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5）

　　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从一季度形势看当前的宏观政策操作*

　　今年前三个月的国民经济继续在超高速轨道上运行。形势有喜人一面，例如农业势头不错，工业销售产值增长很多，国有企业实现利税大幅度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了实质性改善（第三产业特别是交通、通信业投资比重急剧上升）。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这主要是国有部门投资增长70.7%，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9%，零售物价上涨8.6%，财政收入实际增长率为负数，金融扩张的势头仍然十分强劲。综合起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目前已达到最大可能性边界，这样高的速度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

一、冷静分析，准确判断，抓住症结

        从总储蓄和总投资的关系来看，如果全年的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保持70%的增长速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增长50%以上，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在15%左右，这样靠降低过高的消费品库存水平，增加偏低的投资品进口规模，理论上说还是可以平衡的。这种调整达成适应的总储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有两个重要因素不能不考虑，一是国内“瓶颈”行业（主要是交通）条件难以满足需要；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抑制，很可能还会超过目前的增长速度。因此，在继续积极推动投资结构改善的同时，必须采取抑制投资总量扩张的对策。
　　宏观经济确实出现了紧张态势。但是，为了避免损害正常的增长，为了尽可能地抓住发展机遇，宏观调控措施必须恰当而有效。这就需要对当前的紧张态势到底紧张到什么程度，主要症结所在，做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一季度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并不完全是需求拉动的。这里有去年的翘尾因素，有价格控制进一步放开的因素，还有调剂市场汇率不正常攀升后造成的成本推动因素。据估算，现期需求拉动作用在整个价格水平上涨中大约占40%左右。固然，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就消费品而言，连续4年是生产供给大于市场需求，这个态势至今没有改变，今年也不大可能改变。只有在农业发生严重意外时，零售物价水平才会更大幅度攀升的可能。根据收入增长和生产供给增长的情况来看，全年零售物价上升控制在10%以内，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我们的调控目标必须争取不突破计划。其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根据统计局估算，实际工作量增长率比名义完成额增长率低30多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扣除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因素。另外一个可能的虚增因素是征地拆迁费用上升，因为今年一季度投资中运输、邮电、商业仓储、房屋开发和房地产公用服务业均比去年上升一倍以上，整个第三产业比去年上升1.25倍，这意味着征地迁费用的比重也会大幅度上升。在一个严格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土地费用不应计入固定资产投资，应视为转移支付，但我国的统计数字中包含着这个因素。第三，一季度外贸出口增长只有7.4%，进口则高达25.4%，这种现象是多年罕见的。但是，影响一季度出口的因素有些是短期的，加以改善后还会有所提高。而进口增长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设备增加，因此扣除不收付外汇的部分，一季度仍然是收大于支7.1亿美元。第四，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急剧上升，后经采取控制措施，目前停滞在8元或略高一些的水平上。对外汇调剂价上涨的主要解释是进口需求增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1992年总的外贸情况是出大于进50多亿美元，收付外汇的部分有一点逆差，但非贸易外汇收支有顺差40多亿美元，补过去还应当是略有盈余的。更何况在资本帐户上，利用外资总额超过还本付息总额5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商品进口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调剂市场不是真正的外汇市场，外汇的需求者和供应者之间位势不平等，对供应者来说，他并不承担资金占压的损失，因为是额度，是一种特殊优先使用权，所以他卖不卖压力不大，相反对需求者来说，他要获得外汇却非常困难，交易成本很高。这种市场结构，最易受消息左右，所以一有谣传人民币将大幅贬值，供应方必然惜售，购买方就要抢购。其实人民币应当是坚挺的，因为尽管近两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多，但是1992年的平均换汇成本只有5.8元，引进外资数量很大，而且外债情况良好。我国外债不论就债务结构，使用情况而言，还是就偿债率、债务率水平来看，都一致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积极评价，这方面使用非国际通行办法进行的测算评估进而得出的消极结构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与80年代的几次膨胀危机相比，一是没有严重到那样的程度，二是还有许多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在于，导致投资和金融过度扩张的根源，还是国有经济约束机制不健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价格已经基本放开，投资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已十分有限，各级地方政府在配合中央实施行政控制方面的实际有效性已大大降低。这些情况决定着我们当前实施宏观调控的目标、力度和方法选择范围。不充分地全面地考虑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二、以金融政策为主要手段，以控制投资为调控重点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投资增长太快，而抑制投资的最有效办法是管住货币和资金。在实施金融紧缩时，必须看到这样几个事实：
　　（1）银行信贷计划并不宽松；（2）银行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是绕过信贷规模以拆借、同业、往来、假委托以及打入地方自筹等等途径跑出去了；（3）非银行金融，特别是不规范的直接金融（所谓各种集资）不受约束。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必须统筹考虑。
　　我们认为，要实施有效的金融调控，首先要通过一些改革措施使金融体系达到统一。具体就是银行信贷而言，必须开正门、关旁门、堵后门。第一，正视银行系统存大于贷的事实，调高信贷计划指标（全年多增500�1000亿并不为多），让银行有更大自主权决定贷款方向，同时要严肃各专业银行自我约束的责任，中央银行要加强对信贷活动的监督和检查。目前一方面贷款规模卡得很死，另一方面以拆借等形式放贷又难以避免，这种做法弊病较大，但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银行吸收的资金要付利息，你不让他使用，何谈企业化经营，何谈尊重金融规律？要堵住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避免信贷的盲目膨胀，必须给银行信贷开正门。什么都不允许干，等于什么都允许干，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此为开正门。第二，银行同业拆借严格限制在短期应急融资的范围之内，恢复其本来意义。可以法令形式规定，今后的银行同业拆借一律不得超过一周，并限定时间要求各银行将过去拆出去的资金收回。同时还要规定，银行机构一律不准利用同业往来挪用资金，一律不准搞假委托，不准通过隐蔽方式向地方政府融资，将银行资金转化为地方自筹资金。对过去的类似活动进行清理，收回资金。各级专业银行必须按规定留足付金。对于不按规定办事，不积极收回已拆借资金而遇到支付困难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人民银行不能保，要由其上级行负责。专业银行与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等机构必须分离开来，不允许搞母子公司。中央银行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及时严肃处理违章违纪案件。此为关旁门。第三，停止中央银行直接从事的商业放贷活动，切断中央银行与各地投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的关系，同时考虑改组人民银行的组织体系，使市县两级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或转并为商业银行机构，或组建成非银行金融机构。考虑到过渡的复杂性，在按经济区划建立人民银行分行时，可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省市两级的代表机构。总之，最重要的是，必须尽快停止中央银行的直接商业信贷，堵住从后门出去的资金供应。
　　上述几条，虽然有收有放，如果真正做到，那么事实上会产生金融收缩之功效。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采取以下政策和改革措施。
　　（1）调高银行存贷款利率；
　　（2）进一步严格明确分开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国家确定的政策性贷款必须保证，否则坚决予以惩处；商业性贷款由银行自主发放，宏观上可以给予政策引导，劝说（例如说明交通、通信、电力等“瓶颈”行业的收益率并不比一般工商业低，而且风险极小，鼓励银行贷款倾斜）。对商业性贷款同样要监督检查，目标是降低风险，制止银行资金卷入炒股票、炒房地产的“泡沫经济”活动。
　　（3）让专业银行带头购买国库券，还可以考虑发行期限更短的国库券（比如一年、六个月等等）。这样一方面扭转国债市场的疲软局面，另一方面也为中央银行强制性地要求各专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国债；二是中央银行允许专业银行购买国库券不占其信贷规模指标，并承诺将来要通过公开市场提供货币供应。
　　（4）通过国有股上市和增加大企业、大项目上市的办法为上海、深圳的股市降温。一方面可为国家重点建设筹集资金，缓减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使股票市盈率降落到比较正常的水平，从根本上消除其扰乱和误导金融投资者和金融市场的不良作用。目前银行储蓄存款增长率不断下降，国债都没有出路，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股市可以赚大钱，80%以上的人不赔钱，这使储蓄者的预期非常之不合理。
　　（5）直接金融已占半壁江山，除有价证券发行之外还有大量的无券集资活动。对于直接金融，同样有一个“开正门、关旁门和堵后门”的问题。应当积极推动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中大企业、大项目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这方面的风险并不大。对于企业债券，只要符合条件，就要予以批准，而且要允许企业债券利率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不断再继续过去那种报上来很难通过，不报告可以随意发行，结果80%的企业发债不经人民银行批准，形成一个法不治众的局面。对于不规范的企业内部集资，应以法令形式禁止，凡希望发债的企业，一律可以申请入债券市场。当债券市场统一、透明之后，风险和收益清楚了，加之必要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投资者会做出正确判断，优者畅销，劣者滞销，市场会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在人民银行机构改革中，可以考虑把直接金融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转移给更专门的机构。
　　（6）地方政府的投资膨胀极快，其资金来源除有限的一点预算内资金外，主要是预算外资金和通过不规范方式筹措的金融市场资金。金融市场暗翻明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但是中央财政对此必须有严格限制，同时还要逐步增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发债的制约作用。地方政府现在搞的铁路、高速公路、电信、电站等可以盈利的项目，应按规范的办法转变为企业项目，这些项目筹资就属于企业筹资，而不再是政府筹资。
　　（7）在银根有所抽紧之后，要抓住机会把外汇自由化推进一步，实现有条件的人民币国内可兑换。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和弊病很大，对稳定宏观年个斤毫 、吸引外商投资、有效利用外汇资源都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不改不行，越拖越不利。现在改革的条件也是很好的，国家现汇结存还有200亿美元左右，银行外汇结存十分宽裕，居民个人撑握的外汇资产估计也有180多亿美元，而且境外一些地区已经事实上实现了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是较为坚强有力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人民币的信心比外国人差；金融政策往往不是保卫人民币而是损害人民币；经常帐户外汇卡得很死，资本帐户却放得较松；外汇市场允许非金融企业进入，但排斥银行于大门之外；国内可兑换落后于国外可兑换；局部地区已搞了可兑换（如深圳），全局上却强化不可兑换。上述种种，尽管有许多特殊原因，但总体上说是违背国际金融一般规律的，是与国际上外汇自由化的通行做法相反的。改革的步骤是，先以额度留成转变为现汇留成，允许银行按市场汇率开展外汇兑换业务，挤掉黑市，这样做，将增加外汇市场的外汇供应量，同时可能回笼人民币资金，起到抽紧银根的作用。然后统一外汇市场，形成有管理的银行汇率体系，在此过程中，要从严控制资本流出，中央银行保持必要的外汇储备。具体方案需另文专门研究。
　　（8）在采取金融政策措施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发挥其他有效的行政性手段的作用。首先，对于盲目的“开发区热”，可能进行更加严厉的逐级清理检查。现在基本上是让各地自己清理，这有一定效果，但如果中央统一组织检查活动，可能效果更大更快。第二，鼓励地方搞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电信、水利等等，但是一般加工工业项目、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应明令禁制由各级政府承当投资主体，这也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基本要求。第三，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指导，说服地方和企业不要再盲目上马那些重复建设或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项目，使他们认识到这类投资将来会成自己的沉重包袱。第四，必要时，可临时性冻结审批新开工项目，或要求新批准项目一律推迟一定时间开工，银行不得拨款，当然，个别重要项目可作为例外。

三、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财政收入的实际负增长，支出的高增长势必拉大收支缺口，逼着中央银行多增加货币供应，而以弥补财政赤字形式出去的货币具有和投资一样的高乘数效应，对宏观经济稳定十分不利。增加财政收入的潜力如何呢？许多人认为极不乐观，这种看法其实不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样高，财政的状况不应当是越来越糟。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1）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事实，必须将增加税收的重点从对企业征税转变为对个人征税。我们已有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体户工商税，局限性很大，必须实行规范的个人所得税。以个人年收入超过一万元为起征点，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由税务机关核实，按累进税率纳税。税务机关应有重点地进行抽查，发现收入瞒报偷税行业，一定要给予重罚，包括给予刑事处分。个人所得税要立法（可先搞一个条例性法规），各地都必须统一执行，绝不容许擅自减免。此事已拖延多年，现在社会舆论对收入差别悬殊已反应强烈，人民群众会欢迎并积极合作，故条件很好，现在开始宣传、准备，今年年底就可实行，1993年预算就可因之增收。
　　（2）必须考虑大幅度减少进口关税减免的做法，这也是进口体制改革和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需要。去年我国实际征收关税210多亿，以此与进口总额相比，实际关税率只有4.6%。对于特区和某些沿海开发区，过去长期给予关税优惠，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许是必要的，现在则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对需求旺盛的高价商品，例如汽车，目前有大量散件进口，关税应严格征收，税率也应适当提高。
　　（3）普遍提高营业税率会带来普遍的价格上涨，但是对非生活必需品可以考虑开征较广泛的消费税，税率高一些也是可能的。
　　（4）鉴于国内黄金饰品热销，可组织更多的黄金进口，征收特别消费税，同时严厉打击走私活动。
　　（5）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使土地出让出租更多地进入市场，政府从出让土地使用权和二级地产市场交易中征收更多收入，应严厉查处压价或免费或变相无偿出让商业性用地的行为。
　　（6）继续加速公有住宅制度改革，提高租金，有计划地出卖旧房。目前已有许多机构和企业自行低价任意卖房，损害了国家利益，需要引起警惕。
　　（7）有计划地拍卖、出租国有小企业，对一些经营不善的中型企业也可以拍卖，增加财政用于投资的资金，甩掉包袱。这里涉及到的是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不会造成流失。
　　（8）加快大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步伐，理顺产权关系，前面已有所论及，此处不赘述。
　　（9）政策性开发银行成立之后，主要资金来源应从邮政储蓄和保险基金积累来解决，相应减少财政的固定资产投资拨款。这对该银行确立按企业方式动作，增强资金约束性也有好处。
　　（10）国家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只要是盈利性的，应当一开始就按规范的股份制来设立公司。资金筹措可采取合股或发行股票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现期减少财政压力，也可以停止按老的国有企业模式来继续再造出新企业来。
　　以上意见未见得尽妥，匆匆起草就仅供研究参考。

　　*本文写于1993年4月。曾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调查·研究·建议》1993年5月12日增刊（4）期发表。

　　
　　在调控总量的同时优化结构*

　　最近，中央和国务院根据上半年形势，出台了一系列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应急措施。这些措施出台以后，效果如何，会产生什么新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后续政策和改革措施，防止大起大落，加快新体制建设，都是迫切需要及早研究的问题。

一、应急措施的实施效果预测

由于针对性较强，应急措施出台以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良好效果：第一，金融秩序将趋于好转。不规范的社会集资受到强有力的约束，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率大战基本上停止，不正当拆借而绕规模的信贷失控现象将大为减少。第二，金融膨胀的势头被遏止。利率上调以后货币回笼迅速增加，社会游资有所减少。强化信贷规模控制，限期清理资金，将有力收缩金融总量。第三，由于投资资金来源缩减，并且要求年内不再开工新项目，下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将明显低于上半年。第四，在应急措施政策导向和市场与交通的约束下，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将有所回落，经济适当降温的目标可以达到。第五，物价增幅下半年将低于上半年。7月上旬汽车和部分品种的钢材价格，取稳中向下的走势。消费市场仍然保持供过于求的态势，调高营业税税率所导致的零售物价的全面上推，具有一次性作用，随着银行储蓄的增加，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
　　在充分肯定应急措施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可能产生的问题。第一，企业周转资金将更加紧张。现金坐支和直接实物交换所引起的货币与资金“脱媒”现象将更加严重。过去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三角债问题有可能再度发生和蔓延。第二，“一刀切”式的不开工新项目的规定，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很难全面落实，往往卡住大项目而卡不住小项目。这就会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投资仍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三，由于银根抽紧，已签订合同的合资项目，国内人民币配套资金的落实更为困难，影响正常的工程进度和外资利用。第四，由于认识上并未统一，加之手段单一，地方政府的反调节倾向将更严重。基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由表内绕规模转为表外绕规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抵销宏观调控的功效。
　　从总体上来，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已趋于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是中短期行政措施使然，如果后续措施跟不上，问题还会反复，暂时的稳定很快就会消失。尤其是应急措施并不可能广泛而深入地触及经济体制，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仍然存在，未来经济运行依然潜伏着很多的不稳定性因素。目前来看，投资结构的调整主要靠指令性银行信贷配置实现，并没有相应的新金融体制保证；国债的发行主要靠行政摊派，尚未形成市场化的新机制；人民币市场汇价回升非常猛烈，但基础并不稳定，在汇率“三轨”并存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被重新炒回去；房地产价格目前虽然处于疲软状态，但跌幅不大，许多公司仍在硬挺等待；股票价格6月底以来下降较多，但泡沫并未真正破灭，尤其上市股票数量有限，结构很不合理，且多轨并存，股价也很有可能被重炒起来。

二、当前宏观失控的结构性矛盾与推进结构调整的原则

        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宏观失调问题，不仅是许多总量因素所致，更重要的还是结构性矛盾所为。
　　从生产结构上来看，首先，基础产业瓶颈约束日益强化，基础产业供给能力的短期增长幅度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导致供不应求，价格大幅度上涨。其次，大量的加工工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相应及时调整产量、品种，资源消耗过高、产品质量下降的问题始终没有根本解决，致使名义上供求平衡下掩盖着实质性的结构失衡。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有所加快，但仍然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引起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迅速上升。
　　从投资结构来看，今年以来交通、通讯投资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但能源、原材料的投资比重下降，而且重点建设的资金到位率下降。通常年份，上半年资金到位率为40%，今年还不到20%。投资结构上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电子、石化、汽车等支柱产业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规模不经济的矛盾十分突出。基础器件和配套部件国内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致使进口规模迅速扩大，产品成本不断上升，不仅自身价格居高不下，而且还拉动了相关产品价格上涨。
　　近年来我国经济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有所提高，但仍然反应迟钝，供给调整严重滞后。基础产业瓶颈约束的矛盾多年以前就已充分暴露，但直到最近才真正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居民仍未做出足够反应，造成大量进口和走私，使得已确定的90年代支柱产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尤其是目前汽车、电子工业的零部件、基础器件对进口过度依赖，在国民经济中的扩散和带动作用有限，复关以后形势将更加严峻。
　　结构调整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工作，既要从长远着眼，又要在近期内立即着手。随着应急措施的贯彻执行，我国宏观经济又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在继续调控总量的同时，坚决推进结构调整。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上，似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结构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大刀阔斧地加快改革步伐。考虑到有些改革措施不可能立竿见影，还必须采取一些短期政策措施。
　　第二，调整结构必须解决资金流向问题。传统的投资计划手段对结构调整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而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使我们初步具备了通过经济手段调节资金流向的条件。
　　第三，充分利用扩大开放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在适当放宽进口短缺原材料限制的同时，发挥我们的市场优势，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为此必须调整利用外资的条件和方式，变单一出口导向为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使我国经济结构在中短期内有一个较大的改善。
　　第四，以产业振兴法的形式确定若干重要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例如汽车工业，产量增长极快，需求潜力增长更快，但能否成为民族工业、支柱产业，已经岌岌可危。根据我们的预测，按国际市场价格，1995年的国内需求可以超过300万辆，2000年则可以超过800万辆。靠主要零部件进口，达到这样的生产规模是可能的，但代价极大。因此，当务之急，一是要使零部件合资合作生产规模成倍扩大，二是要考虑让韩国或美国的一两家公司带零部件同时进入，一开始就上较大规模的生产厂，设备也可全部进口，只要是在中国生产，即使成本略高一点，也比将来持续进口大批零部件合算。这样才可能打破目前已形成的少数几家合资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拖延技术转让和规模成长而获取巨额利润的局面，使汽车工业在国内形成新的带头产业，发挥出扩散效应。

三、近期需要采取的改革和政策措施

1.在清理违章拆借资金，制止乱集资、收回不合理贷款的同时，适当增加银行信贷规模，因为清理拆借和集资以后，社会资金供应量将显著减少一块，很难满足正常经济增长的需要。在增加银行贷款规模的同时，适度扩大专业银行确定贷款项目和利率的自主权。我们不要过份担心增加贷款规模以后会使现金发行失控。在清理拆借和集资以后会减少相当数量居民提现，增加贷款以后由于企业结算户资金增加，又会相应减少企业库存现金，从而可能使货币投放形势好转。应该指出，今年现金发行是否突破1500亿元，不能作为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硬尺度。由于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现金发行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对于新增加的贷款规模，除了保证农产品收购需要以外，主要应投向重点建设项目。在近期资金诱导机制还不能立即建立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专项贷款。
　　2.抓紧投资体制的改革，核心是盈利性行业扩大和强化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减少这方面投资的政府行为。项目筹资由政府由面借钱转为企业直接面向市场融资。与此同时，力争尽早完成政府投融资体系的组建任务，采取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方法，解决低盈利基础产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非盈利行业则只能通过财政拨款来解决筹资问题。
　　3.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债券的发行计划，要优先向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倾斜，尤其是瓶颈约束最强烈的交通运输业，和国内需求前景非常明朗的汽车业，最适合采取股份化筹资，对此我们的思想应该更解放一些。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从根本上解决项目建设复制老模式企业的问题，避免项目投产以后重新转换经营机制的难题；二是可以解决资金流向不合理的问题，使社会游资能够有效地进入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三是有助于规范和稳定证券市场。国内外的经验均已证明，越是小企业的股票越容易被投机炒作，越是商业和房地产的股票越容易出现价格离谱问题。
　　4.规范和进一步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应急措施对于企业进入资金市场采取了一些较为严格的限制政策，短期有利，长期则不然。我们认为，企业面向市场融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规范企业债券市场，而不是限制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规范企业债券市场，一是要加强对债券的审批和监管，条件具备和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要尽快审批，不要人为制造障碍；二是减少企业债券发行中的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不能为企业承担风险；三是一定数量的企业债券不能按期偿还是正常的，政府不能指令银行用贷款帮助企业偿债，同时利率管制也应该适当放松，以便使企业债券的风险和收益相配称，进而突出国债的低收益与低风险的优势。
　　5.重塑国债发行与流通机制。目前国债发行与流通中出现的问题，既有国债低风险优势没有突出出来的因素，还有银行与财政关系没有理顺的因素。要突出国债的低风险优势，必须还股票与其他债券高风险的本来面目，使国债成为对普通居民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要协调财政与银行在国债发行与流通上的关系，一是要规定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借款，从明年起所有赤字都通过发行国债弥补；二是对专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要提出明确要求，并规定专业银行流动资产中持有国债的比例；三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应以买卖国债抵押再贷款作为主要手段；四是财政对银行系统持有的到期国债必须无条件兑付。
　　6.股票市场应该加速完善，尽早实现股权平等。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很快，但不规范的问题十分突出，极容易产生剧烈波动。在近期，我们建议：一是加速证券市场管理的立法进度，力争尽快通过《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规；二是加速新股上市的审批，适当增加上市股票数量；三是做好在北方再建一个股票交易所准备；四是在尚不具备统一A股和B股的条件下，应尽快开始试验探索统一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实现股权平等，同时保护国家和投资者利益。
　　7.严格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管理，使一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化。所有商业性用地都必须实行有偿使用，尽可能采取拍卖和招标竞价的方式确定价格。实业性的鼓励投资项目，可以采取低价批租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但协议批租的项目主要只适用于高新技术产业，而且价格形成过程必须高度透明。
　　8.实行鼓励私人投资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相结合的政策措施。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客观历史原因，我国近年来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少数人甚至已经成了亿万富翁，对于这种现象要历史地看待和处理。现在的情况是，个体私营业主扩大生产规模遇到种种实际限制，与此同时对个人买卖股票、外汇并无什么限制，个人资产向海外转移和严重的挥霍性消费更不受限制。新的政策方针应当是：一方面，要通过开征规范的个人所得税、资产税、馈赠税和遗产税等进行收入调节；另一方面，要尽可能鼓励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进行实业投资，这样对稳定社会与发展经济都有重要作用。现存对私人实业投资的种种歧视与限制，必须尽早清理和废除。我们鼓励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也应鼓励国内私人投资。
　　9.在不减少国有资产价值总量的前提下，应当大力调整国有资产实物形态的分布结构。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有相当大一部分存在于一般性的工商产业领域，且单个企业规模不大，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力较小。与此同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建设资金严重不足，被迫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这在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和起飞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严格禁止的。为此，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拍卖一部分一般工商业领域的国有资产或出让部分股权，换回相应的货币资金，再将其投入到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等量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迅速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
　　10.扩大利用外资，既要鼓励直接投资，也要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形势增加对外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应限定在非基础产业和非支柱产业，但由于我国企业机制不健全，加之建设资金高度短缺，不得以才放开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部分项目，但在原则上仍然要对外商的投资份额进行限制。今年利用外国贷款，要进一步向基础产业倾斜。小平同志在1989年就指出，多搞一些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可以办许多事情，宁肯借债也要搞上去。对于外债规模，我们不能简单看一个绝对数。根据外管局按国际口径进行测算，1992年我国的偿债率为7.34%，债务率为90.68%，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资信评价甚高。从人均债务额的角度来看，1992年我国只有59美元，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我们目前的10倍左右，匈牙利目前的人均外债也达2000多美元。当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外债偿还也潜伏着危机，一些项目的偿债资金不落实，影响了扩大引进外资的信心。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大量借债都是以政府的名义，风险和责任都集中在政府，企业没有直接压力。因此，在目前我国的国际筹资环境甚好的情况下，在充分挖掘国内外汇贷款的同时，应该强化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筹资的规模和数量，注意提高利用外资效益。
　　11.加快外汇体制的改革步伐。外汇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汇率并入市场轨，管住资本项目，放开经常项目。具体过渡办法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根据外汇管理控制许多方面已放松的实际情况，走大步，在较短时间内过渡到日本、韩国80年代自由化后所达到的那种格局，即汇率单一浮动，允许个人和企业开现汇帐户，但控制、审查资本流出活动；二是强化结汇要求，实行单一汇率，不允许企业开现汇帐户，限制和取消人民币出境，管制银行的外汇存款，即实行大多数发展中家所采取的制度。无论采取哪种办法，都必须改变国家外管局开办经营外汇市场的局面，以银行间的无形市场取代企业间的有形市场，并且实现全国统一，企业和个人的合理买卖外汇均到银行办理。取消国家低价分配外汇的做法，对确需国家扶持的进口项目，核定数额，一律由财政拨款补助，同时取消对外贸企业的指令性出口计划。企业正常进口等经营项目支出，凭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文件向专业银行购买外汇或申请外汇贷款，居民出国旅行可凭有效护照和签证购买一定数额的外汇（2000美元左右），购买外汇者，不得再携带人民币出境。对人民币出境应增加限制，例如要求旅行者事先向人民银行申报，等等。
　　12.进一步加快关税及外贸体制改革。恢复关贸协定缔约国地位，目前我们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改革外贸体制，减少进口的行政审批；二是降低关税水平。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近期我们可以对国内短缺的原材料进口减少行政审批，适当调低关税税率，增加这些短线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目前是我国的理论关税水平很高，但实际征收到的关税水平却很低，这就要求我们在降低名义关税的同时，提高实际关税的征收水平。作为政策措施，近期必须大力清理各种减免关税，同时严厉打击走私、偷漏关税现象。

　　*本文写于1993年7月，原来还有一个副标题：应急措施出台以后的形势与任务。这是一个临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执笔人是本书作者和黄志凌，参加讨论的还有刘鹤、贾放、刘旭红、邵宁、曹文炼、陈炳才、许江萍等。曾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7月增刊（11）期发表。

　　
　　关于近期宏观政策方针的建议*

　　贯彻中央6号文件以后，总量关系已有缓解。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方面还需要继续保持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另一方面各地要求加快经济成长的呼声又日渐高涨。宏观政策的取向似乎面临着一种两难抉择。
　　我认为可以换个思路来看待和处理当前的问题。应当谈化那种所谓“松”和“紧”，“快”和“慢”的泛泛争论。问题在于什么该松，什么该紧，哪些能快，哪些能慢。朱副总理早些时候曾说过，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调整结构，实际工作中已有成效，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把这个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化，统筹考虑改革措施和政策办法，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优化结构，这样才能更充分地挖掘潜力，避免不利倾向的发展，真正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要有充分认识，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这样才能对下面的积极性因势利导。一个时期以来，地方的同志总认为中央把不利因素看得过重，对有利因素估计不足。很难要求下面的人都能了解全局，有宏观管理的完整观念，但是有一些有利因素没能充分利用却也是事实。从基本经济资源来看，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土地比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宽裕得多，资金国内也不算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还有许多资金想进入中国，技术也有国内国外两个来源，应当说也不太差，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尽管已有很大提高，但还是不那么理想。现在需要搞清楚和讲清楚的就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看主要在于结构，生产的结构和投资的结构问题很大。
　　我们现在确实有世界上并不多见的有利条件。其一是国内高储蓄率，今年国内总储蓄可望达到11000亿元，明年则可超过14000亿元。其二是国际资本迫切要求进入中国，特别是特大型资本供应商即机构投资者，现在兴趣甚高，搞得好每年利用外资可超过300亿美元。其三是通过国际交换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回旋余地大大扩展。其四是市场机制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发挥了灵活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不利条件主要有三：一是“瓶颈”部门制约；二是体制处于转轨时期，传统的“大锅饭”加盲目性还在相当大的领域发生作用；三是地区差异在扩大，企业、个人收入差别也越来越大。
　　依据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特别是结合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我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争取一种较高速度的发展和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可忍受的限度之内是可以兼得的，但要害之处在于能否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该发展的要大力发展，该抑制的则能有力抑制，而且不需要采取太多手段（多了也无用而且还有害）。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投资规模很大，但结构又开始轻型化、小型化，一年一万多亿，有许多低水平的重复，资金配置效果自然不理想。二是国外有许多资金，想进来又进不来，国内也有强烈之需求，但门道不通畅，两者合不了拍。三是大量销售困难的产品还在继续生产，而紧缺的服务，价格不断上涨，供给却难以有更快增长。
　　针对这些问题，现阶段的宏观管理需要明确以下目标：
　　（1）调整投资结构，把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进一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水平上；继续扩大电信建设规模，今年新增电话装机容量预计可达600万门，明年要上到800万门甚至更多；扭转能源投资比重下滑的势头；继续增加原材料、农业和水利的投资份额；显著增加电子、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关键项目的投资；抑制一般加工工业和高档房地产开发。
　　（2）按照强化基础产业，促进加工工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方向积极扩大利用外资，除外商直接投资办实业、对外借款两种形式外，侧重开辟引进外国机构投资者股本融资的新渠道，在落实配套人民币方面采取积极步骤。在引进外资采取股本融资方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让外国机构投资者，以股权投资的形式进入国有大中型企业；另一种形式，就是增加在国外直接上市的企业。这两种形式其实对我们来说风险都很小。外债方面现在也不必顾虑，按国际的口径计算偿债率依然很低。
　　（3）继续鼓励出口，但不追求达到净出口或简单的进出口平衡，以合理限度的贸易逆差为正常目标。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维持资本净流入是最合理的，而资本净流入一般必然伴生着贸易逆差，这表明我们多利用着国外资源而不是相反。今年进口增长很猛，但国家现汇结存减少几十亿，那也不是由于进口多的缘故，而是由于今年的结汇率比去年下降十多个百分点。强化结汇管理是必要的，但盲目压缩进口则不合理，当然这不是说进口可以敞开口子什么都不管。从钢材一项大宗进口物资来看，今年预计达1900万吨，1985年曾高达2000万吨，而现在的经济总体规模比当时大了一倍多。原材料进口不必顾虑太多，值得注意的是机电或成品和半成品，对国外依赖过高，正是国内需要特别加快发展的行业 。
　　（4）调整现期生产和供给结构，增加短线，压缩长线。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服务供给是最主要的。食品的涨价今年以来是最厉害的。除此之外，现在人民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最大短缺都集中在服务领域，子女上学难、出门旅行难、租房难。服务业供给能力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增加，但通过改革，即现有存量资产和人员的结构调整，一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的“退二产进三产”，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放开社会办学，政府给予引导，就可以解决许多人（包括成年人）的教育问题，这既发展了教育这个产业，又推迟了青年的就业年龄，缓解了许多矛盾。公路运输，水路运输也要更放得开一些，航空运输的租凭、特别是“湿租”也可进一步扩大，有限制地对外国航空公司开放一点国内航线也可尝试。
　　为达到上述目标，需要在金融、财税、外资外贸以及土地管理等方面采取一些大的政策措施。
　　1.从全社会资金流量的调控视野出发来设计和运用宏观政策。我们测算，现在一年的社会资金流量达一万多亿元，其中财政和国家银行经管的只有一半略多一点，社会游资高达5000亿元左右。为什么产业政策导向不灵，大企业、大项目筹资困难重重，小企业、小项目却热火朝天，其源根出于此：政策能影响的是一半资金，还有半边天为宏观调控力所不及（当然会有间接影响）。我们应该明确，有效的宏观政策必须能够覆盖全社会，当然这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调控。这样调整政策，需要有大手笔。
　　2.银行吸收存款要深入农村、边疆等每一个角落。参照日本的经验，高速增长时期，政策对吸储工作高度重视，专门有半官半民的全国储蓄委员会，动员舆论工具，银行吸收存款做到像毛细血管一样连通到每个居民点。邮政储蓄还要大力扶持，争取每个邮政局所都有吸储机构。保险事业亦如此。
　　3.更好地运用有价证券的发行集中资金，发展重点行业。各种乱集资之所以能够昌盛，得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规范的证券筹资与之竞争。我们要坚持间接融资为主，但直接融资也要充分重视，因为储蓄投资者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单有银行存款是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为此建议，企业债券还应恢复并扩大，股票和定向募集也应扩大。出问题不是由于这些纳入管理的有价证券多了，而是由于规则不明，市场不成熟。我主张明年要让一些铁路、电力、冶金、石化、汽车项目发股票或债券，多上一些这样的大项目没有任何风险。指望国家财政和银行包下全部基础产业的建设资金需要，极不现实。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总量有限，它的投向是低盈利的基础行业（例如机场、港口、城市供水、收费的公用设施等等）而不是这些预期收费率可以超过工业平均水平的行业。上述行业在扩大证券融资时，可以统筹考虑吸引外资进入，即以股本或债券的形式与外商合作。
　　4.把筹资与土地批租结合起来，让优先发展行业对内外资有更大的吸引力。譬如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国家就可以土地入股，成立专门的股份公司向资金市场筹资，该公司把一部分土地用于商业性开发或直接转让出去，铁路建设资金就会滚滚而来。在建的铁路，也可以此形式完成后续资金的筹措。其他如电力、冶金、石化都可照此办法试验。这样就不必再压着专业银行保铁路建设资金需要了，也不怕房地产开发业的资金东突西奔了。让专业银行去干更适合商业银行干的技改等贷款业务，国家负担就轻多了。
　　5.向外资开放重点建设。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多搞一些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可以办许多事情，宁可负债也要搞上去。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尽快解决“瓶颈”约束非常关键，借钱也好，让外商直接进入也好，都是理所应当的。去年以来提出向外商开放基础领域，可是由于部门地方扯皮，迄今为止，外资进入交通、通信、能源、原材料的规模依然非常有限。现在外国大的机构投资者着急，我们也着急，可是中间环节却迟迟不能打通。
　　6.一定要尽快确立起国债的“金边证券”地位。明年财政停止透支借款，估计要发国债近千亿。按老路子走势必十分困难。唯一办法是走国际惯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明确的流动性资产比率要求，把中央银行的资金供应与国债挂钩，使金融机构成为国债的大买主，这样就能搞活二级市场，吸引更多投资者。
　　7.城市市区工业企业，要有计划地进行搬迁、转产（主要是转为第三产业），利用土地级差收益作为契机。为此需要制定专门政策，把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或转为商业性使用的收益基本留给企业。土地出让和合作开发的合作对象可以更广泛一些，外省、外市企业、甚至外商都可进入，这样做一举数得。
　　8.打破地区部门限制，鼓励企业合并、划转和兼并。常州、四平、成都等地，政策开始想通了，自己的企业可以改换门庭，无偿划转给外地的或中央的优势企业。这样的做法可以普及和推广，都是国有企业，产权划转应当比较容易。其他所有制企业要兼并国有企业，只要权利和义务落实，也应大力鼓励。如此等等。
　　匆匆写出这些意见，不一定都妥当。总的感觉是，现在应多从调整结构上着眼，少纠缠总量问题。该上能上的应大力支持，做出一些大事来，该管该治的还要继续抓住不放。这样局面可能有更良好的改观。

　　*本文写于1993年10月27日

　　
　　宏观管理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无疑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但是，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则意味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和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还要对自身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这种双重任务自然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使许多因素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中这是无法回避的唯一选择：只有统筹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完全过渡时期赋予宏观管理的历史使命。

1992&#0：1993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

        连续两年国民经济成长率达到13%，这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与过去经济高峰时期相比，宏观经济运动行中出现了价格总水平上升，基础部门供给紧张和对外贸易逆差等等现象。这似乎并不难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特征。
　　首先，此次经济进入超高速增长状态，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地区之间的经济指标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差异。特别是在1990年，东南沿海省市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了70%以上的水平。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如此。同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也很不平衡。以生产资料为例，在1993年上半年价格暴涨时期，钢材和水泥的地区差价率最高者达到20%左右。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是与生活费用的提高速度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名义收入增长明显快于生活费用增长。但是，在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居民收入增长与物价上涨相差不大甚至实际收入略有下降的情况。地区结构上的不平衡成为令人忧虑的一个大问题?
　　其次，一个较为明显但尚未为经济学家们给予应有重视的新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冲破了政策和计划的框架，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或牵引着经济的回升和热化。在上一次经济高涨时期，使人记忆深刻的是各种生产资料的“抢手”，而此次我们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活动是倒卖资金和地皮。极不规范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种种所谓“集资”活动，从1992年开始增温，到1993年6月达到最高峰，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泡沫经济”的味道。要素市场的这种急速扩展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金融、价格和投资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许多因素反复相互作用，要准确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应当得到确认，由于大量的生产要素流动脱离了计划轨道，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与过去相比必然要发生较大变化，尽管有些方面还仅仅是形式的变化。例如，投资资金的筹措，似乎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的选择，不仅财政拨款，而且银行信贷也不再具有过去那种统治地位，随之而生的是投资的计划审批控制受到了全面性的削弱。诚然在1985––1988年这段时间内，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投资的计划失控，可是，从1988年第4季度开始的行政性限制和信贷紧缩措施（后者的作用尤为显著）可以最终把实际投资规模大幅度降低下来，但是在1993年却不再可能这样做了。
　　第三，与1998年非常不同的是，此次经济高涨时期，存货总额仍然保持着增长态势，1988年统计的流动资产积累有所增加，但实际的分析表明并非如此，而且可以处处感到产品的“短缺”。1992年统计的库存增长高达100多亿元，1993年的工业销售产值依然比总产值少1000多亿元，全年的社会库存增加很可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虽然现行统计数字仍然存在着价格调整问题，但是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感受来看，从未出现过普遍短缺的问题。如果我们选择那些一度供应十分紧张的产品来看，库存的变化更具有戏剧性。1993年上半年，最紧俏的钢材和汽车，价格如脱缰之马，然而在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几个月之后，形势完全逆转，其中钢材的库存在10月份一下子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市场价格也发生了大幅回落。与存货增加相伴生的“三角债”问题，即使在经济最热时期也始终在困扰着许多企业，而在1993年下半年则重新成为普遍的沉重负担。
　　第四，经济开放度持续快速提高，国际收支状况并没有发生危机。对外贸易的规模在1992年一年间就超过了三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1位的贸易大国。1993年的进出口总额预计也将增长到15%左右。更为不同往常的是国际间的要素流动规模。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将近200亿美元，比上年几乎翻了一番，1993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高达33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部分，1992年比1991年增长1.37倍，1993年比1992年又增长一倍多。因此，尽管1993年发生了较大的贸易逆差（121.9亿美元），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进口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设备进口占到166.3亿美元，那么情况并不令人担忧，因为实际收汇的贸易额依然超过了实际付汇的贸易额。与上一次经济高涨时期完全不同，因为在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为84.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仅为37.39亿美元，但是当年发生的贸易逆差是77.5亿美元，扣除外商直接投资的设备进口，进出口仍然是较大的逆差。以上我们考虑的还仅只是长期资本，事实上现在利用的短期资金也非昔日可比。在国内资金供给出现紧张的时候，境外资金的流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缺口。因此，现在收紧银根后对真实经济的影响远不如过去那么直接、迅速。

需要澄清的认识和判断

        在治理整顿时期，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就表现出了许多与过去历次波动和调整时期有所不同的特点①。而在治理整顿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高潮时期，除了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之外，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还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价格改革，金融开发，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以上，“三资企业”成倍增长，只要列举出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实际经济生活的变化是多么巨大。然而，我们的观念并不一定能够适应形势。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识，许多时候还停留在过去。在最近两年里，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态势、问题和问题的成因，存在着多种看法，如何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成为十分关键的事情。这里不能不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⒈是否发生了所谓“总需求膨胀”？相当多的经济界人士认为，现时期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还是“总需求膨胀”。毫无疑问，随着经济回升，有效需求趋于增长，而且可以说增长很快。但是这并没有达到过去曾经有过的有效总需求超过实际总供给，因而存货净减少的情况，只要宏观政策还能够发挥作用，这种情况恐怕是不会再发生的。我们曾经在治理整顿时期看到，产品从过去的普遍短缺转变为较为明显的相对过剩。必须记住的是，这在我国经济四十多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经济回升之后，个别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紧张，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尚不能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供求关系波动最为剧烈的钢材为例，1985年进口量既达到过2000万吨的水平，而1993年的经济和投资规模是1985年的两倍以上。所以尽管1993年也进口了较多钢材，但其总体的供求紧张程度远没有达到1985年的水平。诚然，国有企业的约束机制仍然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各级政府投资仍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整个国有经济部门的扩张冲动还十分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金供给是无限制的，事实上，国有经济部门在掌握资金的过程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不管国有经济的机制如何倾向于需求膨胀，不争的事实是在全部国民经济中，非国有经济已占据60%以上的比重，从局部推断整体进而陷入谬误大概并不奇怪。
　　⒉价格总水平为什么上涨？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关系十分紧张。1992年以来价格总水平逐步恢复了较快的上升速度，特别是1993年更令人不安，而且在即将到来的1994年似乎也不容乐观。我们习惯的思维方法是：我国经济中价格总水平上升，必定是因为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不能不承认的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大部分商品是供求平衡甚至还有一些是供过于求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总水平又怎么能上涨呢？与1998年相比，此次价格总水平较快上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背景因素的不同：
　　––––从1992年开始，放开价格管制的步子达到了最快的速度，虽然1988年也有一些部分散决策的的提价措施，但与这两年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消费品价格几乎已全部自由化了；粮食这一历来认为价格放开最困难的商品，也完全进入市场了；生产资料则从实际出发40%的企业定价转眼之间达到80%以上②；服务价格改革也迈出很大步代。在经济回升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很容易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可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错失了良好时机，继续拖延下去绝不是更好的选择。
　　––––普遍提高营业税税率（从3%到5%），使得所有的经营者有机会共同提高价格，除转移税负增加部分之外，也往往谋取额外的利润增长。营业税税率调整也是前几年酝酿的方案，最终被推迟到经济趋势时出台了。
　　––––调剂市场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特别是1993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一度超过了10：1。虽然1988年的调剂汇价也出现上涨，但是当时的外汇绝大部分由国家控制。1993年情况恰恰相反，进口用汇的价格基本上是由调剂市场左右的。所以，几乎所有涉及到进口因素的产品，价格受到猛烈的推动。更糟糕的是，普遍的但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人民币的币值走势，导致了对汇率前景的糊涂认识，这种认识对价格上涨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投机因素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作用。1998年也出现过囤积居奇的现象，但是，几乎没有所谓商品交易所和所谓“期货”的交易活动。1992年以来，商品商场上的投机活动和金融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一样，遍及全国。最典型的例子是钢材，在1993年事实上就发生了价格大起又大落尔后又大起的完整过程，到1993年底，线材的远期合同价格又达到极高水平。在一年时间内价格发生如此大幅度的频繁的涨落，是前所未有的，只是投机因素才可以充分解释。同样，粮食价格在当年产量再创高纪录，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从1993年11月开始出现了一个暴涨风潮，一些地区的市场粮价猛升30–50%。
　　总之，从上述因素来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种新型通货膨胀，一种更类似于西方国家60–70年代所经历的通货膨胀。如果用经济学上抽象的分类来描绘，也许可以说，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成本推动和心理预期因素造成的。这种概括似乎也给人以简单化的印象，因为许多价格的上涨仅只是因为国家定价的取消。生产者和供给方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根据，都会借此机会提高价格，而使用者或需求方之所以会接受这种涨价，往往是因为在价格控制取消的同时，计划供应制度也被废除了，未来供货的不确定性这种感觉促使他们不敢认真抵制。供给方的因素不管如何强大，造成价格上涨事实，最终离不开需求方的“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也自有其需求方面的原因。但是，需求为中心，或需求起主导作用的价格上涨，不再是今天的现实。这个历史性转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得不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这种通货膨胀。
　　⒊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以普通消费者的眼光来看问题，宏观政策的目标应设定为物价总水平零增长。经济学家大多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其中许多人还会认为，价格指数越低越好，因此可以说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低”。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提到一个事实，即在现阶段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中，且部分严格说并不应当归入“通货膨胀”范畴。我们曾经提到价格改革，在此过程中，一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把过去的暗补变为明补。在这种场合，所发生的变化是支付方式，利益关系也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商品的实际价格水平（名义价格+补贴）也并没有改变，但是，它毫无疑问地推动了整个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其次，我们还应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相对价格合理化的同时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从理论上说，相对价格的调整可以在价格总水平不变的框架内进行，就是说，在提高一部分商品价格的同时，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必须相应降低。在实际中要创造出这样的结果来，恐怕要么是全部实行计划价格的计划经济，要么是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种环境。在中国现在的既定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相对价格调整途径是：原来价格偏低的商品涨价，原来价格偏高的商品维持不动或者也有较低幅度的涨价。与1988年的情况很不相同，1992-1993年的实际情况是，价格普遍出现上涨，但是涨价幅度最高的是服务，其次是工业生产资料，再其次是工业消费品。从总体上看，显著地改善了相对价格关系。这种格局是我们付出高物价指数代价的时候，取得的具有长远积极意义的成就，这句话反过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要理顺相对价格关系，不得不付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成本。
　　考虑上述两个因素，不得不付出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也许就不再持有简单的观点，现阶段的价格总水平上浮或通货膨胀，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困难之处在于，如何界定这个“限度”，并维持这个“限度”。前述第一个因素是可以测算确定的，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能精确地保证价格上升的幅度正好等于取消暗补转为明补的数额。第二个因素则更难把握，因为当管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行政定价转为企业定价时，它必定对其他用户的利润构成威胁，转移新增负担的努力势必非常强烈，而且这些用户存在着同时采取行动的条件。尽管如此，可以肯定，偏紧的宏观政策总会比偏松的宏观政策更有助于抑制价格水平的上涨。但是宏观政策的松紧又需要考虑整个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而且从改革本身来考虑，经济增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各种利益调整在增量上做文章比之在存量上做文章可能更容易一些。
　　最正确的说法是，把物价水平的上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数量上界定，现在一般的看法是不超过10%。当然，1993年实际的零售物价指数已经是13%，很难说这已经是不可承受的。也许，用相对的说法更科学更准确一些，例如，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费用增长应当低于收入的增长。
　　⒋什么是适当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从1990年开始，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出现了重新加快的趋势，但是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则是到1992年才实现的。1992年到1993年年中，M0 和M1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最高时分别超过了50%和40%，而 M2 的增速变化较小，方向也不完全相同。1993年7月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后，货币供应量的各项指标都发生增速下降，到年底，M0 为35%左右，M1 为21%左右，M2 为24%左右。1992年年底的M0 增速为36.5%，M1 为35.9%，M2 为31.3%，两相比较，似乎1993年年底的货币供应形势并不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两年的经济成长率相同，但是全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却相差较多。究竟应当保持什么样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才为合适，显然难以给予明确回答。
　　国际著名的货币主义学派头领人物弗里德曼教授曾说过，根据对日本战后高速经济成长时期的实证分析，货币供应量增加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乃为正常③。如果这一看法是成立的，那么，中国1993年的M1 、M2 增速似乎偏低。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年底的数字，不能忘记，在年中曾经有过剧烈的波动，其中M1 最高时增速为41%，M2 最高时增速为31%。但是，与通常的经验概念相反，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变化并不与工业产出的增速变化直接对应，特别是具体到月份来看，更是如此。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也是经济货币加速的时期，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速往往比发达国家更高一些。如果继续以日本为参照对象，那么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应该有更高一些的增长速度。因为在中国现阶段，除了有一般落后国家金融深化的需要，还存在着由于体制变革而道理的货币化的需要（例如商品和住宅价格管制的逐步取消、土地进入市场等等）。如何量化地确定这些因素的正常影响，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工作。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的担心，最主要的是顾虑到通货膨胀。依据对中国过去15年的经验材料分析，年度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大体上是与M0 、M1相一致的，与M2则关系不那么直接。但是个别年份也有例外，例如1990年，M0、M1都是减速的，但价格总水平却是大幅度上升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物价形势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调节方向，必然遇到严重的挑战。曾经有人分析过，货币供应量的滞后效应是一年或两年，如若这样则更不好把握了。
　　“通货膨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对此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是确信不疑的。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货币供应的增长达到什么样的速度，以及持续多长时间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并没有取得过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另一个问题，在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少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会不会上涨，也没有得到实证分析。普遍存在的三角债，被称为交换“脱媒”现象，货币没有介入，但是价格很难确保不变。特别是在目前的高速增长时期，货款支付被拖延了，但价格很可能还有所提高。
　　无论其他问题如何判定，有一点是应该得到普遍赞同的：货币供应量的速增不宜变动过分猛烈。在过去的两年里，情况恰恰相反。即使扣除必不可免的季节性周期因素，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幅度也过分悬殊，在基础货币方面也同样如此，虽然基础货币的变化方向一般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较，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在工业化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很难设想，工业产出、货币供应量、投入品价格等等指标在一年的时间里会有那么显著的大起大落之变化（最大差距可达十几个百分点）。这固然可以在宏观政策操作中寻找原因，但是，仅只短期因素并不可能完全解释这种波动，必须探究某些中长期的因素，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深层次原因”④。
　　造成宏观经济短期不稳定的中长期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体制的不合理，由于体制原因而形成的一些不均衡问题，靠政策手段来调整，往往有“胳膊扭不过大腿”之感觉。其二是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状态，现阶段是中国经济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实现城市化和解决“二元经济”问题的关键时期，短期政策往往与中长期发展方向相矛盾。更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两上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在一起的，这使问题成倍地复杂化了。
　　调节总量关系，争取有效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特别是总储蓄和意愿投资的平衡，维护国际收支的平衡，这些方面无疑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任务。但是，处理好这些方面的问题，又必须高度重视结构合理化和经济秩序的规范化问题，这在现阶段中国宏观管理中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结构问题，特别是“瓶颈约束”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问题，可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更加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作用。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结构矛盾是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实就不难发现其严重性：在同一行业同一产品的生产中，同时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几乎可以展示整个历史；基础产业和加工制造业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着轻视基础产业的倾向，这种局面的改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第三产业的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而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则差20个百分点。在改变这些结构格局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不能指望只要放开不管，市场就会很快解决所有问题。
　　经济秩序之被纳入宏观管理的范畴，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看来，几乎是可笑的。经济秩序的规范化固然要大力依靠立法和司法，然而在体制转换过程中，许多“脱节”或“漏洞”是难以预防并拖延等待成熟的法律来解决的。1993年7月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中，最具有实质性影响作用的措施就是整顿金融秩序。在很短的时间内清理收回违章拆借资金数百亿元，抑制了种种“乱集资”行为，银行信贷的紧张局面很快得以缓解，“泡沫”式膨胀的货币经济状况得以改变，整个真实经济稳定下来。许多人把这种措施简单冠之以“行政手段”，几乎是不屑一顾。争论这是什么性质的手段，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似乎难以求得统一的认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比这项措施更有力的“经济手段”？当然不能设想再来反复使用“清理违章拆借”的办法，因为现在需要做而且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制定更严密的制度，并使之法律法规化，使“拆借”问题不再成为一个带来如此巨大消极影响的问题。然而，在今后的体制转轨过程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
　　在阐述了上述若干背景之后，我们再来考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也许就会产生新的看法。
　　首先，在重视短期总量不平衡的问题的同时，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似乎更应当关注中长期均衡问题。西方经济固然有周期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的周期震幅之大则是世所罕见的。要克服这种“大起大落”现象，必须从中长期着眼。只有将中长期波动纳入我们的调控之中，短期问题才能寻求到最恰当的处理办法。采取这样的观察问题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会立即看到，结构问题比之我们通常所说的短期总量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在体制转换时期，固然要注意有效需求的过度扩张倾向，但是，事实证明只要谨慎及时地把握货币改革和财政政策，维持总量平衡不难做到。而结构问题的解决则不是靠一时一事就能取得效果的，更不是宏观政策“松”或“紧”所能发挥作用的⑤。如果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触及结构问题，不管如何变化反复，始终都不会摆脱在“冷”和“热”，“松”和“紧”之间绕圈子的困境。
　　其次，以中长期均衡为重点，则意味着要把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政策和改革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协调一致。结构问题的任何改善都有助于短期矛盾的缓解，不仅宏观政策环境的合理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反过来，改革的深化也有助于宏观政策环境的合理化。从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来看，我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劳动力是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是丰富的（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相比），技术储备如果考虑国内外两个来源也不逊色，即使是资本，国内的高储蓄率和国际资本的跃跃欲试也表明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有利。然而，我们遇到了问题，遇到了由于政策原因和体制原因而不能充分利用可利用资源问题。例如，巨大的国际资本被排斥在国门之外，最典型的事实是，在香港成立的40多个中国基金，其直接投资计划迟迟不能落实，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和途径。再如，在国内的投资结构中，依然发生着种种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背道而驰的现象。
　　第三，在注意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时，中国目前更应严格控制资本流出，坚决消除“资本净流出”。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国际收支管理也强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其中尤其关注贸易帐户的平衡问题。这也许无可非议，因为谁都懂得“入不敷出”的危险性。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出口能否具有强劲的增长，在极大程度上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生死存亡。但是，国际收支除经常帐户外，还有一个资本帐户，而且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着的。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对资本帐户缺乏有效管理，而且政策方向是不明确的，甚至在基本概念上都是不清楚的。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在1990�1992年这三年时间里，中国的资本帐户都显示出资本净流出，每年都达100亿美元。资本帐户的正常往来是不可缺少的，有流入也会有流出，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持续发生净流出是非常不合理的。迄今为止，中国资本流出的主要途径除对外直接投资外，还有银行转存款、购买外国有价证券、我方的延期收款和外方对我的延期付款、个人携带超出旅行需要的外汇出境等等项目。在上述几大项目中，只有对外直接投资在形式上受审查控制，其他各项几乎都处于无控制状态。正是这种资本流出的无控制，导致了我国在连续几年经常项目盈余的情况下，国内外汇供求出现紧张，调剂市场和黑市外汇汇率猛烈上涨。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应当是这样一种形态：经常帐户略有逆差，资本帐户要有顺差（外汇流入大于流出），这样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利用国际资源而不是相反，当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收支的安全，经常帐户的逆差不能太大，外汇储备也不能太低。

现阶段宏观管理的体制基础

         认识清楚我们现在宏观调控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和能够采取的手段是什么，则必须分析现行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从微观经济来看，如果用竞争的充分性作为一个尺度，那么显然不能说已经十分理想。最令宏观管理棘手的是国有企业的状况。按照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来核算，恐怕有一多半国有企业是亏损户，问题的要害还不在于亏损，而在亏损之外，一部分银行信贷资金同样要被投入到无法回收的黑洞之中。但是，与过去相比，国有企业也有不同，它们对市场形势并非没有反应，至少亏损的帽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其职工收入分配的增长是寄希望于增加利税的。它们对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格已十分敏感，对自有的资金稀缺性有恰当的认识，对银行的利息负担也有切身的体会。占经济活动总量一多半的非国有企业，应当说是基本上处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之中。此外，作为微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居民户，其行为也非常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虽然他们对资产价值的观念还不太成熟。
　　在宏观经济领域，如果用间接手段的有效性来衡量现在的体制状况，也许我们的结论比许多人的猜测要乐观一些。问题首先涉及到如何定义所谓的“直接”和“间接”。如果所谓直接调控是指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惯用的行政命令式的调控办法，那么这种模式早在1988年就被证明实际上已经不占据主导地位了，因为经济收缩的最主要原因是信贷紧缩而不是其他⑥。1993年夏天在研究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措施时，国内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专家们反复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使用行政性的办法清理和控制投资项目的重要性，在当时要说服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半年多时间里的政策实践，大概可以证明这种建议究竟有多少实际有效性。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金融、财政对整个经济的规模发挥了决定性调节作用的情况下，政策当局对金融和财政本身采取的是非常直接的操作办法。前一方面可以证明中国宏观管理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直接控制了，后一方面却可以被解释为直接手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区分这两上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说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金融方面，用规范的货币政策手段取代信贷规模控制和“点贷”等等，在财政方面，划分清楚政府目的性活动与企业经营活动，废止笼统的“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一类的办法，也并不是需要很久才能做到的事情。
　　在研究行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时，所谓微观和宏观的区分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传统体制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其“大一统”性质，并没有独立的微观体制，同样也没有独立的宏观机制。经过15年的改革，在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产生、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微观机制与宏观机制可以说已经分离开了。然而在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方面，情况就不一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重叠的“双轨制”格局。很有代表性的是资金的筹措，首先，可以分为计划内调配和计划外自筹两大部分；其次，在计划内又区别为“带帽”下达和规模控制；第三，在规模控制中，事实上又分为对资金供给方的控制和对资金使用方的控制。在土地、外汇、技术和劳动就业方面也可以看到种种形式各异的“双轨制”形态。所谓“计划内”部分，或保持直接控制的部分，毫无疑问依然体现着“大一统”的特性。在这种场合，政府的行为很难说是宏观行为，相应企业行为也很难说是微观行为。“双轨制”的利弊曾经是中国经济学讨论的热门问题，这里不去深究。必须指出的是，在宏观管理的技术层次上，它所造成的最大危害表现为，各个负责部门往往把“计划内”部分的管理自觉不自觉地当做是覆盖全部经济的宏观管理。迄今为止，普遍存在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象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警察”的现象，还是我们提高宏观管理有效性的一个重大障碍。
　　在考察现行经济体制时，需要特别谨慎地对待每一种判断和结论的时效性，因为对象本身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不能不对正在推行的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做出分析和预测⑦。
　　1993年确定的宏观调控对策与过去其他时期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只有这一次才明确地认识到“标”与“本”的关系，而且提出“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采取应急措施以“治标”的同时，即开始研究“治本”的方针和办法。不能对近期推出的改革有过分的要求和期望，因为我们积累的问题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步解决的，但是，仅只是决策的方向就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从根本上克服“大起大落”式震荡的努力终于迈出了步伐。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改革措施，可以预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税制改革，特别是增值税的扩展和个人所得税的统一，将有力地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化。
　　–––––分税制的方案，不仅有利于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增强中央财政政策的调节功能，而且还将有利于改善地方的投资结构，将更多资源诱导到服务业部门。
　　–––––金融改革，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银行信贷领域开始区分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责，以货币稳定为最终目标，增加了总量平衡的保障机制；以规范的货币政策工具逐步取代规模控制等过渡性办法。
　　–––––汇率并轨，初步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取消了强制性的平价外汇调配，统一了外汇市场，使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成为可能。
　　–––––外贸体制改革，取消指令性计划，整顿和调整关税，有步聚地开放国内市场，推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进一步接轨。
　　既定的各项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如果能够顺利实现，那么就可以为新型的宏观管理体制奠定一个基础性框架。毫无疑问，这一揽子措施并不意味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结束，在多种意义上说，这仅仅是开始。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时间的原因），此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方案上还有一些不足和缺憾之处。例如财政体制改革，作为分税制基础的事权划分工作并不深入，在收入体制发生较大变化时支出体制没有相应调整，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归属，等等。在金融体制改革中，主要集中于信贷资金领域，而对证券市场的统一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企业债券问题被回避了，地方政府发债问题尚没有纳入考虑范围。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结汇制是不完全的，把“三资”企业当作例外，而且也没有对防止资本过渡流出拟定新的有效对策，这两个因素使得结售汇体制和维护稳定的汇率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这些问题只能在今后尽可能地予以弥补，以争取最大的改革收益。
　　在集中精力推行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不能忘记改造微观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上述宏观改革的实行，必将从多方面为微观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不能设想，企业改革也采取宏观改革的办法，在某一点上推出整套措施，并迅即见到变化的实效，更不应当要求与宏观改革措施同时推出。但是，微观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方案确实难以像宏观改革那样清晰。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产权制度如何重新构造。应当说原则性的方向已经阐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是改革以来最具有突破性创造性的观点之一。1993年年底颁布的《公司法》同样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牌性质的法律。在宏观改革措施基本得以贯彻实施之后，有理由期待在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向公司制过渡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虽然我们必然时刻警惕形式主义式的“走过场”。

近期宏观管理的方针和措施

       对于宏观管理来说，1994年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年。一方面是因为在力度和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各项宏观改革要全面出台，另一方面则因为通货膨胀的倾向还将继续发展，除其他一般原因外，有可能成为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新因素还有以下几种：（1）新实行的增值税、消费税、进口消费税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容易被生产经营者向用户转嫁，从而导致价格水平上升；（2）计划中几项重要产品的价格改革，因其基础性质，也有可能形成连锁式反应；（3）汇率并轨，取消平价外汇，对国内物价总水平也会有某种提升作用；（4）工资制度改革，增加个人收入，消费需求有可能得到加强。总之，形势不容乐观。然而，也存在着许多有利因素，政策动用恰当，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争取一种较高速度的发展并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可忍受的限度之内，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近期宏观管理的政策调整应当和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把总量管理与结构调整统一起来。可能需要明确以下方面。
　　首先，必须从全社会资金流量的视野出发来设计和运用宏观政策。现在一年的社会资金流量高达一万多亿元，其中财政和国家银行经管的只占一半左右，其他则处于“自由”状态。不需要也不可能把这些资金重新纳入预算或银行，但必须建立起对整个社会资金流量的调控体系。1993年，我们的政策方针似乎是让尽可能多的社会资金回到银行系统，这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是正确的必要的。必须承认资金供求形式多样化和金融商品多样化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没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对社会资金建立有效的诱导机制的。1993年在银行信贷方面正确地采取的“开正门、堵邪门”的方针，那么，现在则需要把这一方针应用到证券融资和其他融资形式上来。不允许企业从资本市场上直接筹资，事实证明并不能消灭这种行为，无非是把它变成暗地的黑市性的交易。1993政策上完全禁止企业发债或集资，但实际中有许多企业搞了所谓“爱厂基金”式的内部集资。总之，对于宏观管理来说，经济活动的透明度越高，越好把握；经济活动的透明度越低，则越不好把握。
　　第二，千方百计促进储蓄率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利率水平很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高。要增加更多吸储机构（特别是邮政储蓄机构），提供更多金融商品，方便居民储蓄。大力增加电话装机容量，扩大高中等教育的招收自费学生规模，加快住房制度改革（至少要做到宣传先行），借以强化居民储蓄心理，改善其消费支出结构，相对弱化对一般商品的消费需求。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将消费基金直接转化为投资基金的可能性，必须大力把握和利用这种可能性。
　　第三，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产业结构，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应广泛实施“退二进三”战略。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包括外商）的相互兼和联合。加快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除利用政策性金融的优势之外，可采取优先按排股份制改组，在国内外上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作；利用土地资源，向这些行业的提供支持，等等办法。
　　第四，进一步疏通渠道，争取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进入我国经济，与此同时，以合理限度的贸易逆差为国际收支正常目标，尽可能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在这方面还要尽快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只要我国经济保持着资本净流入，进口增长快一些，有助于缓解国内的资源不足和“瓶颈”约束，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而且增强经济发展的潜能。
　　第五，贯彻落实各项宏观改革方案，抓住突出的难点，避免发生大的失误。在新的财政税收体制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保财政收入。1993年由于不正常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的收入增长幅度较高。1994年财政增收难度较大。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建立新的国债发行和交易机制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财政赤字弥补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建设问题。上述两个难点，就是改革工作的重点，处理结果如何，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
　　第六，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要谨慎操作。由于种种约束条件，近期专业银行的商业化不可能走得太快，只能从扩大信贷自主权开始逐步推进。尽管政策性银行已经着手建立，但在业务上完全划分清楚尚需要时间，专业银行在此过程中还会承担某些带有指令性计划性质的贷款任务。国有企业的机制转轨与专业银行商业化也势必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完全切断银行对不景气企业的输血管道，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对银行贷款中已成呆帐坏帐的部分进行处理，既是银行也是企业的资产债务重组，而且势必会涉及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调整，也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只有在这些问题明确了解决方案之后，才可能将专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或公司制改组提上日程。
　　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划改造和完善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面对着无数的困难，任何不切实际的理想都会损害这项事业。但是，在15年成就的基础上，现在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时机，加紧努力，乘胜前进，我们完全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宏观管理体系。
　　注释：
　　* 本文写于1993年10月27日
　　①参见郭树清《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与改革战略的选择》，《经济研究》1990年第11期。
　　②在1988年和整个治理整顿时期，生产资料国家定价部分在理论上说仍然占60%以上，但实际上，企业通过多种变通办法自行根据供求情况确定价格的部分可能不低于20%左右，因此国家管制价格的生产资料大约占40%左右。
　　③1992年11月笔者随国家计委考察团访问美国政策和学术机构，在旧金山联储大楼召开的座谈会上，弗里德曼教授阐述了这一观点。
　　④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短期问题为其设定的研究对象的，但是在近些年来，宏观经济学家似乎也开始考虑中长期问题，并使之与短期分析结合起来。
　　⑤正是基于这些认识，笔者从1992年以来的宏观政策方针建议始终坚持：把结构调整放在第一位。
　　⑥参阅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引言”和第3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⑦严格说来，目前出台的财政、金融、外汇、外贸等改革并不单纯具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事实上涉及许多微观经济领域的内容，为遵从已成习惯的说法，本文也一概称之为“宏观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