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参加了中财办布置“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讨论，题目是未来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战略，为十九大会议作准备。昨天，又刚接到参加今天会议的通知，讲基本国情与建议，我估计也是为十九大召开提供背景材料。今天会前刚刚看到关于基本国情的材料。这稿子讲了13条国情，还从国情“变”和“不变”的角度又讲了8条，讲得很细，很好。我没想好怎么谈基本国情，从哪个角度讲。临时抱佛脚，我想如果从人的思维的分类角度，怎么概括？无非是几个角度：人和自然的角度，讲生产力阶段水平，创新等；人和人的角度，讲社会文化，软实力；从人群的治理角度，讲政府功能与执政党；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角度，讲国际政治和贸易；从人本身所处的经济社会角度，讲资源配置方式特征，等等，不同的思维分类方式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概括国情，包括新国情。这些我没有进一步展开想。不管怎么表述，我想是为十九大文件作参考，应该有高度、有趋势感、要简洁，而不是就迄今国家各方面具体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归纳。下面我讲三点。

一，关于国情

从动态角度讲，应围绕从现在到2027年，即19大召开后的两届党代会时间，或者到2030年左右、“两个一百年”、“中国梦”这些目标、这个时间角度去思考。我们曾经提出全面小康社会，下一步怎么提法？怎么思考法？我认为，是应基于这个角度去认识国情。

1，中国已经是世界“老二”，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9年以来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世界第一。可以说，这是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后，中国真正开始了又一次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讲一个主权国家的国情必须要讲的最大的国情。尽管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是个长期的过程，但这是世界性的历史趋势，很重大。现在，不管是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也好，欧洲经济复苏问题也好，世界上不管有什么大事件，中国不参加似乎不行。世界需要中国参加，当然中国也需要去参加世界。中国影响世界才是刚刚开始，上一轮转折是1840年前后还是再往前推多少年，我没去详细考证。那时我们到底有多大影响不太清楚，那时的交通、运输、信息也不发达。按照在世界经济史圈中有名的叫麦迪逊这一美国经济学家写的书，很多也被全世界专家引用的资料看，起码我们这代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在19世纪30、40年代开始，是个重大的转折。

2， 瞄准中国梦，瞄准“两个一百年”，或者说瞄准民富国强这个目标看，当今的国情，我认为，可持续性基础不牢靠，这是我的又一个大判断。

刚才说近40年发展很快，这是从发展速度讲。但是从瞄准“两个一百年”目标，要实现“中国梦”，民富国强，要进一步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国情，从近200年来中国又开始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角度看国情，目前的可持续性基础不能说很牢靠。否则，就不需要深化改革了。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国家治理上，仍然没有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大家想想是不是？为什么不牢靠？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依法治国。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落实得还不够，还没有完全落实我党自己提出的这样的手段和目标。原因是什么？目前很大程度上是靠拨乱反正，或者说是靠在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威权在治理。不管在征地、城市化、教育、卫生、生态、国企改革等方面，包括法院、高检系统，咱们静下心想，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依法治国，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欠缺，存在不少问题。

二，今后5-10年的国内外环境（到2027年）

只有真正认识国情，才能知道我们接下来干什么。现在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离开了全球化就要过穷日子，想在全世界争当第一，就要深切了解国情。基于以上国情，就今后5到10年两届党代会之间的国内外环境谈，无非是两点：一是国内谈自己，一是谈国与国之间。

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除爆发战争、重大的自然灾害等重大的因素之外，根据现在各国经济发展潜力，按照历史数据外推，世界上很多著名智库早已经判断，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肯定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但是这更多的是按照历史数据的外推，包括国内有些专家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也是根据个别发达国家和“四小龙”某一阶段的人均收入基础，推出多少年后可以进入更高的人均收入发展阶段等情景进行类推的，都是对过去式的总结，是数据的外推，是割舍了一国国内外环境“特有背景”的详细分析。

2，中国能成为第一强国，这是一种逻辑分析，仅仅预示着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性。不是专家说什么样未来就一定会是那么样的，这是两回事。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重大的不确定性。哪些不确定性是重大的？

第一，全球新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势头是必然的，不管我们怎么反对，我们的主观代替不了客观，全球化部分的倒退是必然的。这一轮美国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经过10年到现在，慢慢已由各国的经济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这是必然的。因此美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进行捣乱也是必然的。美国一些战略家、外国学者比我们早很多年就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变为老大。因为人家毕竟是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过来人”，人家是个“老人”，我们才刚刚“长大”。人家的研究实力也雄厚，看世界的发展趋势比我们老成多了。同样，看到在大国兴衰更替中，有人阻碍、捣乱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是必然的。对此，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判断。在美国，不管换哪个党，哪个总统，在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美国至上这一国家利益的需要。面对这个情况，我们的对外政策核心，关键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确实没有不经过战争完成大国兴衰更替的。除了美国跟英国。就是美国跟英国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博弈、讨价还价，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才真正宣告美国取代了英国。何况，中美意识形态不一样，价值观在全球和中国又不同的情况下，这个陷阱能不能过？怎么过？这是中国在世界崛起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到“两个一百年”之前对外关系的核心。

第二，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肯定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逻辑分析和数据外推的结果。但是经济上到底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在短期内，涉及我们现在的资产泡沫能不能化解，系统性风险能不能释放。最近中央政治局特别强调金融问题。说明最高层领导是充分认识了中国当前金融形势的险情，并不是个别专家去年7月8日当着总书记说的，中国不会爆发危机。我当时向总书记汇报说，中国肯定不会爆发像美国那样的危机，但是已经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没有爆发，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货币在托着，货币供应没有回归正常。最近，稍微加强些金融监管，大家马上就感到金融市场有些震荡了。我认为从潜在因素分析中国经济长期没问题，短期问题没解决。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会不会影响长期进程？现在还看不清楚，还在摸索中间。我不希望“一行三会”四个监管部门，原来是争先恐后去创新，现在是争先恐后加强监管，不讲监管协调，这些做法都是很危险的。中国目前的金融形势，如果四个部门各顾各的去加强监管，不讲协调与节奏，市场马上会出事，这是很简单的事。所以从短期看，现在还在调整、转型过程之中，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的历史进程，影响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进程。

第三，长期看，能否挖掘增长的潜力？换句话，如果撇开短期因素，假设能渡过短期问题这个难关，长期看挖掘增长的潜力靠什么？关键是经济体制与机制。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的关键又是什么？就是改革。我想对此大家都能接受，认识是一致的。现在一些问题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最后，原因就是改革没到位。这是我想从经济问题引出的结论：最后是改革。

    第四，经济体制与机制等这些改革问题的解决，从纯经济角度分析，答案又都不难做到，纯经济角度分析也没有什么大事。这也是有些外国专家为什么判断中国必然崛起的信心所在。我在三四年前有些场合讲经济形势时也说，从我们的人口、市场、外汇储备、地区差异、城乡差距等，即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几个因素分析，中国目前是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中绝对的高增长，没有一个大国可以跟我们比。我们跟小国比没有意义。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今后5到10年中国肯定是老大，因为从增速趋势国际比较中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从纯经济角度分析，答案不难找到。问题是怎么实现？当要真正解决这一系列经济体制与机制问题，一点一点寻根究底，一点一点剥皮分析，剥到最后，概括说，关键是政治，是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各种领导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执政党意识，真正全面的实现依法治国。

三，战略建议

面对这样一种国情，面对这样一种国内国际环境，我们总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我通俗讲，“稳住世界，争取时间，把自己的事办好。” 稳住世界，稳住外面，是为了自己。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讲，这既是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求，也是真正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因为14亿人口大国，如果能持续长久的快速发展，又是以东方文化作基础，强大了不会去搞侵略，强调双赢互利，让点利，当这样的国家成为大国，肯定是对人类是个大贡献。

   1，在对外关系上应怎么搞？中国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你想韬光养晦，无非就想让人家不关注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是“老二”了，被人家关注，被人家盯住，那是必然的。当时楼继伟当中投公司董事长时，我说中投已经是“死老虎”了，应该悄悄再建立一个中投公司，那么多外汇应偷偷出去干。那个时候还没有提“一带一路”。当时1千亿美金的中投公司，共产党的资本在海外投资，外国情报部门全盯着你。当时我建议，应该与英国人、美国人、台湾人合作，拉着民营企业一起出去“玩”（投资）。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马上就要开了，就是要在全球寻求更多的合作者，更多的投资机会。

战略明确后，在具体策略方面，要讲究中国人“道”和“术”的区分。“道”，是稳住世界，争取时间，通过进一步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来发展自己。现在有些人在讨论一些重大判断，譬如，现在还是不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认为这是动态的，不是必然的，但是可以争取的。稳住世界以后，这个战略机遇期还是可以延续的。“术”应该是“以斗求和”，“斗而不破”。主要是和美国斗，台湾或者“金胖子”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从罗马帝国史或者大国兴衰史看，世界老大、老二之间的关系最重要。而且，斗来斗去是为了经济利益。所以在“斗争”中，应该是认识到，唯有在改善自己的治理体系中才能稳住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与利益。在斗争策略上，在“术”上，应是真真假假，声东击西，让小利求大和。不让点利，大的谋略是实现不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太知识分子化，不要太书本化。要充分利用中国古人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计谋。

具体对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治理，应该顺势而变，水到渠成，力求渐变，而不是突变。不求咄咄逼人，不求把人家逼到墙角，应求被人推着走的感觉和状态，结果可能反而是事半功倍。咄咄逼人，不给人留余地，反而是事倍功半。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有些专家说得太多了，心里明白，抓紧干就是了。要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两代人的事，急不得。又比如今天我们说的G20，大家想想，二十年前全球重点不是讲G20，是讲G7、G8的，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大的变化，拉我们进G20？就是美国没钱了，实力在下降，这个逻辑要想明白。看看罗马帝国史，看看大国兴衰史，看看从G7到G20的变化就会明白，历史的进程不是突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有些事不是一代人的事，是两代人、几代人的事，短期内着急不得。

    讲到国际秩序，要会利用崛起中的中国实力去稳住一些国家。要用一些经济利益拉住欧盟、俄罗斯，稳住日本。对于日本的民族仇恨我们心里都有，但是为了长远利益，对它到底是稳住好还是挑起矛盾好？要想明白。如果能稳住他20年，中国再发展20年，像现在量子计算机、超音速等高科技继续快速发展下去，不用我们自己大张旗鼓去宣传，你看日本，他自然会慌。现在他急的要变成一个主权国家，是因为他也已看到美国在往下走，中国要起来。因此，我们从战略上一定要明白，欧盟、俄罗斯、日本、东南亚这些国家能争取的就争取，不管是哪个国家，围着“一带一路”，形成统一的利益汇合体，把大家的利益绑在一块，对全球化和中国发展有好处。对此我曾经还建议过，针对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海边的威慑，我们可想些办法，拉美国前几大跨国集团公司，全球著名的公司，给点好处，最好都能分别搬到我们的沿海城市，形成你我之间的犬牙交错，你要动手，你的利益也在这儿，你敢怎么样。当然，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要在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方面有些战略性动作，确保中国的崛起外部没有障碍，内部的事我们自己办好。内部的事没办好，不争气，那只能怪自己了。

    2，在国内治理实践方面，要重视新的提法，新的口号，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重视改变体制机制的政策策略和措施，重视接地气、抓落实这一工作作风的转变。治理转轨中的大国，而且改革已近40年，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真正到了深水区，大的原则也说了不少，现在重要的是观念要真正转变，工作要实，管理要细，措施要接地气。切忌决策教条化、书呆气，简单照搬外国模式。工作应该不求面面俱到，要抓重点。突出工作重点，突出阶段重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今年发改委关于体制改革的一个文件，其中“总体要求”的第一段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多达540多个字，整整排了一大页，一大堆修饰词，一大堆排比句，似乎哪句话都重要，哪句话都不敢不写。但是哪句话是重点？这很要命。习总书记就喜欢这样吗？我想他的性格是不会喜欢的。

    写文件的不要太关注不断去创新新口号，新提法。只要意思准确表达、通俗就完了。另外，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战略、任务、政策、措施等等，这一切固然都很重要，很有必要，需要统一全国意志，振奋人心，统一行动。但是，是不是要在文件中全部和盘托出，都写入文件，向全世界宣言，向全世界宣示，有必要吗？我认为应该注意内外有别，尽量避免刺激旁人，被人夸大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反而引起对中国自己不利的因素产生。

   国内的问题，突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能不能把社会稳住，经济面是基础，结构调整是关键，中国经济结构必须成为像1900年左右美国崛起时“三驾马车”的经济结构。大国经济结构必须追求国内消费为主的结构，投资和出口是为辅的，这是中国要追求的。只有形成这样一种结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稳住了。现在是稳不住的。当然，大国经济结构形成国内巨大消费市场为主后，增长速度可能就下来了，不可能像现在这么高了，也就是4%左右甚至不到的水平，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此文为作者根据在2017年5月11日下午国务院参事室召集的“基本国情再认识与对国家发展的新建议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