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6）

　　1994年的通货膨胀形势和治理实践

　　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殊成因及治理对策*

　　本文的讨论以通常理解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率概念为基础，即：所谓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所谓通货膨胀率就是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幅度。

一、现阶段通货膨胀的成因

       “通货膨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价格总水平上升，无疑或迟或早要由货币流通量或流通速度的变化反映出来。粗略地审视一下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我们看到现金的供应量与价格总水平上涨关系比较紧密，但是很难确定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多了，价格才上涨；还是因为价格上涨了，流通中的货币才多了。广义货币供应量似乎领先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并不能严格地确定其关系。例如1991年M1 和 M2 的增长率均超过了1987年的水平，但是1992年的价格总水平涨幅大大低于1988年的水平。（参见表1）。总之，我们并不能在二者之间找出直接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无法将其在比率上和时间上精确地数量化。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他仔细研究过日本高速成长时期的经济材料，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起飞时期，由于经济持续货币化的原因，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两倍于经济的成长速度是正常的①。考虑到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程度之严重和价格扭曲之严重，现阶段中国经济中货币化因素的影响作用比之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许更要强烈一些。特别是从1992开始，中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全面加速，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十分强烈，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判定这个因素在不同年度的真实影响作用，十分困难。例如1990�1992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各项指标也大体相当于经济增长的2�3倍，但是我们经受了严重的市场疲软的折磨，巨额的经济资源闲置，中国经济的成长付出了本来不该付出牺牲。同样，在1991�1992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各项指标也大体相当于经济增长的2�3倍，但是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较猛烈的上升，许多认为是货币供应量太多了。

表1 1985年–––1993年中国金融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3），《中国统计年鉴》（1993）等有关统计资料。
　　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本身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过去常常以为是可以百分之百由人控制的。其实远不是如此。不用说银行对现金的支付是不可能严格限制的。即使是对信用的规模也难以随意操作。银行贷款规模，几乎每年的计划都要调整，而且银行贷款从来都有一部分是游离于规模控制之外的，此外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贷款，最后，还有企业之间主动和被动发生的信用（三角债），等等。是金融规模的波动造成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还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造成了金融规模的波动，恐怕是需要予以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1990�1991年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政策鼓励企业投资，而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不愿意投资的现象，更是耐人寻味的。
　　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确实和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张存在着紧密关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很可能也是这样。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需求的扩张始终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却令人怀疑。在1988年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可以说主要是因为需求膨胀（即需求过度扩张），但是在最近两年内发生的通货膨胀中，需求扩张的作用却有明显的不同。即使在1993年以来，通货膨胀超过10%以上而且不断加速的情况下，至少有以下几点证明总需求并没有达到过去曾经达到的膨胀水平：
　　1.有效总需求始终没有超过实际总供给，更没有超过潜在总供给。1993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4%，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长21.1%，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6.4%，新增库存仍然在1000亿元以上。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6%，而主要提供社会消费品的轻工业生产则增长了19.9%，总量上无疑是供大于求。1993年除个别月份出现过生产资料供求紧张外，全年的投资品也是供大于求。从日常生活的感受来说，我们也很难说出几种商品是真正供不应求的。1994年前半年，预计各种库存增长幅度更大一些。而上一次通货膨胀高峰时期的1988年，出现了全面性的供应短缺，考虑到价格调整因素，社会总库存是明显下降的。
　　2.国际收支状况并没有发生紧张局面，相反国家外汇储备、银行外汇结存和资本净流出均呈上升之势。1993年贸易发生逆差122亿美元，但是扣除外商投资的设备进口160多亿美元，全年出口仍然大于进口46亿美元。非贸易经常帐户，我国可以基本上收支平衡。国家外汇储备1993年比上一年增加17亿美元。算总帐，1993年实际利用外资368亿美元，加上贸易外汇收支盈余40多亿美元。共总400多亿美元，弥补贸易赤字120亿美元，外债还本付息100多亿美元。这样，只有资本帐户发生100多亿美元的净流出，才能解释这么多净外汇收入的存在和去向。1988年的情况是发生贸易逆差77.5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84.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只有37.4亿美元，可见国际收支状况比之1993年要紧张得多（参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从1990年以来，每年发生的资本净流出都在100亿美元左右，无论如何是1988年以前的情况所不可比拟的。在国内价格水平上涨猛烈的情况下，尚有如此多的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而没有利用，难道我们可以说总需求是过度扩张了吗？ 

表2 1993年和1988年的国际收支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统计公报》（1994年2月28日）。
　　3.“瓶颈约束”依然存在，但是“瓶颈约束”的影响程度明显低于过去经济高涨时期。1988年钢铁、化工原料全面紧张而且持续到1989年上半年；煤炭、石油、电力普遍短缺；交通运输和通信也不堪重负。1993年，原材料在总量上是供求平衡的，只是在上半年由于进口不及时，出现了钢铁等产品的价格暴涨，而下半年则出现了库存积压。煤炭市场平稳，石油到年底出现较严重的供过于求，电力供应在多数地区也没有发生经常性的“拉闸”现象。虽然铁路运输能力没有多少提高，但是公路运输发展很快，货运和客运分别增长11.2%和12.2%，航空运输分别增长22.4%和26.9%。通信业的业务量和设施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增长达50%左右。总之，相对于上一次经济高峰时期，“瓶颈制约”的严重性大为缓减了，当然远不是完全消除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有效总需求远没有扩张到上一次经济高涨时期的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已十分接近了。换言之，在总量上并不存在过度需求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为什么大幅度上涨了呢？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确曾看见过个别产品在某个时期内出现了供不应求，但是一当进口增加，这种局面就很快消失了，通过进口增加供给的潜力始终没有利用充分。确实有些服务是供不应求的，但这类服务大都作为国家定价，并不可以随供求关系变动。需求很难在总体上发挥拉动价格上涨的作用。也许有人会说，需求之所以没有过度扩张是因为1993年6月采取了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的缘故。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在总体上是必要的，而且也确实抑制了总需求的扩张。但是，问题在于，在此之前，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此之后，价格总水平始终是上升的。这种现象用我们过去有关通货膨胀的经验，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由此首先应当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通货膨胀已不再是过去的需求拉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就是说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发生转型。我们不再有过去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不再有过去那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了。生产和销售活动已经基本上由企业自主决定，而且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已占到60%以上，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NP）已超过50%。
　　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尽管我们否认这种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需求过度扩张造成的，但是需求回升确实是原因这一，就是说，虽然需求扩张不再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但依然是一种必要的条件。除此这外，还有经济货币化和体制转轨的原因，投机和盲目预期的原因，工资性成本推进的原因，税制改革中企业转嫁负担的原因等等。这些原因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甚至是互相交融、互为条件的。具体展开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事实：
　　––––从1992年开始，价格改革的步达到了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消费品几乎全部自由化了；粮食购销价格放开了；钢材、煤炭的绝大部分价格由市场决定；石油、电力和铁路货运价格普遍予以提高；服务价格大部分放开，少部由政府控制的价格普遍调高。许多经济专家（包括笔者本人）多年来主张，价格改革应选择在经济规模相对收缩而不是相对扩张时期进行，这样才能实现在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的价格结构调整，但是经济增长的周期和改革的周期几乎每一次都是重合的。在经济持续回升的情况下，取消价格管制，不仅是可能，而且事实证明，肯定要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1989–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错过了时机，那么在1992––1993年是否应继续拖延价格改革呢？我的看法很简单：不能再拖延下去。
　　––––社会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多年来我国居民和企业都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只要经济升温就预料会出现价格上涨，只要一宣布价格改革，就认为必然是涨价。让人们都了解总供给大幅度增长的事实并不容易，要形成抵制价格上涨的共同社会舆论更难以做到。1988年通货膨胀的预期确实已经发挥作用，但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当时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总供给满足总需求的能力十分薄弱，然而1992–1993年情况就根本不同了。
　　––––工资性成本的迅速上升推动了价格总水平。国有企业由于传统的直接控制削弱后，新的制衡机制尚不健全，工资性支出上涨速度很快，连续两年达到30%左右。工资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出台后，往往引发国家有部门工资水平的普遍攀升。工资性成本增长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是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但是由于过去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很低，也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较快，这个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①.但是，在现阶段，工资性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作用愈来愈强烈了。
　　––––投机因素开始扮演主要的角色。1992年以来，商品市场的投机活动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一样，遍及全国。各种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出现迅速发展，规则不健全，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例如钢材，在1993年一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价格大超大落而后又大超的完整过程。粮食价格也由于投机哄抬发生了暴涨风潮，一些地区的粮食价格猛升了30–50%。
　　––––市场汇率的盲目波动对价格总水平上升发挥了猛烈的推动作用。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进口商品的价值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牌价外汇
　　的比重逐年下降，进口的原材料、半成品、零配件以及套设备的价格水平受调剂市场汇率的影响作用很大。1993年初调剂市场汇率只有6.8元/1美元，受国内盲目预期和境外新闻媒介的谣言影响，在1993年年中，一度达到和超过10元/1美元水平。外汇主管部门在当时提供的信息有误，不顾连年发生的资本净流出的事实，反而强调汇率上涨是因为国内经济回升，外汇的市场供求失衡。这只能加剧对外汇的盲目抢购。幸亏中央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市场汇价迅速回落。但是，价格具有刚性，一些进口产品的价格虽有下降，但恢复过去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
　　––––税制改革中卖方共同转嫁负担的行为也明显地推动了价格总水平上升。首先是营业税税率从3%提高到5%，本来这是前些年市场疲软时就酝酿的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拖延到经济恢复快速增长时出台了。由于缺乏必要的预防措施，使得卖方有可能自动结盟，共同提高价格，除转移税负增加部分外，还往往谋取额外的利润增长。今年初实行新的增值税，经营者由于误解或由于明知故犯，又一次纷纷提高价格，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卡特尔”垄断效应。
　　––––市场欺诈和谋取暴利行为也推动了价格水平上涨。由于市场秩序不健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措施不力，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价格欺许行为也甚为普遍。一些经营单位缺乏自律意识，随意提高价格，特别是一些政企不分的机构，例如由政府行政部门办的‘市场’或“中心”或“公司”，利用权力的影响，造成局部市场的垄断，借以谋取暴利。
　　如果将上述导致价格上涨的因素作一简单的概括，可以说问题主要在于竞争的不充分性。这恰恰说明市场机制尚不太成熟，而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诚然，竞争的充分性是相对的，我们也许永远达不到完全的竞争充分性状态，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上述通货膨胀成因认识不清或估计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把竞争的充分性当作了既定的前提。中国现阶段价格的供求弹性十分有限，而非供求因素决定的价格刚性或粘性却十分强烈。

二、治理通货膨胀的近期对策

        根据前面对现阶段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我们应取的对策是：在不忽视需求管理的同时，针对成本、预期和投机等等因素采取相应的化解或抑制措施，并且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缓解“瓶颈”制约。具体措施必须把政策手段与改革行动结合起来，不触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矛盾，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在短期内我们不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完全转轨，就是说，造成通货膨胀某些深层原因难以很快消失，但是在这些方面目前同样需要尽最大可能地推进改革。
　　1.维护和促进储蓄率的提高，改变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把货币供应量M1 和M2 的调控目标确定在20––25%之间，实际过程中必然还会有波动，但是应尽最大可能缩小这种波动的波幅。尽快将利率接近资金供求均衡水平。存款利率的平均水平要接近正利率。信贷政策和贷款利率结构需要做如下调整：（1）改变由银行对停产、停工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由财政贴息来发放工资的做法，或是由财政统一增发一定数额的国债（例如年度总规模中100亿或200亿，分配给各级政府专项使用），或是成立一个“国有企业转轨基金”，由其出面向银行贷款，企业进行产权重组（包括停产、拍卖、被兼并或合资等）时将地产和其他资产一律划拨给该基金机构。银行给予不低于成本的优惠利率。（2）国家政策性投资项目，一律由开发银行等政策性融资机构确定贷款，其他专业银行不再承担义务，利率实行成本加管理费用的办法确定。（3）对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实行有限制的利率；（4）其他多项贷款，利率放开，由银行自主决定。与此同时加快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推广国债承购包销办法，尽快开展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通过提高国债流动性的途径确立起国债的多边债券地位。积极扩大企业债的发行规模，开正门，堵邪门，使直接金融完全公开化，透明化，进而与间接金融接轨。
　　2.加强政府的政策性宣传和诱导，及时发布真实、准确的信息，克服盲目预期和投机、欺诈等等现象。要经常宣传我国商品供应充足的事实，批驳所谓价格要大幅度上涨的谣言。认真总结过去两年的经验教训，在价格改革、税制改革实施前和实施中广泛宣传，查处各种以此为名，哄抬价格的行为，动员消费者和全社会抵制转嫁负担的牟利倾向，当抢购某种商品或物资，或外汇的苗头出现，就及时发出警戒信息，并组织供应或抛售储备。
　　3.改革外贸进口计划和管理体制。国家计划要充分考虑利用国际交换弥补国内结构性生产不足的现实可能性。外贸进口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应有利于鼓励进口国内相对短缺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及一部分产成品。进口计划要有更大的前瞻性和灵活性，避免某些物资忽而进口不足，忽而进口过度的现象发生。
　　4.尽快扭转大规模资本净流出的局面。首先要做到银行外汇结存不断继续增加。对于各种资本流出项目，特别是银行转存款、购买外国有价证券等行为要严格控制，对境外直接投资要制定切实的政策，限制盲目投资。携带高额外币出境出应受到限制。与此同时鼓励在国内的外汇贷款和投资。
　　5.进一步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形势，扩大国际融资规模，争取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我国利用外资的传统途径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目前已出现了股本融资和证券融资的新形式。对于国际金融资本以基金形式的投入应给予更积极的考虑。在重视国内企业股票在海外上市这种形式的同时，要积极扩大国内优秀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事实上，在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行业，在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都有一些企业具备了在国外发债筹资的条件。
　　6.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加快支柱产业发展，全面扩展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与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相配合。通过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交通和通信体制改革，增强这些领域的竞争性，提高居民的消费比重，同进也间接地促使居民储蓄倾向不断增强，从而达到减少通货膨胀压力的目的。
　　7.国有企业改革应统筹考虑各种历史性负担，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对于国有经济的债务必须进行彻底重组，消除呆坏帐债权债务因素，一部分债权转变为股权。在严格评估核定企业净资产的前提下，鼓励企业进入破产、兼并、拍卖、合资和实行公司制待多种改组改造程序之中。
　　8.发展税制改革成果，在继续重视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同时，强化个人所得税的严肃性。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还停留在原则上，距离真正贯彻落实尚有十分巨大的差距。增加财政税收，相对缩小财政赤字，肯定有利于缓减通货膨胀。
　　9.争取将外汇体制改革再进一步，实现经常帐户的全部可兑换，以彻底销除外汇黑市。事实证明，外汇黑市的存在是诱发外汇市场波动的重要根源。从有限制的条件起步，目前即对非贸易项目，包括居民个人的出境旅游，由银行供应外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注：* 本文是作者为1994年夏在北戴河举行的专题国际研讨会准备的论文。曾在国家体改委《参阅件》分两期刊载。
　　①参见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