法的。一般来说，即使不从政治上考虑，单从经济收益角度考虑，确实也不应让外国资本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铁路领域。因为这是一块肥肉，日本、韩国过去长期对此采取关门政策。然而我国的情况特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有筹资的需要，而且对转换机制也极重要。
　　是否可以考虑，干线采取合资形式，中方资本份额不低于51%，甚至也可以要求不低于60%。铁路广泛地公开发行股票时，还可以规定：一家国外公司或机构持有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一定数额（例如5%或10%）；股票进入二级市场流通时也有类似限制，超过限额即为非法。外国股份的比例还可因线路不同而有所不同。预期投资回收快、受益率高的线路，外资比重可更低一些，反之则可更高一些。有些线路可以合资，有些线路则可以不合资，不合资也能以债务形式筹措外国资金。而这一点，应当受到更大的重视。关于外汇平衡问题，毫无必要担心。人民币可兑换的步伐正在加快。不用很长时间，汇率真实化单一化，不再有“三轨制”，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我国目前每年可利用的外汇已达上千亿美元，一部分是经常项目流入的，一部分是资本项目流入的。但仅由于体制问题、管理问题，每年有上百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人为造成外汇紧缺和市场汇率过高的局面。经过整顿和改革，外汇领域混乱和扭曲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铁路自身其实具有很高的创汇能力。例如旅游创汇，去年国家收入39.5亿美元，事实上去年入境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华侨总数达3800万之多，人均给国家提供外汇仅有104美元，还有大量旅游外汇流失在民间。这说明旅游创汇的能力是很大的。如果铁路条件改善一些，境外来华人员会有更多人乘坐火车。当然，将来不必要求铁路有创汇目标。在统一价格和汇率的条件下，随着铁路经营效益的提高，偿还外债不应成为问题。
　　综上所述，铁路筹资局面的根本性改善是极有希望的，问题的关键无在于要把摆脱筹资困境与转变铁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变国家筹资主体为企业筹资主体。机制转变了，无论内资、外资，都在巨大数额可以被吸引到铁路建设上来。
　　注：*本文写于1993年初，曾发表于《铁道经济研究》1993年第3期。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九五”的关键*

　　 “九五”计划具有历史性的新特点，面临着两大主要任务；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小康”目标；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两个方面的任务紧密相联。“九五”计划要把改革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关键在于能够盘活经济资源的存量，用好经济资源的增量。因此，“九五”期间要围绕优化资源配置，全面展开国有企业改革、计划投资体制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能否按照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从根本上决定着能否抓住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九五”计划的制定要以“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方向。要实现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将宏观调控转变为间接的宏观调控，计划的作用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促进总储蓄和总投资的平衡，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保持国际收支的稳定。为此，计划工作要从侧重于国有经济转变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引导，要从以政府直接掌握少部分增量资源转变为以间接手段覆盖和调节全社会资金流量。“九五”期间要基本取消计划的实物管理和生产性投资项目管理。要把对投资的计划和行政的约束转变为市场和竞争的约束；国家要编制社会资金流量的调控计划，不再制定包罗万象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从国土合理开发、环境保护和技术规模要求的角度加强对社会投资的监督和控制；取消国有单位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的划分，全面落实企业的投融资自主权，国家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要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取消银行贷款规模以及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贷款的划分，全面落实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实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期限管理。国家宏观调控的中长期目标是，通过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策干预，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的优化，具体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研究发展的支出比重：二是推动经济资源向基础产业流动，改变“瓶颈”约束状况；三是为支柱产业的确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彻底扭转规模不经济、投资分散的被动局面；四是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进一步强化农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积极规划和引导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促进农村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
　　2、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快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九五”期间要基本解决遗留的价格改革问题，主要是理顺粮食、棉花、石油、电力和铁路运输等基础性价格，以及住房、教育、城市交通等服务价格。要把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放在突出位置，改变目前的“双重化”、“二元化”格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下决心解决利率扭曲问题，加快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股票、债券和股本融资等直接融资为辅的资金市场的培育和形成。任何生产性新项目一开始就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在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放开活企业和银行的融资活动，强化市场竞争之后，就会改变“一放就乱”的局面。资本市场的开放要优先考虑电力、铁路、高速公路、水运、电信、汽车、船舶、冶金、石化等市场前景好、风险相对小的企业筹措资金的需要。把这些行业的投融资活动推进市场，而不再由国家安排专门的拨款和贷款，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就会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开放市场与其他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才能为宏观调控转变到间接型体制创造基础，这一点在“九五”计划中应当十分明确。
　　3、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生产经常性项目要完全由企业承当投资主体,包括煤碳、发电、石油开采、收费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等可以引入竞争的基础行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进入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一部分基础性项目还可以通过竞争性的途径获取政策性金融的信贷支持。新开工建设的生产经营性项目,一律实行资本金制度和项目法人制度，要按公司制先成立企业后开工建设。垄断性基础产业项目，包括供水、供电、煤气、机场、港口、邮政和基础电信等行业，也应设立法人投资实体，在拥有一比例资本金的前提下，向资金市场融资，广泛吸引各种社会资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和社会公益性机构承当投资主体。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预算预拔、社会捐赠和其他非市场筹资。
　　4、进一步清理和界定政府的投资和融资职责范围。政府一般不对生产经营性项目直接投资，财政资金主要投入教科文卫、水利、普通公路以及尖端性的高风险高技术产业等难以自筹投资、自负盈亏的少数行业。政策性金融主要投入基础设施、国土开发和农业水利等低盈利行业。在制造行业，例如机电、汽车、轻纺等行业一般都不再安排政策性融资。在政府规定的投融资领域里，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享有充分的项目审定权和经营自主权。财政拨给政策性金融的资金，应主要用于贴息。政策性金融的其他主要资金来源，应稳定在邮政储蓄、保险费积累和向其他金融机构发行债券，以及从国际金融机构借债等渠道，一般不再由人民银行直接供应资金。
　　5、要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中央政府要负责全国性的交通、能源、水利以及教科文卫，地方政府要负责地方域性的交通、能源、水利和教科文卫。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统一协调，充分利用规模效益，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浪费，全国性项目的资金筹措要由中央政策给予支持和帮助，但地方政府无条件地要承担起相应的地土征划、辅助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九五”期间，国家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重点区域，一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克服其“瓶颈”制约，加快其产业升级过程；二是西部边远落后地区，以改善其投资环境，带动其经济发展跟上全国的步伐。
　　6、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出发，进一步加强对利用外资的引导。以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引资的主要领域，以机构投资者和跨国公司为重点合作对象，以直接投资和股本融资为主要形式。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外销比例要求，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完全可兑换。利用外资项目的人民币配套资金，由项目法人自己申请银行贷款，或者经过批准后从证券市场筹措资金。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可考虑优先开放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销市场，国家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对外商在中西部进行的基础性投资性项目给予人民币配套资金的支持。
　　7、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一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下，因地制宜，采取转包入股等形式发展适应规模经营，形成稳妥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二是从财政预算中拨出足够的专项资金建立国家的农业高科技研究开发体系，重点是培育高产、高效、高质的优良品种，开发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农业技术，研制高效、无害的新型农药和化学肥料。三是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障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政策调控体系，减少农业生产的风险，抑制农业生产的成本上升，稳定和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四是实施积极稳定的城镇化战略，改变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城镇建设流于自发的局面。要大力改造和建设新的小城镇，适当发展中小城市，通过政策和法规的办法，把城镇和城市的扩张引导到充分利用丘陵、山坡、荒滩，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积极鼓励农村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允许农民进入城镇从事各种服务业。
　　8、下决心对长期亏损、挽救无望的国有企业实行停产和破产。这些企业的产品落后，大量积压，资金也越压越多。如果要维持这些企业的生产，每年需要数千亿元的资金投入，而把职工养起来，则只需要花十分之一或十几分之一的钱。筹措100亿元资金，就可以为500万职工提供一年的生活费（平均每人每月167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算清这个帐，舍得花这个钱，改变目前这种给无效生产发放贷款和补贴有人出钱，搞结构调整就无人愿意的不合理局面。建议设立专项结构调整基金，其资金来源是：（1）现有的失业保险金拿出50％；（2）银行呆帐准备金拿出30％；（3）财政每年增发30亿国库券；（4）银行贷款利率提高后划出一定比例的增收利息直接进入该基金。从1996年开始，首先对一批效益最差的企业实行停产。分别情况，有的直接转入破产程序，有的进行出售拍卖，个别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通过整顿，实行转产、转业改造。企业破产后的财产清算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应首先用于安置职工（包括缴纳养老保险欠帐），剩余部分用于偿还债务。不能偿还的银行贷款，由银行呆帐准备金冲销。如果破产力度较大，需冲销的债务超出能提供的呆帐准备金，可研究采取在专业银行、中央银行和财政之间进行债务重整的办法加以解决。
　　9、大力推进现有企业的联合、兼并、重组。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目前势头正在减弱。其主要原因在于：劣势企业的各种历史包袱沉重，相当一部分企业即使无偿赠送也无人敢接手。可以采取的措施是：（1）区分具体情况，对进入重组的落后企业的银行贷款余款，确定一定比例或数额，实行较长时间的停息挂帐（5－8年），相应由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同等数额的再贷款也实行挂帐。（2）企业土地使用权转让补交的出让金全部或大部分返还，用于安置分流出来的富余职工；（3）将富余职工统一纳入社会保险体系，近几年欠交的养老、失业保险费要补齐，这样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通过采取这三条配套措施，可以进一步促进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推动企业集团的发展，鼓励企业之间的联合、兼并和无偿划转。把更多的外资直接引向改造国有老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盘活存量资产。要积极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乡镇企业进城改组改造国有企业。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进一步利用级差地租，搞好市区老企业的搬迁改造、转产改造，与此同时进行相应的改制造组。企业之间的债务，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可转变为股权。对国家“拨改贷”部分进行“贷改投”转换。有条件的企业，可引入中介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对企业进行技术股本融资。
　　10、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大公司、大集团。抓紧研究和落实1000家国有大企业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具体措施。要把这些骨干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使之能够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参与公平竞争。强化产权约束机制，消除行政隶属关系。在不影响财税、金融等宏观体制统一性的前提下，对这些企业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和历史包袱要具体研究、优先解决。争取在3年时间内优化这些企业的资本结构，使其平均的资产债率保持在65％的水平。扩大资本市场融资，要优先考虑这些企业的筹资要求。利用外资，扩大外资自主权，也要优先批准这些企业的申请。地方省市政府也可以支持发展一批地方性的企业集团。但是要注意防止按“双保”办法来扶持这些企业，否则就有可能削弱其竞争意识、市场意识。
　　11、目前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也要抓紧进行存量结构调整。现在日子比较好过的企业包括已经改组为股份制公司企业，仍然不同程度地存着着资产、人员、土地、机构等方面的存量结构不合理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快优化资本结构、优化劳动结构、优化土地使用结构、分离非生产性机构的调整和改革。为推动这一进程，应当采取以下政策措施：（1）企业税后利润和国有股分红资金，在严格监督的前提下，可分别用于补充资本金，分流富余人员，创办第三产业，剥离非生产性机构等等方面。（2）企业占用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补交的出让金，大部分可返还给原企业，用于解决历史包袱。（3）各地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统一接收企业办社会机构，其中除原企业在一段时间内（3－5年）递减缴纳一定费用外，还可以从财政增收部分划出一定比例专门用于补贴。
　　12、加大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力度，放活、放开小企业。从一些地区对国有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加大改革力度的成功经验看，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改革所引起的震动不大，且容易突破，取得成效。因此，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大力鼓励小企业间的联合、兼并，积极发展股份合作制，有的可实行租赁、出售等。力争在“九五”前三年内基本完成国有小企业改革。为加快改革，妥善安置原有职工，对小企业占用的房地产，转让时国家可免收补交的土地出让金，或采取全收全返、先收后返的办法。对确属债大于资，且资产和土地清算后不足以弥补职工再安置费用的企业，银行应相应核销其一部分贷款。继续抓好城镇和乡村中集体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推动小企业改革的健康发展。
　　注：*本文写于1995年9月，曾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国内市场容量*

　　1996的的宏观经济形势与上一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货膨胀问题正在缓和，但是其他方面的矛盾却突出起来。
　　1、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基本指标来看，情况之好确是近年来少有的。物价指数大幅下降，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社会就业状况也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恶化。这是三年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结果。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成功的经验。我以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在1993年出现经济膨胀势头时，及时采取系统的政策进行遏制，但强调结构调整，没有搞全面紧缩；二是针对物价上涨的主要是食品拉动的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点，切实加强农业，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通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调节国内供求，稳定粮油价格。这些宝贵经验来之不易，今后仍将会大有用处。
　　2、当前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库存增长过高。国民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不健康的因素。具体分析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总量指标，最突出的问题是“存货增加”奇高。根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使用中的“存货增加”是3032.6亿元，相当于按支出法计算的GDP的5.1％（见1996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提要》），其含义为：去年的GDP比前年增长10.5％（最新统计数），但相当于增长部分一半价值量的产品成为库存，就是说既没有用于消费，也没有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根据目前的工业产销率来推算，今年的“存货增加”总量估计会达到4500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6.5％左右。目前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一般都只有GDP 的千分之几。“存货增加”太多，必然导致高速度低效益、贷款占压多、相互拖欠规模大，而且微观组织总是感觉资金短缺。形成这种高库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性体制性的原因，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生产有很大盲目性，适应市场能力差。国外的企业没有订单不生产，我们的企业还有许多是生产出来再找买主。据调查，目前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签订合同的只有一半左右，其中严格执行合同的又只有一半。二是市场需要结构变化的原因，国外需求（出口）增速放缓，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没有达到实际增长超过GDP的增长足够多的程度。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各自的较大影响作用。如果企业不转换机制，生产结构不可能逐步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存货增加比重高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假定企业都能做到按订单生产，那么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是5％左右，而不是10％左右。一些外国学者专家说，中国通胀率大幅下降而高增长率保持稳定，按照他们宏观调控的经验，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事情。其实这并没有奇怪之处，因为我们有高库存这个特殊因素。
　　3、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生产和需求相互适应是现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课题。解决生产适应市场的问题，是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又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内容。因此，现阶段改革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应以此为中心。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战略性调整，最主要的就是从多方面把企业推入市场，逐步减少直到停止盲目生产，最终树立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市场经济观念和规则。明年应尽可能地加大企业兼并、停产整顿和破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提前退休或重新就业是改革过程的必然。减少积压产品的生产可以节约大量资源（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拿出一小部分就可安置相应的富余职工。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对通货膨胀高度警惕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开拓国际市场，调整国内需求。这种调整并不需要放松货币财政政策，额外增加信贷，也并不是要额外扩大很多需求，而是把“存货增加”这项非意愿需求转化为意愿需求，即出口、消费和固定资产形成。否则每年有3000亿或4000亿甚至更大数额的产品放进库房。也就是有这么多的储蓄资金压在帐上，我国经济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确实存着重新发生总量膨胀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再刺激起新的一轮经济过热然后再进行治理。但是总量控制方面我们即有直接手段，更有间接手段，是完全可以掌握好的。而且从现阶段物价上涨的内在机制来看，只要继续搞好粮食的生产和进出口调控，整个物价总水平就会保持基本稳定。某些基础产品和服务的比价偏低，还应允许其有所调整，不会影响大局。需要注意的是另一种倾向，利率下调、资金分流，投融资方面不开正门去多途径引导，势必会出现各种集资、折借、炒作等规范、不合法的金融活动及分散盲目的投资活动，形成势潮，又将付出很大代价。
　　4、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扩大国内市场容量。鉴于我国的情况，最好不笼统地提出增加需求或培养新的消费热点等等的口号，因为这样容易导致一哄而起。目前的消费需求，从吃穿用等商品为看，增长速度超过同期的GDP速度，不宜再宣扬、再刺激。应当引导和鼓励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关联度高、对长远发展带动力强的服务性消费。首先是住房，其意义已广为人知，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加快房改，租售结合，建立抵押贷款体系，才能改变城市居民扭曲的消费支出结构，居民才肯积极花钱买房而不是大屏幕彩电，才能形成住商品化的资金良性循环，住宅建设才能真正成为支柱产业。其次是教育，科教兴国，教育十分重要，其费用名为消费，实际上是特殊性投资。中国人家庭重视教育，愿意为此花钱，可惜高等专业学校还是太少、招生有限。非义务教育要大力发展社会办学、个人负担，要抓住时机加快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第三是城市公用事业、水、电、气、道路特别是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此外，还有电信、文化、旅游等等消费。其他商品性消费，包括汽车、家电，包括农村的吃穿用消费，政策应保持中性，不必特别倡导，而且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政策的影响力也很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消费与投资相比，宏观政策一般都会鼓励投资而不是消费。我国情况特殊，国有部门的投资，仍然存在着“大锅饭”和盲目性问题，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十分严重。问题的要害是投资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还太低，没有形成竞争约束机制。靠各级政府部门干预来优化投资结构，只能适当其反。关键是抓紧投资体制政策，不要按老机制复制新项目新企业。从政策调控角度来看，应当有选择地适当增加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最好是国家主动批准一些大型特大型项目开工建设或加快建设，这样也有助于抑制大量的小项目盲目上马。前面提到的服务性消费，如住房、教育等等，要增加消费，事实上也必然要相应增加投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地铁和轻轨项目不宜再冻结审批。原来的理由是，正在建设和酝酿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达几千亿元，似乎不得了，其实这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的，分散到每一年，没有多大比重，因为现在一年的投资总量高达两万多亿元。城市交通问题对城市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特大城市，不加快发展轨道交通设施，交通拥挤造成的浪费和污染会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加工工业投资（包括技改投资）要减少政府行为和计划分配，增强企业和银行自主决策和承担风险的责任，增强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这样才能逐步减少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国家计划不安排新的加工工业项目是完全可以的。在投资结构走向合理化的前提下，即使总规模增大一些，投资率上升一点，库存增幅会下降，总的经济效率也会改善，而且不会导致经济过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保持了很高的投资率（35－40％）也没有出问题。关键是结构合理。
　　5、进一步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经济国际化已有很大进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产品提高我国经济的素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增加国内建设规模首先会必然地增加国内市场的需求（土木建筑、一般设备材料），当然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内国外的供应厂商会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关系。从总体上说，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而且是好事，不是坏事。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最后都效果不佳。原因很简单：有竞争才能有效率，有进口才能有更强的出口。建议明年的涉外经济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进一步推动外贸工作从出口创汇为中心向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变，稳定现行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第二，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进口。我们已连续数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顺差，如果明年的外汇储备再增200－300亿美元，很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两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对我施加压力，而且为了使储备保值增值，我们还势必要把外汇拿回到国际市场去运作，其利率比外资从中国获取的平均回报率低得多。建议明年由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发人民币债券，在坚持深投融资体制改革前提下，多安排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相应增加进口，增加外汇需求，从而减少中央银行购买外汇转增储备的压力。第三，要下决心解决一下走私问题。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增加进口就会削弱民族工业、打击国有企业，事实并不如此。真正的危害是走私贩私。四川长虹负责人说，他们绝不害怕正常的采电进口，但是国内销售的外国彩电90％（400多万台）是走私进来的，外国产品不仅逃避了关税而且还不交进口流转税。此外还有香烟、照相机、录相机、甚至汽车等等产品，也有类似之处。应堵、导结合，一方面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要大张旗鼓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各个环节查禁罚没走私贩私，号召每个公民都不买不用走私物品，对举报走私贩私的群众要给予重奖；另一方面继续降低关税总水平，其中对走私严重的几类商品，建议降税的幅度更大一些，以鼓励其正常进口。这项工作做好，财政可从关税和进环节税上多收二三百亿元。利用加工贸易名义进行走私活动仍然相当严重，要进一步完善银行台帐制度，区分企业，对模范守法者给予更大优惠和便利，对违法者给予更严厉的惩处。抓紧研究长远上解决问题的加工贸易管理新体制。最后，为防止物价反弹、保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也为树立我国在国际市场负责任的参预者的形象，建议在价格走低之际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期货或签订明年交货的进口合同。与此同时，今年安排一点粮食的出口可能也是必要的。
　　以上所谈的几点看法属于基本判断性质，具体的措施还需进一步研究。
　　注：*本文写于1996年11月，原标题为“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