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6）

　　1994年的通货膨胀形势和治理实践 
 

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应采取的办法

        当前价格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暴涨，并非主要是由于供求关系紧张。有成本推进的原因，比较收益的原因，但也不足以解释如此涨幅。主要原因是盲目预期、投机哄抬、价格欺诈和人为垄断，也有水旱灾害、地区间平衡的因素。
　　要稳定市场，先要稳定人心，要稳定人心，就要消除盲目的通货膨胀预期。各级政府、新闻媒介要大力宣传：我国生产增长，绝大多数商品供应充裕，虽然个别产品国内生产不足，但国家和银行外汇结存水平之高前所未有，进口调剂完全可以满足市场供应需要。要指出，目前价格上涨是正常的，是脱离客观供求关系的。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住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对通货膨胀严重性的估价要恰当，而且要内外有别。领导讲话，统计公报，报纸电视要多讲正面情况。要举重若轻，不要渲染价格上涨。不应再使用“通货膨胀压力正在释放”，“通货膨胀潜在压力还很大”，“今年下半年价格还会上涨”，“今年价格指数会大大超过计划”等等措词。这些说法意在强调反通膨胀的重要性，但在客观上也发挥着强化社会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从总供求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这些说法本身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七月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势都很猛，但与生产和库存情况相比，与国际收支情况相比，并没有超过总供给能力，大势稳固。
　　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信息调控。政策的金口玉言至关重要，四两可以拨千斤。建议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公开发表一个讲话，指出事实真相，阐明政府决心和平抑价格的措施。要告诉社会，目前涨价最猛的肉、禽、蛋、蔬菜、食油、化肥总的生产形势很好，而且国家还组织了必要的进口和调拨款，有的已经到货，有的正在途中。消费者高价抢购，营销商囤积居奇，到头来都会吃亏。要告诉农民今年国家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棉花收购价格，农民不要惜售，价格暴涨后就会有暴跌，政府不希望看到出现新的“卖粮难”“卖猪难”。
　　要切实组织好短线产品的进口。今年以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多次会议上督促要增加一些进口。这是十分正确的。一般情况下，国内出现明显通货膨胀，进口会就增加，外汇储备就会减少，我们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任何国家，外汇结存增高，都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因为本国的货币供应相对放大了。按老口径计算，我国的外汇结存已达到700亿美元左右，仅国家外汇一项也超过了正常储备需要。除食糖、食油、化肥之外，另外再增加进口一些粮食、肉类和棉花也是必要的。多进口100亿斤粮食，也只需要多花6�8亿美元，但对稳定粮食市场作用很大。有的同志一听增加进口就害怕，总把这个问题提到总量的高度，说中国吃饭完全依赖国外不得了。其实不是这样，我国粮食生产的总量是相当稳定的，波动幅度也就中100�300亿斤左右，绝大多数人（农民）吃饭问题不必担心，问题是贸易粮或城市供应。粮食有点减产，或农民有点惜售，市场就骤然紧张。肉、禽、油、糖也大都如此。这样一个边际量，靠进口调节，完全可以解决好。更何况现在很多国家都要争相向中国出口粮食，多进口一点，也有助于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主动?
　　动用储备，加紧调运，组织抛售，也是当务之急。粮、肉、油等等，只要价格过高，凡有储备，都应抛售。不要怕储备出现空虚，将来可进口补充，也可以等市价过低时回购。抛售要从高价位往下走，一天一个价，最后到达目标价位上，这样做国家可以减少损失，投机商会受到沉重打击。储备的收和放，要建立独立的系统，主要是批发机构（也要评审认证）。不能指望成千上万的国营粮店、副食店和供销社自觉发挥政府宏观调节作用，很难让他们逆市场风向而行动，行情看涨他们不会落，因为已经放开，他们有了自己独立的商业利益。对这些商店企业只要求：（1）不带头涨价；（2）不谋取暴利；（3）不搞价格欺诈，缺斤短两。可以考虑加强银行信贷监督。凡囤积商品者，大多占用银行资金，银行要严格贷款审查和期限管理，对逾期不还者，惩罚要重。。
　　市场监督要进一步法制化、社会化。国务院可以制定一个反欺诈、反暴利、反哄抢物价的条例。动员社会各界，党政工青妇和消费者协会，特别要发挥工商、物价职能机构的作用。由居民委员会组织好老干部、老工人上街监督检查。对已经放开的关键商品和服务收费，政府制定临时性指导价，及浮动幅度，其他可规定最高批零差率、毛利率等等，由社会各界据此检查监督。目前，农贸市场往往有暗地活动的霸主，他定一个高价，不让其他商贩低于这个价。对这种人应严厉打击，从重罚没，甚至可以赶出市场，收回营业执照?
　　采取上述措施，窃以为可以初步平息市场风波。匆匆想到这些，不一定都妥当，写出供参考。
　　注：* 本文写于1994年9月3日。
　　
　　当前经济形势和加强宏观调控问题*

　　1994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初步建立、汇率并轨、国债弥补全部预算赤字、外贸取消指令性计划、政策性银行成立、价格结构发生重大改善，每一项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了高速度，产业结构调整也有新的成新。然而，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十分复杂，甚至可以说扑朔迷离。一方面价格总水平不断上涨，全年平均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另一方面产品积压严重，新增社会库存差不多相当于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一些能源、原材料产品也发生涨库，甚至一些地区的铁路首次出现货源告紧现象。一方面通货膨胀和个人收入膨胀并行，工资总额增长35%；另一方面国库券抢手，居民储蓄存款猛增41.5%。一方面国内市场有些产品供应紧张；另一方面出口超过进口，对外贸易由上半年的逆差转为顺差，国家外汇储备猛升143%。一方面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空前下降，贬值24%以上；另一方面汇价上升，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升值2.6%，实际升值接近25%。一方面企业资金拖欠不断刷新记录，普遍叫喊资金短缺；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扩大，年末M1 和M2分别增长26.8%和34.4%。一方面薄弱环节、“瓶颈”产业、新兴产业急需投入；另一方面国内游资充裕，套利成风，看好中国基础产业的国际长期资本供应者际长期资本供应者（各种基金机构）普遍抱怨入境无门。这种局面，在1995年的前几个月没大的改变。不同的是，价格上涨势头有所减缓，对外贸易顺差增加更快。
　　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格局是世所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特殊的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国外的经济学家一般并不了解这个全局图景，看到这些矛盾现象的个别学者专家，也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没有这样的先例，在他们的理论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的结论不能解释上述的矛盾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自己的分析提出疑问。

　　国民经济已经不存在“过热”势头

　　从真实经济的角度来观察，1993年上半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势头，自从采取宏观调控应急措施之后，逐步得到扭转，到1994年，总体上已完全消除。
　　首先需要判定意愿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态势。这里遇到的麻烦是有关投资的统计数据都是按当年价格计算，而且外商投资部分不包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这就使人难以做出分析和判断。然而投资活动毕竟是真实经济活动，它必然要在国民产品中的实物流中反映出来，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按照统计数字，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额比上年增长2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15.8%。这里投资价格指数显然在12％左右。这似乎不好理解，因为人们知道钢材等一些建筑材料的价格比上半年是下降的。但是，投资价格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建筑人工费、机器设备、进口的投资品等价格比上年是上升的；许多材料是上年购进的，价格并不低；其他类型的投资费用也没有下降。所以投资价格指数上涨率达到12％并不奇怪。现在需要澄清的是，实际投资增长是否是15.8％。因为这时所说的是“实际工作量”，主要是由投资品实物和建筑业的产出构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分别考察这两个方面。
　　从投资品的实物平衡情况来看，投资规模的增长并不特别显著。钢材1994年国内生产只增长3.7％,进口又下降24％。年末社会库存高达3000万吨以上，所以实际消耗量比上年的增加十分有限。水泥生产增长10.1%，但库存增长明显超过上年。木材生产下降4.5％，机床减少26.8％，汽车产量从上年的增长21％降低为增长8％，而且卡车比重下降，库存却明显增加。全部进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9％跌落为11％。从这些与投资实际完成额高相关的物资供应和使用的指标来看，1994年全社会实际投资规模的增长率不会超过10％。
　　建筑业的情况也并不特别景气。统计的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1994年为2900亿元（现价），比上年增长12％（是按不变价计算），这里显然又涉及到一个如何确定建筑费价格指数的问题。从实物工程量的角度看，国有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3.7亿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非国有建筑业的统计数据尚未得知，但其增长幅度肯定也是大大低于上年水平的。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统计的名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能比上年增27.8％。在我国现行的投资统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重复计算问题。征地费、拆迁费、城市配套费等等中间类费用，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核算办法，在汇总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都要剔除干净，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并不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最典型的是土地买卖，从全社会角度看，其交易结果是零（其中发生的服务性费用除外）。假定一个建设项目完成要100万，其中50万是中间类费用；拿到这50万的单位又全部去建房或修桥，两个工程当年全部完成，那么在社会投资中只能各记50万，共100万，而不能记为150万。中间类费用因项目而异，以北京商品住宅为例，目前每平方米的造价高达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其中建筑性费用只有一千多元或两千元。这类项目如果重复计算，可见会造成多大误差。诚然，在现行投资额按12％的价格指数核减之后，中间类转移支付性费用造成的夸大已经部分地被消除，但远没有全部剔出。此外，1994年与1993年的统计口径是一样的，这也会减少高估影响。但是有足够证据证明，1994年投资中的转移性支付比上年明显上涨，而且超过了其他投资费用的上涨幅度，这意味着其规模、比重是提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的中间类费用逐年上升是一个基本规律。可以预料，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发生逆转。因此，1994年投资名义增长27.8％，实际增长低于10％完全可能同时发生。
　　正常的投资增长水平应不低于国民生产值的增长幅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增长高于GNP增长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才能保持有效的积累水平，同时又能实际利用外国资本，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后劲。另一方面，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低于潜在能力，就会造成投资品生产能力的闲置或浪费，库存过高，资源净流出（贸易顺差），进而形成或者国内外汇储备过高，或者资本流出超过资本流入。目前许多企业产品销售困难、存货过度增加，拖欠愈演愈烈，因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企业经营不善、产品陈旧落后，不适销对路。但是对于生产钢材、木材、水泥等基础性投资品甚至一部分机电和运输设备的企业来说，其产品并没有发生质量滑坡，仍然是完全实用的，但是市场容量有限，这些企业就必然处于困难境地。
　　其次再看消费增长的情况。居民产品消费按现价计算，1994年增长30％以上，但是扣除价格因素，只有10％左右，明显低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居民服务消费尚无现成的统计资料，估计实际增长幅度要超过产品消费。应当承认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在过去10多年里始终较为强劲。但是这个领域价格管制的范围也是最为广泛的，住房、交通、通信、教育大多由政府直接定价，需求的拉动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忽视的是，政府的价格管制效力确实在不断减弱，有关部门或经营单位受成本上升和利益驱动的是影响，总希望能提高价格。此外，不受政府控制的经营单位越来越多，其价格已经完全达到市场供求水平。政府的总消费支出，也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预算支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投资和消费，而且相当大比例的政府目的性活动是由预算外资金支撑的。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来推算，1994年以来的政府总消费并没有突出性的膨胀。
　　第三个主要指标是存货变动。1994年社会消费品和生产资销售都明显低于生产。这样全年的流动资产积累增长，估计超过了200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5％左右，即是说新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一半左右变成了库存。1988年以前，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年份，都会出现总库存减少或总库存增速大幅度下降，但1994年却相反，这充分证明，有效总需求并不没有发生膨胀。
　　第四个主要指标是国际收支。1994年改变了1993年的贸易逆差状况，成为90年代以来第四个顺差年份。全年贸易顺差53亿美元，如果扣除外商直接投资的设备进口，这个数额大约在260亿美元以上。贸易顺差，说明了国内需求总体上不够强劲，同时也似乎说明国外需求也可以替代国内需求的不足。但是，考虑到资本帐户，这种替代作用的影响就十分微弱了。1994年仅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两项就超过400多亿美元。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增加304亿美元，这一年没有出现资本净流出，然而在此之前的四年时间里，资本净流出累计高达500亿美元。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目前的有效总需求并没有超过实际总供给，更没有超过潜在总供给（即国内生产能力加进口的调剂能力）。
　　二、抑制通货膨胀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

　　1994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4.1%，零售物指数上升21.7％。今年一季度的价格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略有下降，但与去年底相比仍然有新的上涨。全年的价格上涨控制在15％左右，显然是十分艰苦的任务。通货膨胀威胁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对此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并尽最大可能将其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为了更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需要认真探究现阶段我国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原因，这样才能区别情况，采取对应措施，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
　　我们过去长期经历过的通货膨胀几乎都是需求膨胀造成的，至少是需求拉动力为主的。然而前面对真实经济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经济中并不存在有效总需求膨胀的问题。那么价格总水平为什么会有前所示有的上升？许多经济学家的回答十分干脆：货币过多。我们需要先来看看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关知识。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的恒等式：MV＝PQ。其中，M是货币总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P是平均价格水平，Q是实际产出。将上述等式略作变换就会有：
　　 P=MV/Q
　　从这里可以看到，价格和货币关系十分紧密，如果忽略V（假定其为常量），那么在既定的产出Q的条件下，价格与货币是完全成正比的。这种概念就是所谓“粗略的货币数量论”了，但是，“粗略的货币数量论”并不完全错误。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发生与价格上涨进入螺旋状态，十分接近P＝kM。但是这种情况毕竟特殊。所以，“粗略的货币数量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有点类似于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问题的要害在于，不能保证货币流通速度V始终是不变的。
　　但是，MV＝PQ，这个等式是永远成立的。现代的经济学家把它更进一步具体化：MV＝PQ＝GNP＝C＋I＋G，即等于有效总需求。按照前面的变换方式，我们就会得到：
　　 P=MV/Q=GNP/Q=（C+I+G）/Q
　　这个等式告诉我们一个确定不移的概念，在任何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名义总需求总要增长，名义总要超过实际GNP。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坚信：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等式也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V的变化也可以导致名义总需求变化，而且可以在M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导致名义总需求的变化。更值得思考的是，不仅P可以是M的函数，M也可以是P的函数。上述恒式完全可以这样转换：
　　 M=PQ/V=GNP/V=（C+I+G）/V
　　这个等式揭示了如下一种可能性：P是自变量，M是因变量，先有P的变化，后有名义GNP 的变化，在V不变的情况下，M就会同步变化。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告诉人们，有关价格和货币的恒等式是双向相等，既可以从左边推断右边，也可以从右边决定左边。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是恒等式。
　　纯粹的理论模型，不可能告诉我们1994年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究竟是因为货币增长导致价格上涨，还是因为价格上涨导致货币增长。但是，我们已经考察过有效总需求，由于存货大量增加，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结存大幅度增加，显然目前的有效总需求并不强劲。而货币增长如果不能转化为有效总需求的增长，它是不可能推进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现阶段，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总体上是被动的，是跟随着物价变化的，当然在具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互相作用。
　　为验证这个结论，我们再来考虑一下货币经济的情况。1994年货币供应量M1增长26.8％，M2增长34.4％。名义GNP的增长、价格水平的上涨与此当然都有关。但是，去年的货币供应扩张不再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渠道，而是通过国家外汇结存剧增143％实现的。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之所以要把大量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是因为人民币十分紧缺。这种用外汇大量“挤出”人民币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虽然因之吐出大量人民币资金，但它获得了304亿美元的硬通货，这是完全不同于再货款的实实在在的金融资产（尽管新增外汇占款中有一少部分名不符实）。1994年新增的外汇占款将近3000亿元，超过了全部新增企业存款。如果外汇像前几年一样主要通过资本净流出转移出去，国家储备没有增长，企业存款几乎就可能增加，经济增长11.8％也绝不可能实现。
　　现阶段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与历史相比，明显加快，也可以说比较高。但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同样难以忽略。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需求，并不只来源于生产增长、价格自发上涨这两个方面。我国经济的金融深化正当其时，对由此产生的正常的货币需求的数量界限我们并不清楚。总体地说，考虑到在经济起飞、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价格调整、福利货币化、要素市场化都需要增大货币供应，1994年的货币供应并不是特别宽松。具有说服力的是，1994年现金发行低于计划控制目标，增长率为24.3% 比上年增幅下降11百分点，比1984年和1988年经济过热高峰期的水平低一半左右。过去历次通货膨胀都与现金发行过快增长紧密相关。1994年国家银行的各项货款增长19.5％，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还存在着在大量的“绕规模”现象（信托、委托、拆借、国债回购等等），但是银行各项存款的增幅是37.1％。
　　现阶段上涨的自身结构也很能说明总是。1994年零售物价上涨中，食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贡献率达70％。食品价格的上涨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上升50.7％所造成的。仅从这个现象来看，1994年价格水平的上升就具有强烈的结构性调整特征，而不是总供求失衡特征。
　　食品的价格上涨与农产品的供给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粮食发生了减产。我国农业基础薄弱，而人口增长数量极大，确实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真正切实予以加强。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数年里,我国的粮食经常保持着净出口，即使在1994年，粮食净出口仍然达到100多亿斤。除粮食之外，肉类增产11.9％，油料增产10％，水产品增产15.1％，水果增产15.5％。鉴于这些因素，即使单考虑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也很难归因于短缺。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较快，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化肥）的价格上涨较快，而这个领域，我们使用国际市场调节手段的余地要大得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事与愿违。
　　食品价格的剧升，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农产品价格水平保持稳定，集贸市场价格甚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出现负增长。农民为“卖粮难”、“卖猪难”、“白条子”所困挠，收入增长停滞。与此同时，其他非农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却持续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逐年加速，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下降更快。这种矛盾在取消平价农资供应、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国家定购价格上调的形势下，终于得以爆发，加工和流通环节又乘机加码，食品价格剧升。
　　除食品价格外，另一个带头因素是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5.7％。就总体而言，服务的相对价格过去始终偏低，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成本上升，消费结构变化的形势下，服务的价格是不可能维持在过去的低水平上的，这里的情形与农产品非常相似，价值规律必然要发生调节（或调整）作用。
　　毋庸讳言，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在1994年不同程度地都有上升。除受农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带动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更普遍的因素。财税改革、汇率并轨、工资改革、市场秩序混乱、盲目预期等等因素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工资性支出的扩大一般来说是对价格上涨具有推动作用，但去年以来的情况表明，其增加成本的作用比之增加需求的作用要显著得多。个人收增长过快是连续多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称之为“消费基金”的个人收其实并不是全部用于消费。1994年居民的储蓄存款增长41.5％，总的储蓄倾向是不断增强的，因此高储蓄率与高收入增长率并行，形成了抑制消费需求膨胀的一个内在机制。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到，现阶段的价格上涨现象用我们过去前关通货膨胀的经验，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通货膨胀已不再是过去的需求拉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就是说中国通货膨胀已经发生转型。我们不再有过去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是因我们不再过去那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了。生产和销售活动已经基本上由企业自主决定, 而且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已占到60％以上，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进出总额／GNP）已超过40％。
　　如果说过去12年的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前期的通货膨胀，那么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则是经济体制转轨进入后期的通货膨胀。这两种通货膨胀有联系，而且有共同的原因，特别是国有企业软约束的深层原因，但是也有不同的机理和特征，必须有所区分。粗略地说，过去是一种硬的约束，现在主要是少数部门不能满足需求；过去没有资产通货膨胀，现在资产价格影响很大；过去价格上涨的传导机制比较简单、直接，现在传导机制比较间接，影响范围也明显扩大。
　　三、从现实出发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物涨幅过高，农业基础不稳，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今年的宏观调控既要注意短期的宏观稳定，更要考虑长远的发后劲，区分轻重缓急，兼顾各个方面。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活动力很强，回旋余地越来越大，只要我们能够因势利导，绝不会陷入一此国内外人士所担心的危机之中。
　　1．从结构着眼改进总量关系
　　通货膨胀固然自身就是一个总量问题，但前面的分析已经证明，现阶段我国物价涨幅的根子是结构。农业问题。与上述三大问题并存且高度相关的其他问题，如基础设施“瓶颈”、加工工业升级困难、库存和拖欠、地区差距、分配扭曲等等，更是典型的结构问题。它们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不统筹考虑，很难解决单个问题。并且我们要的是全面性进步，不是单一指标的改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结构问题。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进行结构调整。这个思路在当前形势下应当进一步强化。
　　就总量抓总量，就物价抓物价，非常可能的结果是事倍而功半，甚至越是费力气，越少成效。去年农产品价格暴涨，是长期积累的矛盾造成的。农产品销售困难，务农收入增长停滞，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关系不顺，是前些年就看到的，但没有切实得到解决。此次农产品价格剧涨之后，很可能会平稳一时间，甚至还会再现疲软，但是，我国农产品价格终究要超过国际水平，这是为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不如此农业就无法维持存在和发展，食品资源就不能充分利用（目前我国食品消费现象就超过发达国农）。日本、韩国东亚人口稠密国家的情况已经预示了这种前景。我们的政策方针应当是：让农产品价格水平和缓上升，避免隔几年跳一个台阶。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从消费角度看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全国人均占有的肉类30多公斤，和日本差不多，但日本的人均GNP按现行汇率计算是我们的70多倍；我国城镇居民的穿衣、日用品消费水平相当于高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家庭使用的彩电档次甚至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交通和通信都是低收入国家水平，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不如印度，住房至多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居民个人消费支出长期集中于吃、穿、用，一方面对农业构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其他产业发展相对缺乏支撑。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就始终要被这个矛盾所折磨。
　　结构制约着总量，总量影响着结构。假定我们明天开始把全国社会固定资产增加1000亿元，闲置资源完全可以支撑得起。但是如果新增投资都用于不具备条件的开发区或没有最需求的高档别墅，这部分投资在资金形态和实物形态上都不能再循环。相反，如果新增1000亿元投资在普通住宅、电信设施、教育设施，只要资金落实，就会加大经济循环流量，既减少闲置，又改善消费结构，并为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创造条件。这个事例清楚地说明，有些看似总量问题，实质是结构问题。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要增加农业投入。所谓对农业的投入，应当是全方位的投入，除当期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电力等等之外，还应包括农田建设、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而且还必须考虑增加对整个基础设施（农业也高度依赖于它）的投入，例如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等大项目的建设。这样，我们就势必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充分利用资源潜力，保持恰当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总量管理要有符合实际的新观念
　　一说总量管理，我们就会想到速度、投资、信贷规模等等计划指标。在经过16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而且在继续发展，原有的经济组织构架、运行机制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宏观调控只有适应这种局面，才能有好的成效。
　　我们经常争论速度高低问题。其实，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有效利用经济资源。如果GNP增长12％，新增库存占了将近一半，这样的高速度并不实惠。反过来说，如果把速度控制到8％，是否就更好一些呢，很可能闲置更为严重。发展速度快，可能形成通货膨胀，但并不必然造成通货膨胀。总之，速度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应成为前提，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保持总量平衡，促进结构优化，在此条件下，实际能达到什么速度都是合理的。宏观调控当然要随时观察增长速度，但同样重要地还需随时观察存货情况、进出口情况、投资和消费情况。
　　保持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平衡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政策的核心问题，但调控的办法不是直接限制投资规模。我国的实践也表明，直接规模控制办法已经失灵，而且带有负效应。对于绝大多数项目来说，只要落实到资金和投资品（包括拖欠），地方、部门、企业谁也不愿停；反之，要它上，它也上不去。在少数场合，这种办法还有作用，即大型或特大项目，但这类项目往往又是能源、交通或公用设施，卡住了，结构进一步恶化；另外一种后果就是迫使地方或企业把大项目分解成小项目，有的直接损害规模效益。去年的投资增速下降，甚至包括治理整顿时期的投资收缩，主要是由于资金源头收紧，而不是清理、停缓项目。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得当，把投资总量和结构调控在较为合理的状态，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信贷规模控制也许暂时还不能完全取消，但其局限性已充分暴露。一是社会融资形式已经多样化了，银行信贷在金融资产总量和信用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二是在信贷规模之外的银行融资不断扩大，去年贷款性质的拆借比前年有所减少，但结汇增长一项就相当于新增贷款的60％，其他不公开的委托、信托、国债回购也在大量增加。三是规模控制往往导致切块、分指标、至上至下地带帽子，虽然从理论上说，现在的银行有信贷自主权，其实很难完全落实。
　　宏观政策要着眼于整个社会资金流量的调控。1994年国内总储蓄提供的资金流量大约在18000亿元左右。纳入银行正式信贷规模和财政预算的部分，只有40％，企业和居民自己积累自己使用的资金估计在5000亿元左右，另外大约6000亿元就是由各种社会融资形式来分配的。可是我们正式列入计划的股票和企业债增发规模只有100亿元（实际还没有用完）。但是，另一方面，国家计划中明确核定国有单位875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60％，而且反复要求各地自筹资金要及时到位。财政是吃饭财政，拿不出多少钱投资，企业留利和折旧相当比例要用于奖金和福利，因此，所谓“自筹”，除了几种基金、各种收费之外，无非就是集资、拆借、招股或额外再找银行贷款。然而我们又一再申明反对和禁止“乱集资”、“乱拆借”、“乱发股”。这样只能使不规范的融资形式更不规范。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们的信贷方面“开正门、堵邪门”的对策进一步扩展应用到整个融资领域，积极主动地建设各类金融市场。
　　3．正确看待国际收支
　　在现阶段，我国合理的对外贸易格局应略有逆差，而不是顺差。出口是为了进口，利用外资是为了进口，即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材料来增强我国的产业实力。假定我们出口100亿，那么可以进口100亿，这时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还能争取到外资20亿，那么至少可以多进口10亿，其余10亿用于还本付息或增加储备。1978－1989年12年中，我国只有两年是贸易顺差，所以使用外资的实际效果是大大增强了国内经济竞争力。进入90年代以来，只有1993年是贸易逆差，其余4年都是顺差，尽管现在利用外资的规模比过去大许多倍，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成了资本净流出国家（1994年国家储备增长较多，属于例外），这是只有发达国家才能扮演的角色。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贸易顺差的作用是火上浇油。
　　国家外汇储备很重要，但绝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过多，就等于把钱埋在地里。因此国际经济学界定的合理储备为三个月的进口额，在我国现在的情况下，应当是300亿美元。可是实际我们已有500多亿美元，无论如何已经足够了。最近发生在墨西哥事件，似乎证明储备越多越好，其实不然。墨西哥的问题在于过早地实行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对外资开放了国内证券市场，从而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应当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加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控，堵塞可能的漏洞。外汇储备与经济实力不成正比例的关系，美国那么大的经济规模，现在的外汇储备也只有700多亿美元。高度依赖出口的日本、德国和台湾储备各列前茅，苦大于喜，因为他们不想让本币升值太快，央行不得不靠买入外汇来干预。
　　汇率是把双刃剑，不能只考虑刺激出口，不考虑合理的进口。去年汇率并轨，出口喜出望外，猛增31.9％，而进口则紧锁眉头，只增11.2%，而且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投资品进口增加。按照以往的规律，外商投资中70％左右是实物，要反映到进口，去年估计在230亿美元左右，所以国内收付外汇的贸易部分，顺差高达280亿美元左右。这必然增强国内的通胀压力。紧缺的物品进不来，除进口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外，主要是汇率水平不划算。人民币汇价定位太低，固然可以使出口经营增加利润，但出口盲目竞争就会加剧，出口价格就要下跌，加之外商故意施压，相当一部分好处很快就流给外国进口商。即使不发生这种现象的行业，过分宽松的外汇汇率条件，也会导致管理松懈，成本上升。
　　4．增强财政政策的调控功能
　　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与财政手段软弱紧密相关。农业、水利、交通、能源、城市公用设施、教育、科技、文化的投入不足以及整个内陆地区的落后和封闭，都要靠较为强大的财政才能改善和解决。但是，财政可以支配的资源十分有限，而且相对比例逐年下降。
　　增加财力的根本性办法是增加税收。一是完善新建立的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加强稽核监督，停止减免，减少优惠。二是以统一贸易政策和实行国民待遇为契机，尽快减少和取消在关税、流传税和所得税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和对行业地区的优惠。过去我们主要考虑外销和出口创汇，现在已不需要这种特殊政策，事实上也早已分不清内销和外销，且外汇供应大为宽松。许多外国投资者，特别是欧美大公司并不喜欢这种不统一、不透明的环境，因此，实现国内外体制接轨并不影响利用外资。三是下决心征好个人所得税。修正税法，提高起征点，以年收入为基数，申报和稽查以高收入者为重点，严惩漏税行为。很可能需要把个人所得税调整为中央地方共享税。此外，为强化税收征管，尽快扩充税收队伍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完善税收毕竟是一个过程，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的需求却是非常紧迫。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发债。目前我国债务余额占GNP比重很低（6％左右），余地极大。只要发债收入用得合理，真正促进了发展，多发点债是完全应该的。战后美国、日本的经济恢复和起飞，国债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高峰期债务相当于GNP的40－50％。国债是纳税人（社会公众）欠社会公众的钱，受益和损失的承担者都是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发内债，也可以发外债。从目前利率、汇率情况和今后走势来判断，外债比内债还合算。现在大家担心偿债率可能高于外汇局计算的10％，理由是出口贸易中有一部分是三资企业创汇。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同样在进口贸易中也有一部分是不需要我们支付外汇的，而且三资企业要使用人民币，它不可能不卖汇。
　　5．增强利率的灵活性
　　要兼顾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需要，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贷款利率，同时适当放松贷款规模控制。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给商业银行以利率浮动60％的权利，由其具体确定新增贷款的利率水平。银行利率既有利于抑制通胀，又有利于调整结构。我们总觉得利率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国有经济没有多少调节作用，其实不然，早在上次治理整顿时期，提高利率的作用就已十分明显，即使是国有企业，利率提高后，其可支配的收入减少，滥发奖金的余地就顿时缩小，拆借“套利”者也减少了空隙。银行有正路可走，就不会冒险走旁门左道。提高利率后，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确实困难，可由银行增收的部分划出一定比例，转由财政给予补助。
　　提高贷款利率，同时适当放松银行信贷规模，似乎又有信贷膨胀的危险，其实不然。目前的社会融资总规模并不小，这样做只有助于把非银行融资纳入银行融资。假定目前社会融资总规模是一万亿元，银行融资占5000亿元，提高利率，减少银行的其他隐蔽性信用活动，则整个社会的融资总规模可能会低于一万亿元。实施这个政策也能够为汇率合理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提高贷款利率还有助于调整投资结构，有条件地放松对投资的直接控制。对农业、水利、交通、能源和其他公用设施、高新技术项目、普通住宅建设，可以适当给予利率优惠。在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好转的情况下，开发银行的金融债可以有较大的增加，这也有助于将商业银行的资金导入正途，减轻其资金储备过多的压力。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运行发生的问题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问题，不管具体原因多么复杂，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中国宏观经济抱有悲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注：*本文写于1995年3月，曾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