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3）

　　 1992年的计划和经济工作方针

        10.必须以广义的生产概念来考虑问题。不仅要注意工农业,而且要注意建筑业、服务业,不仅要注意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且要注意销售和库存,总之,要按照所有部门紧密联系共同参加经济循环的整体特性来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解决面临的问题。
　　ll.增加短线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应当是当前生产和年度计划工作的首要目标。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特别强调压缩长线,即所谓限产压库。这样做有一定道理,而且似乎也有一定进展,当然导致产成品库存下障的因素很多,并不都是由于限产压库的缘故。在实际中有一些难以处理好的问题。首先,正如前面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目前的长线(包括一些过去曾长期是短线的行业),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及有效总需求低于供给规模,是相对于短线不足而言的,所以现在的长线长多少,将来还是不是长线,并不容易判断准确。其次,限产压库采取行政命令指标分解的办法,实际贯彻中能否不打折扣,并无把握。另一方面,限产压库虽然也强同行业内保优限劣,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往往发生平减平增“一刀切”,甚至造成相反的调整结果。第三,即使能达到限产压库的目标,如果短线生产增长上不来,那么总量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为压缩加工生产数量后,多余的原材料并不一定都能出口。有鉴于此,在压缩长线方面,不如充分利用长线产品市场调节作用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形势,更多地依靠经济办法,即进一步理顺价税财,严格银行信贷管理,让市场竞争发挥更大作用,形成排挤无市场需求产品,逼迫劣势企业主动自寻出路的环境。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关停并转活动予以协调、监管和帮助。在短线部门生产规模扩大,经济总体回升的条件下,伴随压缩长线相应产生的生产下降,收入减少和工人再就业等等矛盾也较容易解决,否则就会形成两头堵死,无法调整的局面。采取以增加短线供给为重点的方针,还有助于抑制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维持稳定的宏观环境,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短线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最容易上涨,反过来就会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12.增加短线供给,首先要抓住供不应求最突出的交通和通讯部门。民航1990年开始复苏,去年业务量增长30%左右,但需求满足率仍然没有多大提高。邮电从未疲软,去年增长30%左右,但是现在仍然不适应需要,大中城市新建住宅楼启用后两三年还有不通邮或半通邮(只送信件)的情况。电话待装户数量也是有增无减,虽然现在实行的是极不合理的高初装费制度,即用户一次交清全部或大部投资成本。铁路、公路和水运,虽然前两年紧张状况有所缓解,但目前己出现重新紧张的趋势,-些地区或某些通道现在已十分紧张,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正常,运输又会成为主要“瓶颈”。交通和通讯是国民经济的咽喉.直接决定着商品流通、信息传输、人员流动的水平,我国的能源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输问题,旅游业的繁荣,最硬的制约也是交通通讯。其自身市场潜力无穷,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更是巨大无比。鉴于这些部门都具有公益性和自然垄断性,政府必须施加压力和影响。去年以来国务院颔寻同志直接抓民航的正点率、铁路的正点率,是十分正确的,应更进一步,采取更全面更深人的措施,具体建议如下：（l)根据这些行业各自的情况,进一步推行政企分开,增强企业的成本概念、经营意识。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邮电和铁路两个部门的政企分离问题。应认真扶持、引导、总结民航的政企分离实践。(2)区别情况,对可以实行垄断竞争的行业则引人市场竞争机制,例如民航、公路运输、水运等等,应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竞争局面;对无法实行几个企业一同竞争的行业,则实行单一企业经营,但政府设专门机构监督的体制,其内部应经常开展考核评比,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政府还可发动社会评比不同行业的服务效果,例如邮政比电信就好得多,目前虽同属邮电部管辖。(3)充分挖掘现有生产设施的潜力,例如首都机场,现有的双跑道和侯机楼,如果达到国际利用水平,客运量可以翻一番,即使达到广州白云机场的起降密度也可以有很大的增长。(4)集中一部分资金外汇,用于技术改造和填平补齐、加快在建工程进度,迅速提高供给能力。例如,民航应利用国际民航业不景气的机会,多购飞机和其他设备,电信应扩大进口程控交换机(当然要加快国内生产能力的扩大速度,但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难以做到完全自给的,不能等待)。今后几年,民航业务量增长必须保持在20%以上,程控电话每年至少应新增300万门。这两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在“八五”计划纲要里都定得偏低,特别是民航(每年是12%),不切合实际需要和可能。
　　 l3.住宅建设在总体上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只有对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建房应适当进行限制疏导,以防止过分超前。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关键是筹集资金。应当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变暗补为明补,同时不论新旧房屋,对住户都应征收一定的押金或要求购买一定数额的低息债券,以建立起较强大的住宅基金,再配以银行贷款,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目前一种倾向是,希望净增房租(不发补助)来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其实不一定划算。因为第一,不发补助提租不可能幅度很大,能多收的钱十分有限;第二,即使表面上能做到净提租,实际上企事业单位往往会通过多种形式对自己的职工予以补偿,要净增个人负担很难。而采取押金和债券的形式,比较间接,即使付一点低利息,由于期限较长,实际收上来的钱数额较大,个人事实上做出很大贡献。除资金问题之外,应加强征地、造价和销售市场的管理。商品房开发应当受到鼓励,但是,现行的政策和制度漏洞很多,例如规定房地产公司按成本或投资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利润,结果备公司在同一项目上频繁转手,因为卖一次可以计一次利润,造价越滚越高。
　　 14.增加短线供给,还应特别重视汽车、船舶等运输工具和交通通讯设备的生产。以汽车为例,目前产销两旺,1991年产量突破70万辆,比上年增长40%左右。特别是轿车,市场价格不断上扬,供求十分紧张。在汽车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摇摆不定,缺乏远见,十分被动。首先对市场前景问题,看法不一。实际上中低档车进入家庭已露苗头。目前我国年收入达五万元以上的家庭,据估计已有四、五百万之多,按国际经验,这些家庭都具备了购买中低档轿车的能力。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生产谈不上合理批量,供给数量有限,轿车价格是国际市场价格的3—5倍,所以人为地限制了这个过程。任何国家普及轿车都是从高收入阶层开始,从低档车开始。拿平均收入水平和目前国内中高档车的价格来推断轿车不可能普及,是没有道理的。其次关于道路问题。我国目前有一百多万公里公路,从数量看并不比日本少,但日本汽车保有量是我国的十倍,况且任何国家也是车多才修路。第三,大城市自行车与汽车混合交通问题,通过扩展公共交通系统也可逐步解决,何况即使大城市不发展小汽车,仅中小城市的需求量就足以构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汽车工业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全面的、持久的,我国消费结构的转换也已大势所趋,如果不加快发展生产,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特别是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不得不开放国内市场,尽管也可用关税调节来限制,但是长期维持相当于国际价格数倍的高关税,恐怕是不可能的。其他如船舶、飞机,也有类似之处,都应积极发展,限于篇幅不去展开讨论。
　　 15.加快发展轿车生产,应采取一些特殊对策。建议:(1)政策扶持以中低档轿车为重点,例如天津的夏利就较为理想,一汽二汽在建的合资项目,主要车型也应尽量调整选择偏低排量的品种,这样才能适应市场需要。(2)对轿车生产厂家,给予信贷(包括外汇贷款)优惠和进口优惠;(3)调减税费,给企业以更大的销售和定价自主权。财政可以继续控制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购买轿车,但这不会妨碍轿车市场的扩大;(4)理顺汽油价格,规范税费,简化私人汽车登记牌照的手续,如此等等。
　　 16.提高造船工业水平,需要推行以下措施:(l)坚决推进政企分离,总公司应向行业管理机构和国有产权代表机构过渡,给造船厂以全部经营自主权,增强其自负盈亏的责任,应参照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的经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2)明确规定,国内制造船舶的价格不得超过同类进口产品的价格,逼迫企业降低成本。对若干先进企业加以宣传,例如广州造船厂就有较为成功的经验; (3)如快造船工业的技术改造速度,特别要对重点企业实施生产设施和装备技术的填平补齐,目前生产办已将船舶工业列为技术改造的重点行业,这是非常正确的,应认真研究落实,实施对全行业的政策倾斜,给予信贷和进口优惠;(4)适当控制船舶进口,有一定的国外竞争压力是好事,但是像过去那样国内海上运输企业以购买外国船为主,而国内造船工业40%的产品在高补贴的条件下出口,是不正常的。这不是否定出口的必要性,恰恰相反,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造船大国,问题的关键是要真正挖掘出潜力;(5)进一步鼓励发展中外合资合营的造船公司,可以考虑选择几个船厂与外商合作,如此等等。
　　 17．增加短线供给还应当包括全面增加各种服务的供给。由于过去长期形成的观念,说到生产和供给,人们想到总是物质产品生产,至多包括交通邮电。服务业还包括教育和科技这些最有经济发展潜力的部门。按照GNP的计算办法,所有服务业部门都生产增加值,即都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假定l99l年我们提出的口号不是“质量、品种、效益年”,而是“全面扩展服务年”,也许我们在调整结构,启动市场,增加收入等等所有方面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18.在服务业中,教育尤其应当受到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教育对经济发展后劲关系重大,是中长期收益率最高的部门,而且还因为教育在短期经济循环和安排就业等等方面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河北省统计部门最近的一项家庭抽样调查表明：增加子女教育费用现在是城镇居民支出的第二大重点目标;l986年-l990年,城镇居民用于购买书报文具和支付学杂费的支出每年递增20.6%,比食品支出平均增幅高近4个百分点;教育消费倾向不受收入水平的限制,例如人均月生活费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把教育支出列为首要目标的比重竟显著高于总体平均水平。这项调查的结果在全国有普遍代表性,求学热、扫盲热就是证明。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数量已三年徘徊不前;社会办学受到的限制比鼓励多得多;中外合作办学不被允许,虽然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就学,只要他们能找到关系和维持生活的途径。正像在实业界一样,引进外资可以给各种优惠,以灵活形式筹集国内民间资金却卡得很死。那么多的人愿意为自己和为子女教育支付高费用,然而他们的需求却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多的教师工作不饱满,收入水平低,还有许多可以做教师的人就业困难,还有一些不景气的企事业单位可改为教育服务,然而这些人力物力却不能被利用。这不奇怪吗?当然,问题是复杂的,有政策原因,也有体制原因,还有结构原因。但是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居民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重视教育,愿意支付这么大比例的费用,仅凭这一条,我们就能够解决发展教育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仅凭这一条,我国的经济就不应该发生持续三年如此严重的市场疲软;仅凭这一条,我们就应当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充满信心。
　　 19.其他服务业都迫切需要扩展。备级政府部门应大力倡导,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出总体的鼓励政策。金融业网点、服务种类,与需要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商业事实上也极有余地,例如上门送货、上门安装、调试、维修耐用消费品,向居民推销产品,提供咨询等等售前售后服务,还少得可怜。饮食业网点的密度在许多城市还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水平,北方比南方有极大差距。如何利用完全闲置或大部分时间闲置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设施,自有车辆,创办服务业项目,也大有潜力。这方面个别城市已有成功尝试。此外,发展为国内游客服务的旅游业也有难以料想的市场前景,事实上我国迄今还没有一家专门为国内游客提供服务的旅行社。当然,旅游业受到交通条件的严重制约,如果旅行社连车船机票都订不到,是很难维待的。
　　 20.能源工业发展尽可能挖掘潜力,原材料工业和其他设备制造业都要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品种结构,以此为前提扩大供给总量,这些自不待言。这些行业也需要进一步改革价格体制,同时实施政企分开,逐渐扩大内部竞争,还要理顺产权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己有共识亦不多谈。
　　21.目前的有利条件是,-般消费品的供求矛盾已经得以基本解决,商品供应充足,储蓄率高,金融稳定,虽然贷款增长速度很高,但有效总需求在一段时期内不会膨胀。毫无疑问,宏观管理必须密切注视实际情况,对应采取松紧得当的政策措施。尽管财政赤字可能会继续有所增加,投资规模也会继续扩大,但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预言很快就会出现过热和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是没有根据的。

三、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控

　　22.从理论上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合理的总投资规模,等于总储蓄规模。199l年我国的总储蓄规模是7000亿元,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限度也就是7000亿元。但是,这是一种静态分析的结论,因为如果投资规模真达到这么大,那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只有7%,总储蓄率也会变化,总消费率同样也必然变化,而且价格总水平也必然会超过4%。谨慎一些考虑,投资规模还是留有一点余地好,具体多大合适,需要逐步摸索,逐步调整。不过1992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到6000亿元,估计不会有多大问题,即不会发生人们担心的“过热”。当然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高一些,但是高速度不等于“过热”。所谓过热是指投资规模出现了超过总储蓄规模的倾向,强制维持平衡的途径必然是超经济需要地多发货币,通货彭胀加剧,经济最终难以支撑。
　　23.然而,很可能许多人对是否有这么多资金持怀疑态度。问题的关键是理解总储蓄(资金来源)概念。所谓总储蓄是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政府、企业、居民都是可能的储蓄部门。政府储蓄指的是财政收入中扣除经常性支出的余额,企业储蓄指的是留利、折旧等资金中最终用于积累的部分,居民储蓄指的是用于增加个人有形资产(例如农民建房、买拖拉机、个体户经营的商品新增库存)和金融资产(银行存款增加额、债券股票增加额、参加社会集资增加额、外汇增加额、手持现金增加额)部分。这里最难被常识所承认的是,手持现金增额,这怎么能和存款增额证券增额相提并论呢?其实,银行发行货币,对银行来说就是负债,拿到新发行货币的人,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一部分实物性收入暂时放起来,交给社会,没有使用,这当然是储蓄。另一方面银行发行货币是通过贷款出去的,那意味着获得这部分贷款的企业占用了这部分居民储蓄。根据我们的测算,l991年,全社会总储蓄为7000亿元,其中政府和企业储蓄合计2000亿元左右,居民储蓄5000亿元左右。总储蓄可能的主要使用方向有三个:(l)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固定资产);(2)流动资产投资(增加社会库存);(3)净出口额(增加外汇储备)。
　　24.尽管如此,投资资金的筹集确实遇到困难。问题在于,我们的筹集方式没有适应资金来源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变化,所以一方面资金总量宽余,另一方面许多该发展的行业缺钱。l990年,总储蓄中将近70%是居民储蓄,而l979年以前,75%以上的总储蓄是政府和企业储蓄。通俗些说,现在的格局是,国家没多少钱用于积累,企业的钱也十分有限,只有居民个人有大量的资金剩余。解决建设资金缺乏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提高财政和企业的收入份额;二是通过金融办法疏导居民储蓄转向投资。前一个办法的合理性如何暂不评论,就可能性来说,余地很小。但后一个办法的潜力却十分巨大。但现在的障碍是认识偏差和体制僵硬。认识方面的问题主要是(1)认为居民储蓄不稳定,迟早要用于消费,因此不能用于长期建设。其实尽管每个人都可能动用储蓄,但千百万人的行动是不统一的,有人减少,还有人增加。以银行储蓄存款总额为例,改革以来每年平均增加34%左右。所以理论上说,这些存款都是长期资金,实际操作中当然要留有余地,要预防像l988年夏天出现的储蓄存款滑坡事件的发生。(2)认为银行资金都已占用,不可能再有钱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其实银行资金不管怎么使用,其来源和运用是永远平衡的,问题在于运用的结构可以有很大不同。流动资金贷得越多,库存积压越多,二者互为因果。相反固定资产贷款越多,相应就会减少流动资金的需求。清理“三角债”,源头在固定资产投资就是证明。因此,如果l991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多加500亿元,那么总贷款增加额就不会有2800亿元;(3)认为扩大债券、股票发行可能会影响储蓄的稳定性。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只有存款和现金才最容易被转化为消费基金,证券只能转让,张三的钱抽出来,必定有李四的钱补进去,总储蓄不会因此减少。证券发行多了,静态看,会影响银行存款增加,但动态来看,投资多了,经济规模大了,收入和储蓄的绝对数都相应扩大,所以银行存款不会减少。在上述认识问题解决之后,就必须进行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以疏通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渠道。
　　25.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不仅仅关心总投资规模,及如何实现总储蓄和总投资平衡,我们还特别关心资金的投向或投资的结构,因此,应当统筹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投资的主导方向无疑是前面所说的若干“短线”或最有市场前途的产业。这就是:交通、水利、能源、原材料、车船飞机制造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住宅、各种服务业。这样一个投资的产业结构,势必会要求大中型项目的比重有所提高,基本建设的比重有所提高,平均建设工期相对延长,在建总规模相对扩大。必须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若干重大项目给予特别重视。例如,新建一条南北铁路大干线(京九),应争取在三四年建成;三峡水电工程也应尽快上马。这些项目总投资规模当然大,但每年的投资量其实十分有限,完全是国力可以承担的。
　　26.按照上述结构增加投资,资金筹集的困难就更进一步突出。因为这些重点行业大多是国有经济垄断或占主导地位,过去长期依赖财政资金,目前还有些行业存在着低盈利甚至亏损问题,有些行业将来也不可能盈利(例如普通公路),与现在的社会资金供应结构很不适应。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从两方面同时努力,即:一方面理顺这些行业的价格税收等基本关系,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进程,提高可盈利行业市场筹资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加强政策的引导作用,对低盈利行业的筹资给予优惠帮助,对非盈利行业则只能由财政资金和国债承担。这样,区分不同行业的特性就尤为重要,而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行业区分不够,从能源交通到原材料,甚至机电轻纺都有一定数量预算内投资。
　　27.在目前条件下,或略加调整的条件下,大多数原材料工业,例如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和建筑材料工业,都已具备独立筹集资金的能力,应进一步把它们推向资金市场,即证券市场和长期信贷市场,汽车工业更应如此。商业性的服务业也应如此。电信业的外部市场筹资条件是最优良的,但是由于允许其以征收巨额电话初装费来筹集无偿资金,所以该部门对利用有偿资金(贷款和债券)兴趣很低。这种做法弊病极大,一是鼓励不计成本,妨碍提高效率,拖延经营机制的转变;二是人为缩减市场(因为用户负担不合理且极重,有能力使用者相对减少);三是人为地限制了资金筹集规模和发展速度。正确的做法应当是:(1)逐步调减电话初装费,代之以用户债券,即申请安装者必须预先购买一定数额的电话用户债(初期数量可定得高一些),期限可长一些(5-8年),利率可低一些(5%左右),并允许债券上市交易;(2)鼓励电信部门多使用银行贷款。我们在广东调查了解到,各专业银行对电信业均看好,即使贷款利率低一点,他们也愿意贷,因为风险极小,收益十分稳定,但是,电信部门反倒不积极;(3)加强对电信业的监督管理,促使其改善内部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的电信业服务水准很低,收费却极高(国际长途通信收费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4)城市建设规划、施工,统筹考虑电信设施,建筑物一律要预留电话管线,改变目前明线乱飞的状况,从整体上降低安装成本和运营成本。采取以上措施,我国电信事业就会起飞,“八五”后期每年新增加程控电话500万门以上都是可以做到的。
　　28.电站、铁路、收费公路、机场、港口等等,完全按市场利率筹集资金,不同程度地都有一定困难。因此除继续鼓励地方集资之外,应建立一个稳定的政策金融体系,提供相对便宜的资金。作为过渡性办法,以法令形式规定,所有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将其存款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例如10%)一律转借给建设银行,利率相对低一些,用于支持这些行业的重点建设。此外财政还可以从资本帐户拨出一定数额的资金,建立贴息资金,对上述行业提供贴息资助。
　　29.对于不可能盈利的水利设施、普通公路、国土整治、教育文化科技设施,明确由财政负担。具体资金来源是资本帐户收入和建设国债。目前财政已经十分困难,但是靠增收减支来增加建设资金仍然有潜力,这就必须深化财政改革,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另一方面,要适当增发建设国债,这是合理的可行的。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有许多顾虑,其实,只要不搞成银行发票子来买国债,内债规模大一些也不会影响宏观稳定。我们现在留“硬赤字”(即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形式弥补预算支大于收差额)的作法,实质上是危险的,之所以没出问题,是因为现在国民经济总体上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30.如何调控投资规模和结构呢?这方面我们在认识上、制度和政策上都应当有根本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影响对投资宏观调控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目前的财政包干体制。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代之以合理的税制。不过,即使在分税制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l)全社会总投资规模的确定依照测算的总储蓄规模为基础,并适当留有余地。对各省市、各部门的计划规模“笼子”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不要只考虑“基数”。
　　(2)经法令规定,地方政府除其基础设施、教科文卫和农业项目外,一律不准参予其他盈利性投资。其他生产性项目均由企业或企业集团充当投资主体,立项、报批都由企业来搞。对国家需要控制的行业,则由国家专业部门和计委提出计划意向性项目,企业或企业集团提出申请,企业获得批准后,除少数国家指定建设地点的项目之外,有权自由选挥地点。地方政府如果要争取这些项目建在自已的管辖区域,只能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竞争。如果我们的乙烯项目是由现有企业或企业集团来搞而不是由地方政府为主体,肯定不会出现目前这种规模小型化,乱布点的情况。
　　(3)改变目前实行的限额管理,越大越卡的审批程序。区别行业是政策的立足点。属于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教科文卫事业项目,由地方和部门在不突破各自计划总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自行安排,国家则以审查地方和部门中长期发展计划、规划为主,必要时在一些行业还可保留对项目技术可行性的审查。对加工工业要加强控制,一方面对新兴行业要确保规模经济水准和技术水准,另一方面对已成长线的行业,例如纺织、卷烟、烈性酒酿制等等,可以法律形式禁止新建,各级政府部门严加检查监督。
　　(4)改变过去多年的定点滞后现象,不管什么新产品,如果确需国家控制起步(有些产品也不需这样做),计划和政策应先行一步,然后通过竞争性评审,先定1—3个点,形成批量规模,以后再逐渐放松行业进入的行政限制。不能再重复过去的情况,前面可以自由进入,一大批项目开建,然后才开始定点,势必骑虎难下,一定一大批。
　　(5)控制投资要和提供信息服务结合起来,许多项目上马是因为盲目,即不知道国内外市场情况。建议由计委牵头,组织一个投资信息机构,定期发布投资指南,分产品介绍其现有生产能力,在建能力,国内国际市场前景以及合理的规模或技术标准等等。
　　(6)除上述几点之外,更重要的是,控制投资要从项目、物资为重点转向源头――资金为重点。而这里所说的资金则是全社会资金,而不仅只是财政资金,也不仅只是列入指令性计划的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据我们的调查分析,地方政府的投资,即使是最富裕地区,真正由财政拿钱的并不多,银行按计划切块给的贷款也十分有限。投资资金的大头是各种名目的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对社会资金进行调控则只能以导为主,以堵为辅,一是扩大短线产业中有自筹能力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发行债券和股票的规模;二是前面所说专业银行将一定比例转存建设银行,用于扶持重点产业发展;三是对专业银行自己搞的固定资产贷款要下达一个投向结构计划,项目由银行自己选择;四是扩大发行建设国债,用于非盈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做到上述几点,投资总量和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大大减少,宏观调控就会基本上达到目的。
　　注：*本文写于1992年1月，首先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参考资料》第16期（1992年3月26日）刊发。

把结构调控放在第一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回升，对宏观稳定的担心也与日俱增。然而，问题是什么，症结何在，却是非需要首先认真分析清楚的。许多事实表明，我国经济界依然过分依赖于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今天形势的思维模式，对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重视不够，甚至完全没有注意。这样，一些很流行的看法和结论就可能似是而非。
　　在以现实宏观经济关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基础，同时参考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我们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提出如下看法和对策建议：

总量目前尚属正常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银行贷款和货币投放都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也明显高于前两年。根据这些情况，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或即将进入总需求膨胀状态。我们的看法是，这些指标的变化值得注视，但是，目前的总量关系基本正常。
　　首先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假定今年全年社会投资规模达到7200亿元，虽然超过计划1500亿元，但是并没有突破国民经济实际可以承受的水平。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总储蓄提供的资金总量在8000多亿元，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为7000亿元，那么，还有1000亿元左右的盈余。这1000亿元就会成为流动资产增加（即新增社会库存）或净出口（产品和服务贸易顺差）。
　　由于统计的局限性，我们现在还没有1�10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划的实际数字。但是我们看到，1�10月，产品出口仍然大于进口55亿美元，现汇贸易部分顺差。进出口顺差自然意味着我们的外汇资产增加，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一部分储蓄转移到国外，被外国经济所占用，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业说，是很不合理的。这个事实说明，我国投资规模仍然没有达到充分利用储蓄的程度。一些经济界人士根据钢材等投资价格上扬的事实来说明投资规模已突破安全线，其实这说明的是我们的进口仍然增长不够。本来我们就应当多进口一些短线产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快国内经经济建设步伐，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发展出口和外贸的真正目的，但是由于高关税（钢材线材进口税总计近30%）和严格审批限制，短线进口不足。假定今后几个月我们放松进口，全年贸易达到平衡（目前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都应当这样做），那么，短缺产品价格就会稳定或下降，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能还会大一些，即超过7200亿元。
　　社会库存的情况我们现在同样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但是，原材料库存似乎是下降的，但产成品库存却比去年底又有所上升，半成品或在制品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会是上升的，这样全年下来，社会库存很可能还会新增数百亿元。社会库存增加不管有多少种具体原因，它总是意味着经济资源的闲置，总是要占用社会总储蓄提供的资金。因此社会库存增加这一指标也是衡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否过量的一个尺度。当然，社会库存增加必须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否则这个指标就不真实，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统计的流动资产积累没有进行必要的价格调整，因此有时反映的情况并不真实。
　　如果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200亿元，那么比去年将增长35%左右。看上去有些吓人。但是需要注意两个因素，其一是价格不可比，其二是前三年投资处于低谷，今年具有恢复性质。价格因素需要特别注意，因为近些年来建筑人工费、征地费都保持着快速上升势头，而投资完成额历来是以现价计算的。以1988年为基期，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计比1988年净增长30%左右，但是今年的投资额实行只比1988年净增长20%左右。
　　更不可比的是，可用于投资的经济资源（总储蓄）的相对规模也差别很大。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32%以上，明显超过国内总储蓄，使用国外储蓄200多亿元（净进口），因此投资规模确实过大。今年如果投资达到7200亿元，投资率不足32%，国内总储蓄率是36%左右，因此还有4个百分点的盈余。总之，目前的投资规模远没有达到1988年那样的紧张程度。
　　其次是看银行信贷。今年上半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256亿元，增长速度之快确实罕见。但是，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今年上半年各项存款增加2500多亿元。这样，上半年银行存大于贷1000多亿元。诚然，存款的高增长与贷款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信贷资金形势总量上的宽松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有人认为，目前的存大于贷是正常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外汇占款增加，但是，问题在外汇储蓄的继续增加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引起人们担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今年的信贷投放在上半年就出现较猛的增长，与往年情况很不一样。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作为判定信贷规模是否膨胀的标准，因为近几年金融物价领域出现过许多不合过去常规的变化，这往往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今年上半年信贷增长幅度较大是与以下事实联系在一起的：（1）年初邓小平同志谈话之后，各地出现加快经济建设高潮，生产高速增长；（2）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到位好于往年；（3）流动资金拖欠大幅度减少，“三角债”矛盾缓解。
　　如果1992年全年的新增贷款控制在3500亿元左右，那么增长速度在19%左右，与去年相同。如果增长速度达到1990年的水平，即22%左右，那么新增贷款要达到将近4000亿元。在80年代中期，1984年�1986年，贷款增长率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分别是是32.8%、23.9%、28.5%。那些年份里，国民经济处于某种过热状态，但是也确实是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当然，绝不能用任意扩大贷款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我们也不主张以那时的贷款增长率来作为衡量现在标准。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纳入信贷规模的贷款可能能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增长，而在“笼子”之外的贷款比过去大多了。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标志着宏观金融管理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银行信贷增长的合理与否，最终要以社会资金流量来确定，即以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平衡情况为尺度。正是根据对这些方面的分析，我们变为今年的信贷增加不会形成总量膨胀问题。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新增的贷款都是合理的；恰恰相反，我们觉得不该发放的贷款发放太多，而应当发放的贷款却发放不够。
　　再来看现金投放。人们对现金的高增长比之对贷款的高增长更为担心。1988年以前的经验证明这是有道理的。今年上半年贷币投放出现了类似1988年的局面，4月份就发生了净投放，1�6月，贷币净回笼只有21.9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回笼100多亿元。到9月底，货币净投放已达381.6亿元。又目前的势头来看。今年货币发生势必要突破计划，有关人士预测要超800亿元，甚至更多。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贷款和现金的快速增长。但是，今年的现金大投放比之贷款大投放更有其合理性。我们认为正常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因粮油价格调整、房租和水电煤气价格提高而显著增加，这类交易活动所增加的对现金的需求，估计达200亿元。
　　（2）城乡居民对其他零售商品的购买量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居民持币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消费支出扩大，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会新增100亿元左右。
　　（3）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各种经营活动所需现金量也相应增长，个体户和企业采购人员携带的现金额自然要超出往年，这种新增交易需求可能也达100多亿元。
　　（4）农民现金收入迅速增长，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幅达15%，而农民的持币偏好更强一些，所能一部分货币收入会成为贮藏手段而滞留在农民手中，数额至少不低于50亿元。
　　（5）城市居民金融投资意识增强，持有现金准备购买多种证券的平均数量，保守估计大根不会少于100亿元。
　　（6）今年以来，新登记注册的公司、企业和个体户数量前所未有，到6月底，公司数增加25.5%，个体工商户增加6.2%。它们正常运营所需要的现金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7）财务支出标准调整，例如差旅费标准提高，所需现金交易数额也相应增长。
　　（8）各种服务价格上调，例如飞机、火车票的局部提价，也增加了交易的现金需要量。
　　（9）外汇的市场汇率上升，对人民币现金的交易需求也有所上升。
　　（10）边境地区的进一步开放，扩大了民间贸易规模，人民币流入国外地区，这是一种新的货币需求。
　　总之，今年贷币投放虽然有较大增长，但是，情况基本正常。由于我国经济处于明显的货币化过程，所以现金增长23%左右，最高两年达49.5%（1984年）和46.8%（1988年）。如果今年的现金投放增加800亿元，增长速度是25%，和1986年、1987年的水平差不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真正准备持币购物以求保值的动机如果说不是不存在，那么也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消费市场的稳定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最后来看价格总水平。衡量通货膨胀的最终尺度是价格总水平。这方面的情况并不那么严峻。首先，零售物价指数基本平稳。根据物价局分析，上半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5个百分点，其中4个百分点是价格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因此真正属于通货膨胀性质的零售物价指数还不是完整的消费价格指数，因为它不包括房租、水电煤气、公共交通以及其他生活服务的价格。根据我们的测算，全部消费价格总水平，今年可能上升6%�7%左右，其中属于暗补转明补性质的价格调整影响3�4个百分点，纯粹通货膨胀性质的价格上涨率大约在3%左右，这在经济增长超过10%的情况下，是完全正常的。

结构矛盾制约全局

　　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妨碍着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威胁着宏观稳定。
　　在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服务不足，产品过剩。在居民消费方面，短缺问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服务领域：旅行难、安电话难、租房难、求学难、存取款和买卖证券难，等等。与此同时，许多消费品却供过于求，库存继续在增加。一短一长、一低一高最鲜明是显示出我们经济循环的困难所在。如果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能够较快地扩大，从事这类产业的企业和职工收入就会扩大，对消费品的需求也会扩大，良性循环就会实现。但是由于体制、政策等等原因，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服务业的状况不仅成为影响和决定经济发展的关健，也成为影响和决定宏观稳定的关键。前面的分析表时，今年以来价格水平上涨最迅速的是服务业而不是消费类产品，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这种趋势都不会改变。这种价格关系的调整符合市场规律。但是如果服务能迅速扩大供给，其价格上涨速度就可能放慢；如果服务业供给增加缓慢，其价格上涨速度就会进一步加快。虽然许多基础性服务是政府定价，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个规律。例如火车票、飞机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黑市”，汽车客运则有许多非国营单位经营，其价格基本上是自由的。因此，抑制价格总水平不涨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增加服务业的供给。
　　在服务业当中，产业“瓶颈”效应最严重的是交通和通讯。这两个行业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而且也成为改革开放的硬约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交通和通讯上去了，中国经济的一半问题就解决了。人们看了铁路满足需求的能力降低到65%左右，看到积压产品中到少三分之一是由于运不出去。但是更应当看到，由于交通通讯不便，市场体系的发育受到严重阻碍。就以商品市场为例，今年建筑用钢材，地区之间的最大差价每吨曾高达800元以上；煤炭市场开放最大的障碍就是运输，在现有条件下全部放开煤炭，出现的恐怕不是煤炭市场而是“垄断性的车皮市场”。
　　今年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许多人的头脑里，所谓第三产业就是饮食、修理和各种生活服务业。最重要的领域，例如交通、通讯、教育、科技，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直接督促下，铁路建设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局面，形势令人振奋。如果“三产”其他行业也能如此，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抱非常乐观的态度。
　　投资结构是否合理决定着今年的生产结构能否符合市场需求。应当看到，这次投资高潮兴超之后，出现了一些可喜变化，电力、铁路、公路、机场、电信设施和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项目开工较多，沿海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往任何时候。这显示了价格关系合理化和市场导向作用的增强有了实质性进步。但是，目前的投资结构仍然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第一，尽管有许多新项目开工，但是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额中，能源交通的比重有所下降，今年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能源下降4个百分点，交通邮电下降1个百分点。第二，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后劲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进度完成计划的情况不如去年同期。第三，各种开发区和高科技园区开辟过多过猛，盲目性较大，投入基础性开发资金数额很大。第四，加工工业投资比重回升，上半年全民所有制投资额中加工工业的比重提高1个多百分点，但是应加速发展的产品，例如汽车、集成电路，等等，投资增长速度还不够快。第五，农村富裕地区，过分超前的住宅建设势头又有恢复，不论从社会角度看还是从个人角度看都是一种资源配置不当的现象。
　　无论是投资结构还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倾向，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根源在于资金（并带动资源）的流向不合理。该发展的发展不了，主要原因是缺钱；想压缩的又压缩不了，主要原因在于能搞到钱。今天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在调控结构方面，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是调控社会资金的流动方向。而造成资金流向不合理的根源是现行体制和政策。不改革体制，不调整政策，宏观调控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我们不可能一步解决所有问题，但必须抓紧采取必须采取的措施。
　　首先，要全加速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大胆展开股份化、兼并、拍卖等。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波动固然与经验不足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公司改制和一级市场发展滞后。应当优先选择电力、冶金、铁路、汽车、船舶等需要加速发展行业内的企业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这对改善社会资金流向，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股票市场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已有企业可以搞股份化改革，新建项目也可采取股份公司形式发起，例如“京九”铁路就可以试，先发可转换债券也可以。
　　第二，必须下决心改革投资体制，让企业成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国家批准立项并确定投资的重点建设效果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投资主体错位。许多能源、原材料项目（更不用说加工工业项目），让企业承当投资主体比让各级政府承当投资主体效果肯定会好得多。例如，钢铁、有色、化工、石化等工业，如果让现有的大企业来搞，而不是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府来搞，那种规模不经济、布局不合理问题大都可以得到解决。“八五”计划中的乙烯项目，如果是让现有的石化企业来搞，可以肯定不会搞出那么多的小乙烯来。在确有必要的领域，国家可以施以计划和政策引导，甚至可以招标评估、贴息支持，但不必由政府去承当投资主体。
　　第三，银行信贷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我们现在作为主要调控手段的贷款指标管理办法，越来越显露出弊端。一是总量管不住，因为许多贷款实际上是绕过指标管理放出去了。二是结构控制不了，各种行政干预和“人情”关系，对贷款投向发挥着重要作用，专业银行还不能按真正的商业银行运营。许多贷款在名义上是流动资金，实际上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有的贷款名义上是科技开发、实际上是用于房地产买卖。这种局面是危险的。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切实推行银行企业化进程；通过强化再贷款和再贴现以及开办公开市场业务，逐步取代指标管理。
　　第四，建立起对全社会资金流量进行计划和监控的宏观体系。在安排银行贷款总量、证券筹资总量时，以测算的社会资金流量为基础，避免脱离实际的计划规模在执行中不断调整不断突破的情况。现在我们往往凭感觉和经验来判断贷款规模、证券筹资规模、投资规模，其实这些宏观指标完全可以建立在科学的定量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之上。
　　注：*本文写于1992年11月，最初刊发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调查·研究·建议》第32期（1992年12月10日）。